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不到兩個月,清軍在陸、海兩線接連潰敗。
陸路方面,葉志超所率領的清軍吃了敗仗,從平壤逃奔至鴨綠江畔。1894年9月26日,清軍在風聲鶴唳之下,盡數退出朝鮮。日軍劍指中國本土,以“飲馬于鴨綠江”“經略滿洲”為下一步計劃。
海路方面,黃海海戰讓清軍喪失黃海制海權,北洋海軍從此避戰不出。驚濤駭浪之中,“避戰保船”的緊箍束縛著北洋海軍,這支昔日的亞洲第一艦隊困守劉公島,即將在恥辱中走向覆滅。
秋冬時節,陰風拍岸,比以往的時候更加寒冷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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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侵華的危局,李鴻章上奏力求“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沈陽以顧東省之根本”。清廷采納李鴻章的防御方針,即放棄在鴨綠江南岸與日軍作戰,而是在鴨綠江北岸布置防線。
年過七旬的四川提督宋慶被任命為幫辦北洋軍務,率領旅順剩余的毅軍2000人,到達鴨綠江畔。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率領所部3000人馳援九連城(今遼寧丹東振安區)。在朝鮮吃過敗仗的葉志超屢遭彈劾被撤職,因此,鴨綠江防之戰的指揮,由宋慶和依克唐阿接手。
到10月14日,清軍集結于九連城一帶的兵力多達3萬余人,有大炮90余門。
盡管宋慶、依克唐阿都是久經戰陣的大將,但清軍在鴨綠江防中亦暴露出諸多問題:一是松散雜亂,負責鴨綠江防的有銘軍、毅軍、盛軍、奉軍等70余營,各軍“或值新挫之余,眾心未定;或系新招之眾,戰陣初經”,除了毅軍外,很多軍隊不服宋慶調遣,還有一些軍隊紀律敗壞,“見賊即潰,遇物即擄,毫無顧忌,殺之不止”;二是防線綿長,宋慶在右翼,鎮守葦子溝大營,依克唐阿駐左翼,以鴨綠江上游的長甸城為大營,防線西起海岸,東至長甸城,兵力散布在數十里間,雖有九連城、安東縣等防御重點,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
日軍投入的兵力也是3萬,以第一軍為主。日本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是個“地理達人”。他到達朝鮮北境后,當天就登上義州城北山上的統軍亭,只見鴨綠江兩岸地勢一覽無余。同時,日軍的探子前來匯報:“清軍以九連城為總根據地,伸其左翼于虎山及長甸城,張其右翼至安東縣,在鴨綠江沿岸有炮寨壘營數十,幾百面軍旗隨風飛翻,看來總數不下兩萬人。”而此時,清軍還不知道日軍的底細,也不確定日軍會從何處進攻鴨綠江防線。清軍暴露的種種窳敗,讓日軍有了可乘之機。
經過實地觀察,山縣有朋認為叆河和鴨綠江交匯處的虎山是一處立足之地,于10月24日派兵從東面的安平河口渡江,在江上架設浮橋,隨后向虎山前進。聶士成率軍進行阻擊,虎山的守將馬金敘“選奮勇五六百人登山為壘”,抱著與虎山共存亡的決心拼死力戰,毫無退卻之色,先后打退了桂太郎率領的第三師團長的三次沖鋒。馬金敘身上中了十余槍,其弟弟在前線陣亡,但虎山陷入日軍三面包圍,清軍各部相距太遠,眾寡懸殊,清軍戰死三四百人,仍無法避免虎山失守的命運。
虎山激戰后,山縣有朋以虎山為大本營,趁著夜霧朦朧,向清軍所守的城池發動襲擊,接連占領九連城、安東縣。10月27日,坐擁3萬清軍的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大量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被日軍繳獲,據日軍公布數字,其中有大炮74門、步槍4401支、精米2590石、雜谷2000余石等,還有馬糧和其他雜物無數。
