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那亞的監獄，來了一批威尼斯戰俘，牢房里彌漫著一種失落的氣息。

13世紀末，意大利城邦林立。威尼斯與熱那亞兩大商貿中心，為了爭奪貿易控制權，多次兵戎相見，這一回，威尼斯人吃了敗仗。

來自意大利比薩的三流作家魯斯蒂謙，此時也受困于熱那亞的監牢里。他審視著自己的新獄友們，其中，一個侃侃而談的威尼斯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名威尼斯人留著濃密的胡子，梳著亞平寧風情的棕色卷發，口中念叨的，卻是一個遠在萬里之外的東方古國。

威尼斯人說，他到過那個叫“中國”的地方，那里有用黃金鋪成的宮殿，有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以及數之不盡的財富，他在中國居住了十幾年，曾經與皇帝陛下談笑風生。

魯斯蒂謙覺得這些事跡聞所未聞，他興奮地舉起筆，在獄中將這些故事集錄成冊。

這部奇書在此后幾百年間有多個名稱，有人因其講述了世界另一邊的見聞，稱之為《寰宇記》或《東方見聞錄》。

在全書的開頭，魯斯蒂謙鄭重地寫上那個講述者的姓名——馬可·波羅。

1

這部由馬可·波羅口述、魯斯蒂謙執筆的“世界一大奇書”，又稱《馬可·波羅行紀》，它為歐洲人打開了通往大陸彼岸的大門。

關于這部奇書，卻有一個至今沒有定論的爭議——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來過中國？

在《馬可·波羅行紀》的故事中，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商人波羅家族的孩子。

為了代表教廷向元朝皇帝贈送“圣油”與信函，馬可·波羅隨父親和叔叔從威尼斯出發，從中亞陸路一路東行，途經新疆、敦煌，來到元世祖忽必烈統治下的元大都（今北京），此后在中國居留十幾年，并被忽必烈選拔為官吏。

在中國期間，馬可·波羅在朝廷學習相關的禮俗、語言，學成后奉忽必烈之命走訪云南，后來在揚州任職三年，并多次往返于杭州、蘇州、福州、泉州等城市，幾年之間走遍中國各地。

1291年，馬可·波羅一家為護送元朝的闊闊真公主出嫁伊利汗國，從泉州啟航出海，之后返回歐洲。

▲馬可·波羅旅行路線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回到威尼斯后，馬可·波羅發現，他們家的房子被鄰居占了。

此時的馬可·波羅剛從長途旅行的帶槳帆船走下來，衣衫襤褸，說話還帶著點兒蒙古口音，同鄉懷疑他來路不明，將其拒之門外。

于是，馬可·波羅特意宴請親戚鄰居，在席間換了三件從東方帶來的華貴衣服。他將之前穿的破爛衣衫取來，用刀割開，只見衣服中包裹著的各種珍寶黃金，一下子滑落地上。

同鄉們哪里見過這陣仗，都驚呆了。

有錢就是爺。

威尼斯人這才相信波羅家族回家了，從此對馬可·波羅禮敬有加，又因為馬可·波羅每次聊天，都把中國的黃金百萬說得跟小目標一樣輕松，大家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馬可百萬”，把他家叫做“百萬宅第”。

馬可·波羅就這樣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網紅”，而且精通流量密碼，放在今天，他的口頭禪大概是用一口意大利口音的普通話說：“我們中國真的太厲害啦！”

