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后，王室直接控制的領地僅剩洛邑一帶。

財政依賴諸侯，甚至被鄭、晉等強國挾制（如鄭莊公與周王室兵戎相見）。

「王綱解紐」諸侯國不再「尊王」，嫡長子繼承制、諸侯對周室的義務（如納貢）逐漸瓦解。

鄭國共叔段之亂不僅是鄭國內部權力斗爭的縮影，更是周王室衰微背景下諸侯國權斗的典型事件。

一、親情糾葛

共叔段之亂發生在公元前722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

共叔段之亂的核心誘因是武姜的偏私。

她因厭惡長子寤生難產，試圖廢長立幼，甚至聯合共叔段謀反。

母族干預繼承權的行為，暴露宗法制度下「嫡長子繼承」原則的脆弱性。

鄭莊公（寤生）繼位后，武姜偏愛小兒子，多次請求將京地分封給段。

鄭莊公用不吉為由，婉拒了武姜，僅將京地封給段，以示安撫。

共叔段得到封地后，大肆擴建城池，收買人心。

祭仲警告鄭莊公，若不早做處理，恐釀成大禍。

鄭莊公在權衡利弊后，選擇隱忍，等待時機來削弱段的勢力。

二、叛亂平定

共叔段獲封京邑后，不斷擴張勢力，修城，形成「國中之國」。

共叔段在母親武姜支持下，逐步蠶食鄭國邊邑，并計劃偷襲都城。

鄭莊公縱容共叔段，實為「欲擒故縱」，待其罪行昭彰后名正言順鏟除。

這樣既清除了威脅，又塑造自己「忍讓→反擊」的道德正當性。

他派遣公子呂（鄭莊公堂叔）率軍討伐段，在鄢地擊敗段的軍隊。

段逃亡至共國（今河南輝縣），從此被稱為“共叔段”。

三、倫理碰撞

鄭莊公表面隱忍（「子姑待之」「厚將崩」），實則暗中布局。

通過輿論，將共叔段塑造為「多行不義」的，以最小代價鞏固君權。

共叔段之亂是鄭國內部權力斗爭，更反映春秋禮法與權力之間的沖突。

鄭莊公在處理時，表現出對禮法的尊重，對武姜的妥協，更是種策略。

《春秋》《左傳》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用簡短文字記錄事件核心，卻蘊含微言大義。

祭仲的勸諫、公子呂的忠誠以及潁考叔的孝道，都成為《左傳》中重要的敘事線索。

四、人性反思

《春秋》作為儒家經典，其對共叔段之亂的記載被后人解讀為對禮法與權力的雙重批判。

孔子通過“微言大義”的筆法，既批評了鄭莊公未盡兄長之責，又譴責了共叔段的不義之舉。

稱鄭莊公為“鄭伯”，未使用“兄”，是對他未盡兄長教導之責的諷刺，認為他在處理兄弟關系上有失誤。

對共叔段直接稱名，不稱“弟”或“公子”，因他違背了弟弟應有的本分，發動叛亂，已不配享有親屬稱謂。

“克”字通常用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此處使用，暗示兄弟反目成仇，如同敵國交戰，強調事件的嚴重性。

五、現代視角

鄭莊公在面對母親與弟弟的雙重壓力時，選擇隱忍后反擊，雖然孔子表達了他道德上的瑕疵，但是應對來看，是非常有智慧的。

鄭莊公在處理段叛亂時，既維護了禮法秩序，又顧及母親的情感需求，之后當斷則斷，干脆利落。

在權力斗爭中，及時果斷的決策是至關重要的。

鄭莊公在關鍵時刻采取了雷霆手段，平定了叛亂，為鄭國的發展掃清了隱患。

春秋爭霸中“強干弱枝”（即加強中央權力、削弱地方勢力）是諸侯國的最優選擇。

共叔段敗逃后，其子公孫滑引衛國介入鄭國事務，鄭國則借機與周室、邾國結盟反擊。

內亂迅速外溢為國際沖突，凸顯諸侯國內斗與外部爭霸的聯動性。

鄭莊公平定內亂后，得以集中力量對外擴張，成為「春秋小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