得知鴨綠江大敗的光緒皇帝以“強弱不敵”為由安撫軍隊,但也告誡宋慶等前線將領“毋得株守一隅,不思變計”。
然而,留給清軍的時間不多了。
在日軍如狼似虎的攻勢下,遼東岌岌可危,一樁慘無人道的罪惡血案即將到來。
▲中日甲午戰爭形勢圖。圖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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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海戰后,北洋海軍遭受重創,放棄了黃海制海權的爭奪,僅有的幾次“出巡”,只是往來于旅順、威海兩個海軍基地。由于海防缺失,自10月24日起,日本陸軍在海軍“聯合艦隊”的掩護下,陸續抵達遼東半島的花園口(今遼寧莊河市)。日軍的登陸活動進行了半個月,登岸日軍約2.5萬人,在此期間,清朝未能及時采取對策。
直到11月6日,日軍攻陷金州(今遼寧大連金州區),朝廷才下達諭旨,要求李鴻章派“海軍各艦前往游弋截擊,阻其后路”,但這時日軍已經登陸完畢。
遼東半島南端的旅大(旅順-大連)半島,猶如渤海的咽喉,而金州城正是旅順的門戶。駐守金州的守軍只有3080人,分為副都統連順的制兵和正定鎮總兵徐邦道的拱衛軍,當時,從鴨綠江潰敗的清軍尚未緩過勁來,其余援軍也遲遲未到,只有大連灣守將趙懷業派出自告奮勇的前營營官周鼎臣,抽調二百人,前往接應。徐邦道等人只能在金州“殊死防戰”,擊退了日軍的多次猛攻,直至“將士受傷、兵勇傷亡大半,力不能支,致城被陷”,城破之后,還有一支清軍與日軍展開巷戰,他們除“十四名殘傷被俘外,余皆壯烈犧牲”。
▲金州之戰后,城外的清軍遺體。圖源:網絡
日軍從花園口到金州城的一路上,當地百姓發揮自身所長,不斷進行抵抗。有個姓姜的老獵手,在日軍行進路上挖了多個捕狼的大坑,誘騙日軍馬隊跌入坑內。有個鐵匠和兩個農民操起木棒襲擊日本的哨兵,把這個日本兵的頭部打成重傷,后來被捕受審時,鐵匠巋然不動,至死咒罵不止。村民陳寶財帶著44名同鄉,埋伏在半路,襲殺多個路過的日本兵,惱羞成怒的日軍派出大隊人馬圍攻陳寶財等人,這群村民全部犧牲。
日軍侵占金州后,在城內挨家挨戶搜捕,燒殺淫掠,“進路上遇有難民,不分男女老幼,槍擊刀斫,直殺至西門外始止”。城內西街有一戶曲姓人家,僅剩姑嫂姊妹和孩童十人,見日軍闖入家中,幾名女子欲拿起菜刀、剪刀,和日軍拼命,最后一家人都被日軍投入井底而死。
日本的隨軍記者,如實記下了日軍攻陷金州后,血流成河的慘狀:“市街上到處可見兵士和市民的尸體,死豬、死狗雜陳,軍旗遺棄在地,衣服、家具散亂各處,光景極為荒涼慘淡。”
連順、徐邦道力戰而失金州后,奔赴旅順求兵救援,希望奪回城池。但旅順諸將眾志不一,有人言戰,有人言守,無人赴援,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之后旅順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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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奪取金州的次日,便向大連灣發起進攻。清朝對防守大連灣已經失去信心,李鴻章授意盛宣懷,致電大連灣守將趙懷業等,提出兩個方案,一是守住金州通往旅順大道上的南關嶺,在沿途多安炮位、多設地雷,另一個方案是,如遇緊急情況,可放棄大連灣而專守旅順,“以保旅順為要”。
清軍棄而不守的態度,讓日軍輕而易舉地拿下了大連灣。更可悲的是,李鴻章的部下在大連灣經營多年,除了餉銀及時運走外,軍械、彈藥等都落入日軍手中。
日軍接連攻陷金州、大連灣后,下一個目的就是號稱“東洋第一堅壘”的旅順。
旅順后路的各炮臺由臨元鎮總兵姜桂題的桂字軍和記名提督程允和的和字軍駐守,到旅順之戰前,共8營4000人。旅順海岸炮臺的清軍,則有記名提督黃仕林、記名總兵張光前各帶4營,共4100人。另有衛汝成率成字軍5營及馬隊一小隊赴援,以及從金州、大連灣撤離的連順、徐邦道和趙懷業等殘部。如此一來,旅順的總兵力為14700人,雖不及登岸的日軍總數,但只要眾將齊心協力,仍有一戰之力。