不久后，熱那亞城的艦隊來犯，馬可·波羅代表家鄉參戰，在海戰中不幸被俘，被投進監獄。

在獄中，馬可·波羅繼續講述他在中國的傳奇故事，并遇到那個擅長寫騎士小說的作家魯斯蒂謙，二人合力完成了一部曠世奇書。

▲《馬可·波羅行紀》號稱“世界一大奇書”。圖源：網絡

2

后來，威尼斯與熱那亞議和，馬可獲釋回家，而《馬可·波羅行紀》正以他意想不到的影響力在歐洲各國廣為傳播。

與之相伴而來的，是各種質疑。

這本書在歐洲剛一出版，就有人懷疑其真實性。近代以后，東西方聯系更加頻繁，人們從《馬可·波羅行紀》中發現了不少“硬傷”。

最荒誕不經的故事，當屬馬可·波羅吹噓自己在元軍攻打襄陽的戰役中立過大功。

馬可·波羅說，他們一家人到中國后，發現元軍久攻襄陽不下，就為皇帝進獻了一種叫“回回炮”（拋石機）的新武器。元軍憑借這一攻城利器，拿下了南宋的軍事重鎮襄陽。

“獻炮”一事有跡可循，但在《元史》等中國史籍中，明確記載了為元朝進獻這一武器的是來自西域的回回人亦思馬因。亦思馬因親自擔任“回回炮手總管”，指揮炮兵猛攻襄陽，配合其他幾路元軍發起總攻，最終迫使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

時間也對不上。

馬可·波羅來華時間存在爭議，但一般認為，他在1275年夏天才到達元朝上都開平府（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而元軍攻陷襄陽是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那時，馬可·波羅還在趕來中國的路上。

即便是支持馬可·波羅來華說的學者，很多也認為馬可·波羅并未向元朝獻過新炮法。“獻炮”的故事極有可能是馬可·波羅聽來的，因為當時距離襄陽之戰不過幾年時間，這場戰役算是國際大新聞，他只是將別人的功績冒為己有。

▲襄陽臨漢門城墻上展示的帶刺滾木。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此外，馬可·波羅說他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可是《馬可·波羅行紀》缺少了很多中國關鍵詞。

比如說，他沒有提及漢字。作為一個中國居住多年的人，馬可·波羅似乎完全不懂漢人的語言文字。

他沒有提到茶葉。這是宋元時期中國最重要的外貿商品之一，且當時杭州等大城市都有茶館，馬可·波羅完全可以光顧品嘗。

他沒有講到長城。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幾乎每個西方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中都會有長城，而馬可·波羅的書完全沒有關于長城的記載。

他沒有記載女子“纏足”的習俗。晚于馬可·波羅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大都會對中國女子以“纏足”為美的奇特風俗記上一筆，可在馬可·波羅的講述中卻不見蹤影。

在一些人看來，馬可·波羅是個騙子，《馬可·波羅行紀》純屬虛構。

有人說，馬可·波羅根本沒有來過中國，他可能只是到了中亞的伊斯蘭國家，在那里和從中國回來的波斯或土耳其商隊談過話，知道了一些關于中國的知識；或許他最遠不過是去了他們家族在黑海或者君士坦丁堡設立的貨棧，閑來沒事就跟來往的商人吹牛皮。

還有人說，馬可·波羅來過中國，但他只在北方的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久居，并沒有游歷四方，因此對中國南方完全不了解，更遑論如他所說的在揚州當了幾年地方官。

3

翻開各個版本的《馬可·波羅行紀》，卻總能找到一些觸動內心的文字。

那是，只屬于東方的山水畫卷。

據馬可·波羅回憶，在杭州期間，他泛舟西湖，眼前浮現出這樣一番畫面：

那些愛好泛舟游覽的人，或攜家帶眷，或邀請一些朋友，雇上一條畫舫，蕩漾在水平如鏡的湖面上。畫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設備，無不布置得整齊清潔，舒適雅觀……
船身的兩側均有窗戶，便于游人坐在桌旁，倚窗眺望，飽覽沿途綺麗的湖光山色……
假如佇立在離岸一定距離的船上，不僅整個宏偉、瑰麗的城市，它的宮殿、廟宇、寺院、花園，以及長在小道上的參天大樹，都可以盡收眼底，同時又可以觀賞其他畫舫載著游湖行樂的男女，輕輕地在湖上穿梭似地來來往往。

如果不是身臨其境，一個西方人恐怕難以想象出宋元杭州的“臨堤臺榭，畫船樓閣，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更別說留下如此細致的描寫。

“行在”杭州也是馬可·波羅最愛的中國城市之一，他將其稱為“天城”，而將另一座江南名城蘇州稱為“地城”。元史專家楊志玖認為，這個有些尷尬的翻譯是馬可·波羅不通漢語導致的，他可能把“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俗語理解錯了。

