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在北京大學（北大）歷史上，蔡元培校長最為后人推崇、最德高望重。他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將北大建設成追求學術的海洋，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源頭。蔡元培被尊稱為北大“永遠的校長”。

蔡元培1868年生于浙江紹興書香門第，自幼博覽群書，秉性聰慧，4歲入家塾，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25歲以全國第37名中進士。蔡元培在短短8年內便完成了從秀才到進士的遞昇，足見其才高八斗。

蔡元培從1893年起在晚清政府當官，眼見國事頹靡，百廢待興，逐漸意識到封建思想落后，力主民權和解放，宣傳科學和革新。1905年（37歲），蔡元培加入同盟會，獲孫中山委任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民國（1912年）建立后，蔡元培一度遠赴法國，其后回國，從1916年起出任北大校長到1927年（59歲）卸任，長達11年。

蔡元培學貫中西，精于哲學、倫理學、文學。世人多關注他在教育和思想上的成就，導致“人掩其書”，其實他于書法造詣甚深。在蔡元培故居內珍藏有他當年中進士的殿試卷，保存極為完好，論述“西藏的地理位置”，政策分析水平極高；這還不說，書法更是一絕。蔡元培年幼時以“館閣體”啟蒙，后又學習顏真卿、柳公權和蘇軾等名家。他的“館閣體”不一定及得上其他書法家如張謇、康有為和劉春霖，但蔡元培不被成法限制，楷書中帶有行書的筆意，體勢開張舒展，藏鋒起筆，行筆中鋒，筆畫秀潤，剛柔并濟，起收沉穩，轉折之處方圓并用，撇捺之間輕盈舒展，一絲不茍，有破有立，反映他在教育思想上的原創性。他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改革家，毫不偶然。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蔡元培（30歲）毅然決定辭官歸故里，委身教育事業，認為教育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1901年，蔡元培出任上海澄衷學堂校長；同年9月，獲聘為經濟特科班總教習。從1903年起，他活躍于愛國學社，宣傳新思潮，從事教育和革命活動，輾轉青島、紹興和上海，并曾遠赴日本。1905年，蔡元培加入同盟會參與反封建帝制的斗爭。1907年，蔡元培在駐德公使的幫助下前往德國柏林，研究心理學、美學和哲學。海外留學生活的經歷，為蔡元培日后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從1916年起，蔡元培（48歲）出任北大校長，積極廢舊鼎新、開學術自由之風。1917年1月，他發表演說時，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長，而以抱定宗旨為首要”。用現代語言描述，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初心就是教育革命，使命就是拯民救國。這就是北大抱定的宗旨。

蔡元培任職北大校長期間，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魯迅等到北大任教，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以新思潮培育新青年，使北大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包括研究俄國大革命的成功經驗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蔡元培同時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大辦校役班（照顧校工）和平民夜校（社會招生），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

民國初年，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個法令《大學令》，1912年10月頒布。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1927年4月）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員會、籌設大學院及研究院，主導教育及學術體制改革。此外，從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兼任中法大學校長。里昂中法大學是中法大學在法國的分校，和留法勤工儉學有密切關系，培育了一大批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精英分子，包括周恩來、陳毅、蔡和森、向警予和鄧小平等人。

1919年“五四運動”中，蔡元培積極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千方百計營救被捕學生。1927年國共分裂中，蔡元培參與發起護國救黨運動，反對蔣介石濫殺共產黨人。1937年，蔡元培（69歲）已體弱多病。七七事變后國事蜩螗，同年11月，蔡元培決定舉家從上海遷往香港，先住在港島堅尼地臺，后來搬到九龍柯士甸道。蔡元培在港期間由于身體原因深居簡出。1939年，他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但仍然關注抗日救國活動并表達愛國鮮明立場。可惜他身體虛弱，難再積極參與。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葬于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香港和“五四運動”時期內地文化人的交集極多，蔡元培是代表人物。他在暮年時期來到香港并永遠留在這里。香港以這種方式接納了“五四運動”的偉大人物。香港以溫情和善意，以中西文化的地緣匯聚，傳播著五四精神。筆者自從1968年從皇仁書院的雷鏡鎏老師認識到“五四運動”以來，每年3月都會想起蔡元培。本周又迎來清明節。歲月無聲消逝，不覺間蔡元培離世已85年了。