但清軍犯了和此前一樣的錯誤。以上七名統領互不相屬,在御敵時難免各行其是。旅順眾將認為這樣終歸不是辦法,經過一致討論,推選姜桂題為頭,讓他主持大局,可姜桂題才能平庸,難有作為,他對日軍毫無對策,只知不斷致書朝廷,請求支援。
朝廷的反應讓人哭笑不得。李鴻章得知日軍已破鴨綠江防,又連下金州、大連灣,旅順必定陷于孤危之境,于是派廣東提督唐仁廉前往旅順督率諸將,但無船可到旅順,只能改派唐仁廉走陸路赴奉天。
危急時刻,徐邦道站了出來。
11月18日晨,日軍騎兵第一大隊長秋山好古率軍至旅順土城子,進行偵察掃蕩。秋山好古是日本陸軍的名將,曾留學歐洲,學習騎兵戰術,回日本后統領騎兵部隊,活躍于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他還有個弟弟秋山真之,后來是海軍名將。
姜桂題主張“緊守長墻土炮臺”,對于日軍偵察部隊的出現并不重視。徐邦道不久前在金州和日軍交手過,認為應該挫一挫日軍的銳氣,請姜桂題提供槍械,出城迎敵。姜桂題只好同意,讓徐邦道自己去軍庫挑選武器。徐邦道便率領殘部出戰,出發前成功打動了衛汝成,衛汝成(盛軍統領衛汝貴之弟)遂帶領成字軍參戰。
秋山好古的騎兵隊看到清軍出來搶先占領高地,都納悶了,之前清軍看到日軍都是狂奔后退,今日竟然上前阻擊。有部下認為其中有詐,建議秋山好古撤退,秋山好古卻頗為自信,繼續策馬向前。
事實上,徐邦道和衛汝成的軍隊已經占得先機,清軍的位置便于進攻,而日軍都是騎兵,一時難以沖上高地,很快陷入重圍,進退維谷。秋山好古這時才知大事不妙,緊急發出撤軍命令,徐邦道乘勢追擊,日軍在混亂中不斷后撤,連傷員也來不及運走。一向善于騎兵作戰的秋山好古最后是在步兵的掩護下,九死一生地逃出戰場。
徐邦道和衛汝成所部一直戰到下午4點,因為缺乏后援,饑餓疲憊,不得不退兵。土城子阻擊戰共造成日軍傷亡55人,擊退了名將秋山好古,是旅順戰場難得的勝仗。
但是,徐邦道主動請纓取得的勝果,并沒有扭轉旅順消極防御的局面,贏了這場小戰斗,依然改變不了整場戰役的形勢。
在甲午戰爭中,這樣的場景一次次地出現,左寶貴在平壤北門堅守陣地,戰死于炮火硝煙之中,鄧世昌欲指揮致遠艦與日艦同沉,不幸葬身大海,金州城外的百姓自發地阻止日軍,遭遇日寇血腥報復。中國不缺勇敢者,但在一場滿盤皆輸的棋局中,局部的勝利不能挽回敗局,個人的犧牲無法改變結局,他們的事跡更加讓人痛徹心扉。金、旅之戰的數月后,徐邦道又到牛莊、田莊臺等地繼續抗擊日軍,不久后病逝于軍營,享年59歲。
1894年11月21日,旅順陷落。
時人說:“旅順之防,經營凡十有六年,糜巨金數千萬,船塢、炮臺、軍儲冠北洋,乃不能一日守。門戶洞開,竟以資敵。自是畿甸震驚,陪都撼擾。”
在旅順,毫無人性的日本人將刀槍對準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在持續4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中,共屠殺無辜民眾2萬余人。有學者考證,“除有家人領尸擇地安葬者千余外,據扛尸隊所記,被焚尸體實有一萬八千三百余”。
▲日軍在旅順犯下大屠殺慘案。圖源:網絡
美國《紐約世界報》、英國《泰晤士報》等媒體都刊載了這一震驚中外的慘案,指責日本血腥殘酷的暴行。日軍卻找各種理由推脫,說他們殺的是混在老百姓中的中國軍人,多年以后,他們在南京大屠殺后也是用這樣無恥的借口自欺欺人。
當時身在旅順的美國記者克里爾曼為《紐約世界報》發出通訊,稱:“我親眼看見旅順難民并無抗拒犯軍。日人謂槍彈由窗及門放出,盡是虛語。日兵并不欲生擒。我見一人跪于兵前,叩頭求命,兵一手以槍尾刀插入其頭于地上,一手以劍斬斷其身首。有一人縮身于角頭,日兵一隊放槍彈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斬之,幾成兩段。有一難民在屋脊上,亦被彈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槍尾刀刺插十余次……