▲“Cansay”（行在）就是根據《馬可·波羅行紀》標注的杭州。

與歷史上許多人物的回憶錄一樣，馬可·波羅對中國之行的具體日期、人文風情等記憶存在不準確或前后不一致之處，但在諸多方面的記載，也有與中國史書出奇符合的地方。

《馬可·波羅行紀》記載了一些他在華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

比如發生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阿合馬遇刺案。

阿合馬是頗受忽必烈重用的宰相，這人位高權重，但口碑比較差，其推行的種種政策引發了朝臣不滿。

這年，忽必烈離京，駐蹕上都。有個叫王著的益都千戶和僧人高和尚共同謀劃，假傳太子的命令騙阿合馬出宮，趁他出行的機會，攔住了其車馬，用袖子里藏著的銅錘砸碎阿合馬的腦袋，當朝宰相登時斃命。

馬可·波羅詳細地敘述了這樁刺殺案，說這一事件發生時，他人就在大都。

他還講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的乃顏之亂。

馬可·波羅說，忽必烈為平定在東北起兵叛亂的蒙古宗王乃顏，乘坐象轎御駕親征，把這個遠方親戚捶了一頓。

更關鍵的是，馬可·波羅提到乃顏是一個基督教徒（準確地說是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叛軍將十字架畫上了戰旗。

這條材料為現存的漢文史料提供了重要補充。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只說乃顏“惑于妖言”，信奉一種與佛教不同的宗教（“離佛正法”），卻沒有說乃顏究竟信奉什么宗教。

關于這場叛亂的結果，馬可·波羅說，乃顏作為蒙古貴族，以“不出血死”的方式處死，而在漢語文獻中，也留下了乃顏敗亡之后，被投入河中的記載。

馬可·波羅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熟悉程度，不像是一個商人道聽途說所能了解的，更像是一個帝國官員從同僚處得到的消息。

此外，馬可·波羅還準確記住了忽必烈的生日在陽歷9月，也就是中國陰歷的八月廿八日。在古代，皇帝生日是一個舉國慶祝的大日子，更何況在馬可·波羅的故事中，這位皇帝對他有知遇之恩。

另一個重要節日是中國的春節，馬可·波羅說中國新年是在陽歷2月，基本上準確。

他還說，在這一天，皇帝和臣民要穿上白色的衣服，因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此處乍一聽禁不起推敲，過年不應該穿大紅色嗎？然而，馬可·波羅新年穿白衣的說法，符合當時蒙古貴族的風俗。

▲馬可·波羅自稱，他曾受忽必烈賞識，在元朝為官。圖源：影視劇照

4

對馬可·波羅來華持懷疑態度的人指出另一個嚴重的漏洞，即漢文史籍中，并沒有史料可證明馬克·波羅的存在。

馬可·波羅自稱，他“曾親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揚州三年之久”。可翻遍揚州地方志收錄的元朝大小官員，都沒有找到他的名字，也難以確定馬可·波羅擔任的所謂“長官”是個什么官。

20世紀初，有學者為了辯駁懷疑論者，一度將馬可·波羅強行附會為元朝大臣孛羅，認為二者是同一人，提出馬可·波羅在揚州擔任的官職是淮東道宣慰使（1276年設立，治揚州，屬江淮行省）。

但這一說法已確定為謬誤。

孛羅是正兒八經的蒙古人，其祖上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兒帖的管家，而且他與同時期的阿里不哥、伯顏與文天祥等人物都有過接觸，后來官至宰相。

如果孛羅就是馬可·波羅，肯定分身乏術，無法一邊在元朝官居高位，一邊去意大利的監獄講述自己的風光史。

不過，中國史書沒有留下馬可·波羅的名字，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元一代，先于或晚于馬可·波羅來華的西方人，有不少人寫下關于中國的《行紀》或其他著作，叫得上名號的就有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法國傳教士魯布魯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等。

他們都對東西方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在中國史籍中無跡可尋。

還有一個例子，《元史》及元人文集中記載了元至正二年（1342年），羅馬教皇使者來華的事件。

羅馬教廷的檔案中，明確記載了訪華的使者叫馬黎諾里。

此事在《元史》中的記載卻是這樣的：“是月，拂朗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后二蹄皆白。”

