1980年夏末，距離王建安上將去世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但是關于他去世的消息，卻很少有人知道。

王建安是57名開國上將之一，在軍內享有很高的聲望，按理來說，級別這樣高的大將去世，完全就是軍區大事，但真的沒有什么人知道。

以至于王建安生前的老部下、老戰友在得知他去世后，一個個都為之震驚：“王建安同志什么時候去世的？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

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

王建安，1907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北黃安縣桃花沙河村。由于家里很窮，導致童年時期的他只能靠著乞討謀生。14歲那年，王建安來到地主家做農活，干活期間卻經常遭到這戶人家的打罵，因此在1924年10月，來到武漢當兵。

王建安是個比較有原則的人，因無法接受舊軍隊里的惡習，所以他又離開武漢回到家鄉，從小經歷窮人生活的王建安，此時召集了60個貧苦百姓，他們建立了一支武裝隊伍，不久與中共黃安縣地方組織取得聯系。

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此后，王建安歷任中國工農革命鄂東軍副班長，紅軍排長、連長、營長、副團長，先后參加夜襲楊家寨、花園等戰斗。

1933年，王建安任紅三十軍第八十八師政委，他憑借一身膽識和過人智慧，幾次帶著部隊脫離危險。

1934年秋天，王建安任紅四軍政委，也是在這一年，王建安認識了許世友將軍。令王建安沒想到的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他跟許世友卻雙雙書寫下一段令人想要反復閱讀的故事。

起初，時任軍長的許世友跟時任政委的王建安在工作上搭配得很好，但是，因為張國燾野心膨脹，分裂紅軍，受到了批判，讓很多紅四方面軍的幾位干部受到了牽連。

許世友是個急性子，自然受不了這份冤枉氣，于是帶著十多位軍師準備逃去四川打游擊。就在許世友要出發前，卻遭到了黨中央的阻攔。

原來，許世友的行動被王建安知道了，他認為許世友做事時沒有考慮后果，而且他的這一舉動嚴重違犯了紀律，為避免許世友釀成大禍，王建安一番思考后決定把這件事匯報給中央和毛主席。

當中央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刻出面解決，雖然許世友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所在，但是他跟王建安之間也出現了間隙。此后，誰也不搭理誰。

沒想到的是，抗戰爆發后，王建安和許世友都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山東工作，雖然兩人所在的城市不一樣，但他們都屬于山東軍區的部隊，工作上難免還是會遇到彼此。但即便是見面后，誰也不會主動跟誰說話，昔日老戰友，如今卻成了陌生人，面對這兩塊“頑石”，熟悉他們的戰友也感到很無奈。

1948年7月，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正在醞釀攻打濟南的方案，毛主席認為這項任務可以交給王建安執行。

幾天后，王建安來到毛主席辦公室，毛主席對他說：“這次讓你來，是希望你可以回老家完成一項壯舉！建安同志，根據當前的戰略任務，軍委決定先解放濟南。為了打好這一仗，你不去華北一兵團了，回山東，到山東兵團，許世友在那里任司令員，你去任副司令，有什么意見嗎？”

關于王建安跟許世友的事，毛主席是知道的，他雖然了解王建安跟許世友的性格，但他也不確定王建安能不能服從許世友的領導。

王建安當然也明白毛主席的顧慮，他非常爽快地回答：“我完全沒有意見，一切聽從指揮，我和許世友是老搭檔了，主席您就放心吧！”王建安的這句話讓毛主席之前的顧慮全部煙消云散。

這次見面后，許世友主動走上前，他緊緊地握住王建安的手說：“老同志，我們又在一起了！”

兩位虎將再次聯手指揮戰斗，只用了8天時間就打下了濟南，活捉了王耀武。由此可見，王建安跟許世友都是心思坦然的大將，在關鍵時刻，他們是可以放下個人恩怨的。

作為高級領導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風范和磊落人格，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一天上午，正在站崗的警衛員周忠秀在門口見到了王建安。王建安親切對他說：“我替你站崗，你去吃飯吧！”

周忠秀表示：“我們班長一會兒就來接崗。”

聞言，王建安開玩笑地說：“我是老兵，你是新兵，我站崗比你有經驗，你難道不相信我嗎？”

聽老首長這么一說，周忠秀也慌了，順嘴就說了一句：“我們班長不同意！”

“我和你們班長誰職位高呀？既然是我高，你就要服從我的命令，馬上去吃飯！”

王建安一邊說著一邊坐在警衛室的椅子上看起報紙。見王建安堅持要給自己站崗，周忠秀只好服從命令去食堂吃飯去了。

由此可見，王建安從來不會用官職打壓任何人，即便是一個小小的警衛員，王建安也會替他們考慮。

王建安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平日里，他可以跟下屬打成一片，但是到了關鍵時刻，王建安還是會嚴格要求他們。

1979年，王建安任中紀委常委。凡是涉及軍隊的信訪件，中紀委領導一般都批轉給王建安批閱。

王建安對他在戰爭年代的老戰友，老部下從不袒護和包庇，對高級干部存在的問題總是如實地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反映。

對與自己發生過沖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視也不排擠。某軍區有位副參謀長曾因工作跟王建安爭吵過，但當他了解到該同志是德才兼備的干部時，主動向總政干部部提出了晉升建議。

王建安除了嚴格要求戰友和同事之外，他對自己和家人也是嚴格的。

隨著歲月流逝，王建安身體狀況漸不如前，患上了高血壓和心臟病。醫生鄭重叮囑，務必減少豬油的攝入。然而，他家人多，按照標準供應的植物油根本不夠日常食用。秘書出于好意，通過管理部門，在地方糧店購買了 10 斤花生油。

王建安得知此事后，神情嚴肅，立刻嚴厲地批評了秘書：“高級干部免票購買幾斤油，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仔細想想，這實則已超出了規定范圍。我們作為高級干部，若都隨意打破規則，為自己謀求這般便利，那上行下效，整個社會的規則體系豈不是會被肆意踐踏，后果將不堪設想。”事后，王建安特意交代秘書，讓他去糧店把錢補上。

王建安被調到軍委工作后，組織上考慮到他幾個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打算調回一兩個到身邊照顧他。

但王建安堅決不允許，他說：子女在哪兒參加工作就在哪里干，不能借著這個理由調回大城市，他的孩子不能因他的身份搞特殊！就這樣，這些孩子們全部都留在了外地，直到王建安去世，這些孩子們依舊沒有來到大城市工作。

王建安在家中去世后，老戰友們是在一個月后才得到的消息，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跟王建安的遺囑有關。

他曾經交代妻子：“現在，我們有的追悼會越來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我死后，就不要開追悼會了，也不要送花圈……”

所以，王建安去世當天，牛玉清就向組織請示了王建安生前的囑托，希望可以按照王建安的遺囑去辦理他的身后事，組織表示同意。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王家人“秘密”給王建安辦了喪事，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已經去世了，這就是無人來吊唁的主要原因。

1980年8月4日，《解放軍報》以《贊喪事新風》為題，發表評論員文章，贊揚中央軍委顧問王建安和他的家屬辦喪事一切從儉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