戰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為槍彈之聲驚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見一武弁帶兵一隊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一無衣服之嬰孩,其人急走,將孩跌落。一點鐘后,我見該孩已死,二人被槍彈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執槍尾之刀者即時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纏白布紅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將刀連插伏地之人頸項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日本統帥與其分統,非不盡知連日屠殺。”
旅順大屠殺后,城內的中國百姓僅剩36人存活,他們的帽子上粘著“勿殺此人”的標記,而日軍留下這36人,只是為了讓他們掩埋遇難的中國同胞遺體。
▲《紐約世界報》撰文報道旅順大屠殺。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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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隨著遼東戰局每況愈下,山東方面也傳來了壞消息——留守威海港口的北洋海軍,即將遭受滅頂之災。
明代設衛于山東半島東北端的威海,主要是為了防御倭寇的侵擾。清朝入關后,仍以威海衛為軍事重鎮,該城前臨海灣,背靠群山,與遼東半島的旅順口遙遙相對,形成扼守渤海的雙閘。在威海港口中央,有一處劉公島,島東西長不過4公里,最寬處也才1.5公里,卻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如一艘戰艦守衛著威海。北洋海軍將威海作為屯泊之所,沿岸建有各類炮臺25座,并在劉公島設有軍工廠、軍火庫。
甲午戰爭爆發后,李鴻章采納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建議,命人在威海南北兩口增設“水雷攔壩”工事,即在出海口排列長丈余、直徑一尺半左右的木材,以鐵索將木材連接在一起,并用錨固定于海底,木欄附近布置各種水雷,將威海衛口完全包圍起來,在木欄中間留有一個活動門,平時關閉,用時開啟。李鴻章自認為“水雷攔壩得力,倭船必不敢深入”,殊不知在日艦的沖擊下,這道防線如同紙糊的一樣。
北洋海軍之所以困守威海衛,是采用了所謂“避戰保船”,或者說“保船制敵”的消極防御戰略。黃海海戰后,無論是前線的官兵,還是坐鎮后方的李鴻章,都看清了中日海軍的實力差距,李鴻章對丁汝昌做出指示:“有警時,丁提督應率船出傍臺炮線內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保住北洋海軍、守住威海衛,是李鴻章最后的希望。
另外,在黃海海戰中遭受重創的軍艦需要進行維修。丁汝昌在寫給盛宣懷的信中說,經過黃海一役,“復失四艦、廢一艦,現在勉強差堪戰斗者,僅‘定’、‘鎮’、‘濟’、‘靖’、‘來’、‘平’六艘而已”。
正因如此,每一艘軍艦都彌足珍貴,經不起半點折騰。11月14日,鎮遠艦在進港時發生觸礁事故,傷情嚴重,修了多日才勉強補救,但已不能出海作戰。鎮遠管帶林泰曾自認有愧,憂憤自殺。鎮遠是與旗艦定遠齊名的姊妹艦,這一事故發生后,北洋海軍的士氣更受打擊。
隨著日本陸軍在遼東長驅直入,海軍也有了新的動向。1894年12月,日艦不斷在山東半島海面出沒,次年1月,日軍海陸并進,對威海發起進攻。到2月1日,除劉公島和日島之外,威海其余區域都被日軍侵占。