史官惜墨如金，描寫了使者前來贈送的名馬，但使者姓甚名誰，只字未提，反正請他吃幾頓飯就送走了，who care？

如果老外來中國后沒被寫進史書，就說他們沒來過中國，如此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

▲元代來華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圖源：網絡

5

難道中國史書中完全沒有馬可·波羅的蹤跡嗎？

歷史學者楊志玖一生致力于馬可·波羅的研究。1941年，他在《永樂大典》收錄的元朝史料中發現了一段震驚學術界的文字。

這是一篇出自元朝《經世大典·站赤門》的公文，說的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泉州官員為即將出海的元朝使臣分配口糧一事：

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歹、阿必失阿、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份例，余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

此處出現了幾個拗口的人名。

沙不丁是當時的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此人管海運出身，由于當時泉州路在其管轄范圍內，因此泉州的市舶事務也歸他管。

阿魯渾是伊利汗國的君主。13世紀，蒙古人縱橫歐亞大陸，在建立元朝外，還建立了四個相對獨立的汗國，即金帳汗國（又稱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與伊利汗國。

伊利汗國王室算是元朝皇帝的親戚，該汗國由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創建，其領土東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至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南抵波斯灣，北至高加索山。

兀魯歹、阿必失阿、火者，這三個人就是即將出海前往伊利汗國覲見阿魯渾的使臣。按照季候風的規律，他們將于1291年從泉州出發，走海路經過“馬八兒”（今印度東南岸一帶），前往波斯。

這段史料中沒有提到馬可·波羅的名字，但他可能隱藏在這支使團中。

前文說到，馬可·波羅原本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促使他返回歐洲的契機，是1291年，元朝公主闊闊真嫁伊利汗國的事件。

在馬可·波羅的故事中，伊利汗國君主阿魯渾的妻子去世，國王遣使到元朝求婚，請求娶與亡妻同族的蒙古女子為續弦。忽必烈恩準了，下詔命17歲的闊闊真公主出嫁為阿魯渾妃，并由三使臣與熟悉出海路線的馬可·波羅一家護送出航，隨后思鄉心切的馬可取道西亞，回到意大利。

在《馬可·波羅行紀》中，馬可·波羅提到了與他們同行的三使臣名字，其原文為Oulatai、Apousca、Coja。

我們將其與元朝史書中的三個使者姓名一一對應，會發現這兩種史料講的是同一次航行：

Oulatai——兀魯歹，

Apousca——阿必失阿，

Coja——火者。

遺憾的是，元朝史籍中并沒有提及三個使者與馬可·波羅、闊闊真公主的關系。

楊志玖認為，這篇站赤公文未提及闊闊真與馬可·波羅，一是因為公主地位顯貴，本就與分配口糧無關；二是地方官沙不丁向中央請示使團的口糧分配問題時，只有使團的領隊，也就是三使者非提不可，即便馬可·波羅身在其中，他也不是負責人，因此被略過。

中西方史料出現了驚人的吻合，而這可能是馬可·波羅在中國歷史中留下的痕跡。

▲馬可·波羅自稱，他曾護送闊闊真公主出嫁。圖源：影視劇照

對懷疑論者質疑馬可·波羅來華真實性的看法，“肯定論”學者們也有許多猜想。

馬可·波羅不寫漢字，而且書中提及的許多地名都是蒙古、突厥或波斯語的稱呼，如Cathay（契丹，即北中國）、Cambaluc（汗八里，即元大都）、Caramoran（哈剌木連，即黃河）……

有學者推測，這估計是因為馬可·波羅精通波斯語、突厥語和蒙古語，但不懂漢語。

即便真如馬可·波羅所說，他在揚州當了三年官，可中國史書對元初江淮的蒙古官員也有“無一人通文墨者”的記載，而且元朝統治者一度關閉了科舉考試，重用蒙古人、色目人，貶低北人（原金朝統治下的漢人）與南人（原南宋統治下的臣民）的地位。

馬可·波羅在中國時整天跟蒙古貴族打交道，故而忽視了許多與漢文化相關的事物，如長城、印刷術、筷子、茶葉、纏足。

馬可·波羅遺漏了“長城”。一方面是因為元朝幅員遼闊，無需修長城防御北邊，前朝修筑的長城也起不到防御作用。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大部分是磚石建成的明長城，而馬可·波羅來華時，看到的最多是元代以前用泥土筑的城墻與碉堡，且都荒廢已久，這個商人出身的老外，可能沒有對此喚起什么好奇心。

