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兩點，把炮聲停了！”——1979年2月22日，諒山前線指揮所里傳出一聲低沉卻決絕的命令。話音落地，參謀們面面相覷，室外的榴彈炮依舊在高唱“鋼鐵搖滾”。劉昌毅卻站起身，披著軍大衣拎槍就往炮兵陣地趕。寒風刮在臉上，他皺著眉說：“荒山里炸空氣，圖什么威風？”

炮聲很快偃息，黑暗又吞沒了山谷。幾名炮兵還想辯解——“師首長指示，先壓制再突擊。”劉昌毅卻擺手：“第一輪炮火就把敵人嚇回洞里，再轟就是給石頭松土，更糟糕的是，友鄰部隊正摸著山脊前進，炮彈要是飛錯，誰擔責？”語氣不高，卻句句釘在雪夜里，誰都不敢再吭聲。

外界對這位副司令的突然到來頗為好奇：廣州軍區不是已有完整的作戰班子嗎？許世友一句“點劉昌毅”解決了所有疑問。說是臨陣換將，其實是把一枚保留曲線的老炮彈再度推出炮膛。1978年11月，廣西方向戰備緊張，許世友翻人員花名冊，看到劉昌毅正以顧問身份在南京小住，便拍了桌子：“老劉跟我多年的脾氣，我懂。他來，我放心。”

認得脾氣是一回事，敢用是另一回事。劉昌毅此時65歲，肩膀埋過彈片，左臂活動度有限，在干部登記表上早被勾了“離休預備”。他自己卻拎著行李進南寧指揮部，說得簡練：“打槍行，寫文件不行。”許世友哈哈大笑：“你寫不寫都隨你，仗打贏就成。”兩個老伙計一拍即合。

到了前線，劉昌毅提出兩條“非常規”要求：第一，不在日間大規模炮擊；第二，每晚派一支偵察小隊摸到火線排雷探路。參謀們覺得過細，劉昌毅舉手示意：“二十年代我擲手榴彈，四十年代我打過山地攻堅，套路變了？無非人多槍精罷了。”他言語粗糲，卻點中山地作戰要害——敵方依洞穴為工事，炮火一停便出洞反擊；我軍若不先摸清洞口位置，白天打夜里清，永遠都在原地跺腳。

值得一提的是，劉昌毅并非初到邊境就“擺老資格”。某日傍晚，他拎著望遠鏡沿著321公路徒步十多公里，親眼看地形。見路旁小村幾乎片瓦無存，他停下問隨行衛生員：“村民撤得怎樣？”衛生員答：“傷員有運下，老人小孩轉移完畢。”劉昌毅“嗯”了一聲，再沒過問。后來總結戰損時，他卻突然追問補給部門：“那段公路土石比去年多了一尺，你們的運輸車能否升級底盤？”細節管到后勤，讓不少年輕軍官暗暗吃驚。

為什么劉昌毅如此在意火炮？老戰友都知道，1933年萬源保衛戰，他帶一個團死守大面山，被敵八個旅圍攻，一個上午就消耗掉三百多箱彈藥。那天午后，一發炮彈在他與許世友身側爆炸，彈片削斷了他的左臂尺骨。自此，他對“炮彈不長眼”這句話有了本能排斥。四十多年過去，習慣沒改。

越南北部多石灰巖溶洞，炮彈炸出煙塵，很少直接殺傷。劉昌毅制定“炮五分、沖十五分、堵八十分”的節奏：炮火只起破壞洞口、壓制火力點作用，真正決定勝負的是步兵貼近爆破以及封鎖后洞口。他把多年前在太行山伏擊日軍用過的“拉網合圍”拿來改進，命工兵組合作業，在洞口傾倒爆破筒，再由步兵分段封堵——這種“把洞變墳”的打法聽來殘酷，卻極大減少了己方漫山追敵的消耗。

而在停炮那晚后，隨軍記者記錄到一個細節：主攻團在夜襲中并未遭到己方炮彈誤擊，反而利用越南軍剛出洞即遭迎頭小突擊的混亂，迅速切斷了幾處交通壕，一小時內拿下兩個高點。許世友事后點評：“老劉這一吼，少犧牲幾十號兄弟。”話雖粗，卻暖人心。

與此同時，劉昌毅的另一重身份——北海艦隊首任司令——也給戰場帶來獨特視角。陸軍軍官討論火炮曲射時，他突然問：“沿海岸線的炮兵連預留射界了嗎？萬一海上偷渡船擾你們尾路，炮打不過去就麻煩了。”參謀一時答不上來，次日他干脆親自南調防小分隊補位，陸海銜接問題就這么被一個“轉業海軍”的老陸軍臨門點破。

戰斗結束后的南寧慶功宴向來喧鬧。喝酒是劉昌毅的拿手活，遇到老長官又在前線重逢，更不肯示弱。有人記得，他一杯白干下肚就抹嘴：“我左手抬不起來，好在杯子右手能端。”許世友笑著舉杯：“那我就陪到底。”桌面擺了兩壺高粱，他們硬是喝了個底朝天。后來傳成佳話，卻也提醒后輩，鐵血與豪情，兼而有之。

從諒山回國，劉昌毅婉拒了“再留軍區掛名”的安排，理由簡單：“八成時間用在醫院，誤事。”但他仍被安排為南方若干省的民兵顧問。一次下鄉，他見村里小伙子練擲手榴彈姿勢別扭，提槍示范，扔出后還不忘喊一句：“別學我左臂，早年弄的！”底下哄笑，他也笑，卻夾著幾分蒼涼。

1984年，劉昌毅正式離休。組織給的待遇是大軍區正職，他卻自嘲：“實際是‘大病區’正職。”可每逢部隊寄來請柬，他多半借口“肩膀疼”推脫，卻給每位新晉團長寫信一封，寥寥幾句：走路莫抄近道，開炮別心急。收到信的人或許不懂字面深意，但只要記得那年的山谷夜色里，有一個倔老頭喊“凈放空炮”，就足夠了。

1999年11月1日，廣州，秋雨淅瀝。劉昌毅走完86年人生，消息簡短登在軍報角落。次日，曾與他同赴越南的老兵自發聚在海珠橋邊喝了三杯，末了默默把空杯倒扣在欄桿上。沒有人提議致辭，風吹得江面起皺，仿佛夜色中那些被叫停的炮火，又悄無聲息地歸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