威海北岸炮臺失守前夕,丁汝昌駕船登上炮臺,與督辦威海防務的戴宗騫商議對策。戴宗騫無奈地對丁汝昌說:“綏、鞏軍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綏軍一營,守臺及保長墻等處。”當天晚上,僅剩的綏軍一營也逃散了。不久后,丁汝昌再次見到戴宗騫時,戴告訴他,自己已經成了光桿司令:“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臺、墻守兵亦潰西去,全臺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知道大勢已去,請戴宗騫前往劉公島避難。戴宗騫卻說:“守臺,吾職也。兵敗地失,走將焉往?吾唯有一死以報朝廷耳!他何言哉!”丁汝昌派人強行將戴宗騫救走后,戴宗騫只是對前來護送他的海軍凄然一笑,然后意味深長地說:“老弟,謝謝了。我的事算完了,單看丁軍門的啦!”登上劉公島后,戴宗騫愧憤不已,吞金自殺。
1895年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命令艦隊,將炮火對準劉公島和日島,發起總攻。
康濟艦管帶薩鎮冰帶領30名水手負責防守日島炮臺,在敵眾我寡的逆境中堅守,不斷反擊日艦,一度擊中扶桑號左舷,造成日艦筑紫船員死傷8人。但是,日軍如潮水般涌來,小小的日島難于御敵,炮臺也被日軍摧毀。丁汝昌見日島即將失守,命薩鎮冰返回劉公島。日艦擊毀日島炮臺后,劉公島成了一座絕望的孤島。
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在劉公島展開最后一戰。
日艦一開炮,港內的13艘魚雷艇和2艘汽艇突然全速沖出港口。原來,這些魚雷艇原本不隸屬于北洋海軍,而是歸旅順魚雷營管理,他們不愿與劉公島共存亡,竟然當場逃離。但在日艦的猛烈攻勢下,這些魚雷艇一艘也沒逃掉,或擊沉,或擱淺。
此時,丁汝昌向李鴻章發出最后一封告急信:“自雷艇逃后,水陸兵心散亂,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軍不到,則船、島萬難保全。”
2月9日,丁汝昌親自登上葉祖珪率領的靖遠艦,和平遠等艦最后一次出港,與日艦殊死一戰。丁汝昌可能想戰死海上,保全名節。戰至中午,靖遠被兩枚炮彈擊中,左右兩舷皆破,船頭下沉。丁汝昌本要與船俱沉,卻被船員搶救上岸。丁汝昌仰天長嘆:“天使我不獲陣歿也!”
次日,日軍已經封鎖劉公島的出路,北洋海軍的“保船”方案徹底破產。為了避免軍艦落入敵手,丁汝昌下令,將船艦自沉。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在親自下令毀船后,吞鴉片自盡,他平時常說:“船亡人亡!”但是,北洋軍艦只有擱淺的定遠、靖遠兩艦得以自毀,而鎮遠、平遠、濟遠等10艦在戰后不幸被日軍俘獲,編入日本艦隊。
劉公島淪陷前,丁汝昌服毒自盡,結束了他60歲的生命。之后,北洋海軍官員牛昶昞派人向伊東祐亨遞上降書。2月17日,日本聯合艦隊趾高氣揚地駛入威海衛港。與此同時,薩鎮冰駕駛康濟艦,運送丁汝昌、劉步蟾等戰友的靈柩,緩緩駛離劉公島。
▲牛昶昞(左二)在《威海降約》上簽字。圖源:網絡
威海衛一戰,是北洋海軍與日本艦隊的第三次交鋒,一般認為,此戰也宣告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勝負。這場緣起于朝鮮的中日戰爭,以清軍的失敗告終。
凄風冷雨中,薩鎮冰帶著戰友們的遺體,離開了這處傷心之地。此后,薩鎮冰歷經清末、民國,一直投身于中國的海軍事業。他活到1952年,在甲午戰爭的半個多世紀后,見證了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的勝利。
據說,暮年的薩鎮冰寫下了這首詩:“五十七載猶如夢,舉國淪亡緣漢城。龍游淺水勿自棄,終有揚眉吐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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