蔡元培最后的日子在香港度過。他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教育改革家。當教育改革遇上官僚體制，容易被束縛弄到一事無成。我們今天紀念蔡元培逝世85周年，值得香港特區的高官高管和學者教授們深刻思考。

戰后以來，香港北大同學會每年都會到蔡元培墓前舉辦春秋二祭。85年前已有動議在香港籌辦“元培書院”，翌年（1941）因日軍入侵而胎死腹中。1959年，四年制私立大學“元培書院”終于開辦，首任校董會主席和院長都是北大校友，校址初設于深水埗大南街，后遷到廣東道和山東街；到上世紀70年代，因缺乏港英政府支持，遺憾停辦。上世紀70代，培元英文書院設立，校址在筲箕灣，徐校監和程校長頗有建樹。筆者和不少當年大學同窗都曾全職或兼職任教于培元英文書院。香港高校以蔡元培命名以表敬意的建筑不少，筆者較為熟悉的香港浸會大學，有學生宿舍命名為“蔡元培堂”。在港中大金耀基教授的記憶中，1968年蔡元培百年冥誕，香港北大同學會以蔡暮年久失葺，倡議重修。歷經10年，1978年完成并樹立新碑，修葺后的蔡墓直到今天。

多年來，香港文化教育界不時舉辦紀念蔡元培的活動，包括生平事跡展、專題論壇、公祭儀典等。學者盧瑋鑾尤其熱心，多少年來帶領學生掃墓祭奠。1979年，著名歷史學家周策縱（研究“五四運動”的專家）和詩人余光中、黃國彬（筆者皇仁書院的師兄）一起到蔡墓憑吊，相約以詩文銘志。余光中有詩：“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作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從鴉片煙的濃霧里醒來。”

上世紀80年代，時任北大校長丁石孫、來自臺灣地區的吳大猷、李敖等都曾先后來到香港出席紀念蔡元培的活動或專程謁墓致敬。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當年國家代表團也曾來到蔡元培墓前致祭，以示薪火相傳。2018年，蔡元培誕辰150周年之際，香港舉辦了“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主題展覽。特區政府和來自教育、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等領域的專家學者出席。年去歲來，蔡元培墓前的鮮花不輟，到來鞠躬憑吊、遙想當年的覺醒年代，和這位平凡而偉大、嚴厲而親切的教育革命家隔空對話問候、追思緬懷。“蔡元培”成為融通中華民族情愫的新文化符號，建構中華文化自信的歷史里程碑。

新時代的今天，我們對文化自信有了深刻理解。北大當年作為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蔡元培一貫提倡兼容并包和自由開放，中西文化擇優舍劣和融會貫通，正是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的特質，正好契合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從這個角度看，蔡元培長眠于香港，或許是中華民族自從1840年以來奮發自強從或然到必然的緣分安排；分水嶺就在1919，以蔡元培主持北大時的崢嶸歲月為象征。

五四當年，毛澤東主席26歲，在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李大釗（30歲）、陳獨秀（40歲）和楊昌濟（48歲）都在北大，是毛主席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30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飲水思源，中國的全民覺醒溯源自1919年的北大。蔡元培功不可沒。偉哉斯人。

蔡元培在香港的人生最后一段經歷，是我們這座名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與蔡元培的風范綿延賡續。香港給了他暫厝之地，也成了他長眠之所。85年來，我們以香港的方式維護并銘記著這位時代偉人。筆者對蔡元培懷有一種樸素的尊重與追思，時刻警惕要固本培元，心懷家國，慎終追遠，孓民雖位卑，情義深且長。行文至此，垂首默禱三分鐘，深致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