纏足在宋代上層社會的婦女間已經盛行，但馬可·波羅入元后，每天接觸的蒙古族婦女并不纏足，且漢族婦女礙于禮教，長期處于封閉狀態，馬可·波羅平時也見不到她們。

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17年，不識漢語，沒有深入了解漢文化，也許是受當時政治情勢的影響，這也導致他對中國存在許多片面的認識。

▲在元朝，馬可·波羅屬于“色目人”。圖源：影視劇照

6

長久以來，歐洲人對東方有種根深蒂固的向往。

有學者說，這種想象中的“東方”幾乎是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

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人相信，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叫“塞里斯”（Seres，是“絲綢”的意思）的古國，那里的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無戰爭。他們性情安靜沉默，不擾鄰國，那里氣候溫和，空氣清潔，舒適衛生，天空不常見霧，無烈風。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見天”。

當時，東方之于歐洲人，就像晉代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

早在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南征北戰，建立橫跨歐亞非的帝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讀了荷馬史詩的《伊利亞特》后，為書中描寫的東方世界深深著迷。

直到去世前，這位年輕的征服者都懷著前往東方的夢想，但大陸的彼岸，依舊廣闊而神秘。

14世紀后，隨著《馬可·波羅行紀》廣泛傳播，這種想象被進一步推向高潮。

作為一個商人，馬可·波羅用極其夸張的手法講述中國各地的物產、貿易、集市、交通、稅收等與商業有關的事物，將東方描繪成一個擁有無盡財富的寶地，宮殿中“所有房間里的墻壁上都鋪著金子和銀子”。

在書中，馬可·波羅表示，亞洲的東部并非封閉的水域，而是海岸的邊緣。他對亞洲東海岸的描述，使垂涎東方文明富庶的歐洲人相信，可以通過航海找尋通往中國的道路。

▲15世紀，意大利人弗拉·毛羅繪制的“世界地圖”。圖源：網絡

15世紀，來自意大利的哥倫布經常閱讀一本拉丁文版的《馬可·波羅行紀》，并在上面做了260多處注解。在馬可·波羅故事的激勵下，他決心遠航東方，尋找黃金之國。

1492年，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寫給中國皇帝的國書，開始了首次航行，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和古巴、海地等地。這是發現新大陸的開端。

哥倫布完全沉浸在對偶像馬可·波羅的崇拜中，他以為自己到達了亞洲，將古巴當做日本，登岸尋找黃金，又把墨西哥當成馬可·波羅口中的“行在”（杭州），還將美洲土著當成印度人，命名為“印第安人”。

直到晚年，哥倫布仍堅信，自己到達的是亞洲。

在《馬可·波羅行紀》成書的2個世紀后，除了哥倫布，為美洲大陸命名的亞美利加、繞過好望角的達伽馬、首次完成環球航行的麥哲倫等開啟大航海時代的航海家，都是《馬可·波羅行紀》的忠實讀者。

歐亞大陸的平衡從此被打破，歐洲人實現了他們“通過交換，或者通過征服，取得黃金、珍珠和香料”的野心。

▲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約1451年-1506年）。圖源：網絡

史學界有句話，叫“說有容易道無難”。如今，認為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的論據全部加起來，似乎還無法推翻馬可·波羅本人生前的敘述。

據說，馬可·波羅臨終時，神父讓他懺悔，承認自己在編造游記時撒了彌天大謊。但馬可·波羅堅定地說，不，我所說的，還不及我見到的一半。

無論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他與他的《馬可·波羅行紀》，已經改變了世界。

參考文獻：

(法)沙海昂注：《馬可波羅行紀》，商務印書館，2012

張星烺:《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 《地學雜志》1922年第1-4期

(英)弗朗西絲·伍德（吳芳思）：《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新華出版社，1997

楊志玖：《馬可波羅在中國》，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

(美)史景遷：《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馬曉林：《馬可·波羅與元代中國 : 文本與禮俗》，中西書局，2018

姚大力：《天馬南牧：元朝的社會與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