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系一起緬北涉詐案件，園區內有多個公司，底層員工皆以綽號互稱，只有管理層才知曉真名，故沿用。

2023年11月，阿林涉嫌詐騙罪、偷越國（邊）境罪被刑事拘留；次月被逮捕。2024年1月，接受阿林親屬委托為其辯護，初次會見受阻。與辦案機關溝通無果，通過司法局（律協）協調并到某檢控告，才得以會見。

2024年6月，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期間退偵一次。2024年8月，補充偵查完畢移送起訴，與某檢溝通，提出律師意見如下：認可阿林實施偷渡行為，違反國（邊）境管理法規，但不屬于《刑法》第322條規定的“情節嚴重”情形之一，不構成偷越國（邊）境罪，具體不展開。

為什么沒有就詐騙罪提出意見？基于兩點考慮：其一，案件存在第二次退偵的可能；其二，閱卷后，對偷越國（邊）境罪的觀點是無罪，可先行提出；詐騙罪則作罪輕辯護，待某檢的量刑建議提出后，有針對性的提出律師意見，既符合程序也更為穩妥。

2024年9月，案件沒有第二次退偵，移送法院審理，指控犯罪事實：阿林、阿豪等16人偷渡至緬甸，加入詐騙園區的甲公司參與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甲公司內設5個小組，阿林系丙組組長，阿豪是代理，其余組員。甲公司騙取徐某14.1萬元（張天實施），騙取顧某241.64萬元（青狼實施）。

公訴機關認為：1、16名被告人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在詐騙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從犯，系坦白。其中，青狼涉案數額特別巨大，其余15人數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2、除阿林、大嘴和左手外，其余13人還應當以偷越國（邊）境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數罪并罰。

拿掉偷越國（邊）境罪，固然可喜。對阿林而言，究竟只是“其他嚴重情節”（指在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還是包括數額巨大？起訴書沒有明確，但在具體刑期上有較大差別。

還有一個疑問，筆錄顯示，16名被告人都自愿認罪認罰，為什么某檢沒有走認罪認罰程序呢？

2024年12月，法院通知開庭，遂與某檢聯系，答復認罪認罰可能在庭審休息時搞，或庭后進行，不確定。當問及在為什么沒有在審查起訴階段進行認罪認罰時？答復量刑尺度不好把握，已請示上級。

庭審在上午開始，12點休庭時，尚處于法庭調查階段，合議庭同意公訴人提出的在中午1點至2點，進行認罪認罰程序。

因其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量刑建議均無意見，兩名公訴人各帶一名助理，半小時就完成了15名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我在門口旁聽。

最后一位是阿林，可能是有意為之。

羈押室內，阿林在場。某檢的量刑建議是有期徒刑三年到四年、并處罰金二萬五千元。阿林轉頭看我，我提出量刑過高的意見，并詢問量刑依據時。答復：我們考慮了在詐騙園區干的時間長短、組長和組員的區別，阿林是組長，時間長（7個月）。我以“其他嚴重情節”為基礎，按量刑步驟依次確定量刑起點、基準刑，經過調解后得出的結果是兩年一個月。

控辯雙方溝通時的對話如下：

控方：你是按最高幅度扣減的。

辯方：那你們按最低幅度扣減的？

控方：也不全是，阿林涉案金額14.1萬元，根據省檢和省高院關于量刑指導意見的實施細則，詐騙犯罪數額達到5萬元“數額巨大”標準，每增加六千元，增加一個月刑期，這里就多了15個月（之前的擔心終于發生了）。

辯方：起訴書沒有并明確認定張天實施詐騙徐某14.1萬元時，是阿林的組員，與此相關的證據存在矛盾，是不充分的。

以上是對量刑建議的縱向分析后，提出律師意見，接下來的對話是對同案犯量刑之間的橫向比較。

辯方：阿林只有一罪，而大部分組員是兩罪，阿林基于組長高于組員的刑期，能否與偷越國（邊）境罪的量刑相當？

控方：我們對偷越國（邊）境罪的量刑建議是拘役，而詐騙罪是有期徒刑，前者被后者吸收（注：《刑法》第69條第2款：數罪中有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執行有期徒刑）。

辯方：雖然有法律規定，但從全案量刑均衡上比較，希望考慮到一罪與兩罪的區別，在刑期上有所體現。否則，檢察院指控的“一人犯數罪，應當數罪并罰”將毫無意義。

兩名公訴人走出羈押室，來到走廊商量，聽到在打電話。本案曾因量刑尺度向上級請示，如果調整量刑建議，按程序應匯報。可能，剛才的溝通有了效果。

控方：我們同意將量刑建議調整為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個月，你們如果同意就簽。

辯方：我還是認為刑期過高，能否再少半年？

控方：不得行，已經匯報了，現在2點了，馬上就要開庭。

辯方：請給我5分鐘時間，我給阿林解釋一下（注，我不想因為沒有簽署具結書，讓阿林失去認罪認罰帶來的從寬處理優惠）。

解釋后，阿林同意簽，公訴人當場將具結書上的量刑修改為三年至三年六個月，并劃掉罰金。我繼續與公訴人交換意見。

辯方：我堅持認為阿林涉案金額14.1萬元的證據不足，量刑過高，現時間有限，我將在庭上就此詳細闡明意見，希望不要因此影響阿林的認罪認罰從寬。

控方：你們律師是獨立辯護，認罪認罰是被告人自己的意思，不會影響的。

辯方：好的，謝謝。

庭審繼續，主要有兩個爭議焦點：

其一，阿林是否應對張天詐騙徐某14.1萬元承擔責任？

首先，張天的供述和被害人徐某陳述及報案記錄、聊天記錄、銀行明細等，證明徐某被詐騙的時間是2023年7月5日和6日。

其次，證據中涉及張天到丙組的時間，有三人供述對阿林不利，暫且不表，只說有利的五人供述。1、張天供述：我在乙組，組長是阿林；2、阿林供述：張天原來是乙組的，后到丙組；3、大嘴供述：張天在2023年7、8月份開了一個大單，張天原本在乙組，開單那天他的組長不干回國了，張天就被分到丙組；4、毛毛（另案）供述：2023年五六月份，我擔任乙組組長，做了2個多月組長后回國了；5、阿凱（另案）供述：我先是干了1個月業務員，在2023年7月底干的乙組組長，我是頂替毛毛的位置，因為毛毛回國了。

最后，對以上五人供述分析如下：1、張天講乙組組長是阿林，是記錯了。他先在乙組，后到的丙組；2、因為人員調整頻繁，張天和阿林都記不得張天到丙組的具體時間；3、大嘴記得張天到丙組的時間是乙組組長回國時，大概7、8月份；4、阿凱確定是在2023年7月底頂替回國的毛毛擔任乙組組長。

結論，張天在2023年7月5日、6日詐騙徐某時在乙組，沒有在丙組，阿林不應對“張天詐騙徐某14.1萬元”承擔責任。

其二，16名被告人在境外被羈押的具體時間。

據阿林等人供述，他們于2023年10月3日在緬甸某地被警方抓獲、關押，期間還開過庭。11月19日在云南某口岸被移交中國警方。本案于11月21日立案，22日刑事拘留。根據兩高及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第15條規定，對境外司法機關抓獲并羈押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在境內接受審判的，境外的羈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

據此，阿林被刑事拘留前羈押的50天（2023年10月3日至11月21日），應折抵刑期。

控方認為，曾書面要求偵查機關收集并提供本案被告人在境外羈押時間的證據，偵查機關書面回復無法收集，不能提供。既然沒有證據證明境外羈押時間，不同意辯方折抵刑期的意見。

辯方反駁，除張天和青狼外，指控其余被告人“犯詐騙罪及其他嚴重情節”的證據只有口供及同案犯證言，而14名被告人就“境外被抓獲、關押時間”的供述完全一致。他們的供述既然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為什么就不能以此認定境外羈押時間？況且，被告人是由緬甸警方移交，在移交前存在抓捕、關押、外交協商、辦理移交手續等程序，這必然需要時間，不可能緬甸警方當天抓捕、當天移交。

控方提出，量刑建議是幅度刑，對被告人供述的境外羈押時間，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庭審結束后，形成書面辯護意見郵寄法院，同時將“阿林不應對張天詐騙徐某14.1萬元承擔責任”單獨形成律師意見郵寄給某檢。

待收到后，先與法官聯系，法官答復已看，讓與某檢聯系；某檢答復需要進一步核實，問是否與法院聯系過。我據實陳情，希望檢法兩家就此溝通，并坦言不想因為14.1萬元的認定錯誤而引發二審。

一周后，再與某檢聯系，答復將阿林的量刑建議調整為兩年六個月到三年；法官通知第二次開庭時，叮囑我提前到，因為阿林的量刑建議要調整，具結書重新簽。看來，檢、法兩家已達到一致。

提前半小時到法院，幾分鐘后，在羈押室內，阿林重新簽了認罪認罰具結書，量刑建議為兩年六個月到三年。

庭審開始后，審判長宣布恢復庭審調查，理由是本案經合議庭評議并報審委會討論后，認為公訴機關對部分被告人的量刑建議不當，建議調整。接著，公訴人宣讀阿林第二次簽署的認罪認罰具結書，法庭當庭核實。

休庭十五分鐘后，進行了口頭宣判，阿林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二萬二千元。

等候簽庭審筆錄時，分別向公訴人、法官，道聲謝謝。

插曲。辦案期間，除第一次會見未遂外，完成11次會見。某次會見時，阿林調整到其他監室，新的獄友告訴他：“某警官在訊問時提到了你的律師，居然敢去告他們，要收拾你。”唉，何苦呢。

《刑事訴訟法》第39條明確規定了律師會見權，遺憾的是，法律沒有對侵犯律師會見權應受何種懲戒作出規定，類似情形時有發生。對侵權沒有懲戒，則權利難以保障。

結語。認罪認罰的本質是訴辯交易，在被告人構成犯罪的前提下，辯護人要盡力為當事人爭取較輕的刑罰，提出的意見應當有證據和法律作支撐，才能說服檢、法兩家。

庭審結束，辯護不止，判決之前，皆有可能。

本文作者：四川樂山何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