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們都曾經或正在同時是不公的受害者與受益者。

今天的頭條難得接了一篇推廣，謀生不易，望大家體諒。

次條想聊個小問題，是從昨天《》一文中引申出來的。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提到，很多在國內已經獲得并過慣了中產階層生活的中國人，在移居海外之后會過的很不適應，覺得自己反而“階層淪落”了，刨除掉一部分人是因為無法在海外獲得與國內同階層的工作機會以至于出現財政危機這種情況不論。我覺得大部分人感受到這種“階層淪落”的最主要原因是——有一個甚至幾個曾在國內可供中產階層俯視和占便宜的階層，在海外不能存在或者消失了。據我觀察，這其實是很多中產移民海外后要過的心理關之一。

怎樣去理解這句話？舉個我切身的例子——

我出國那天正好是二月二龍抬頭，尊重國內舊俗，出國前沒去理發，所以來了才一個多月，頭發就已經長的老長了。

那么在日本剪個頭發么？來了以后一看價格就把我嚇壞了。這么說吧，日本最便宜的理發店俗稱“千元剪（千円Cut）”，折合人民幣約五十來塊錢給你理個發，但是你得自己在家洗好頭、因為這種千円剪真的就是只給你剪一下頭發，洗頭什么的費用都是另算的。除了這種超低價理發之外，日本正常理個頭發，折合人民幣大約都要在100-150元以上，還是男士最普通的那種理發，像女性正正經經去“做個頭發”（日本這邊講究一點的愛美男性也做），估計沒個一兩萬日元（五百到一千人民幣）是拿不下來的。

面對此情此景，請問你能不想國內二三線城市那些小幾十塊甚至十幾塊就給你理個發的tony老師么？

你當然會想。

但是如果你再反過來去思考這個問題，你又會覺得發達國家這種普遍的人工服務成本高的問題，也有它的合理性——無論給你理發的tony老師，給你送外賣的快遞小哥，你打滴滴遇上的快車師傅，上門給你打掃衛生的小時工大媽……人家都是勞動者，也是人，也要在你所在的那個城市買房、養娃、生活。辛辛苦苦給你忙活了半天，多收一點勞務費，難道不應該么？

理論上講，其實是應該的。但現實，你能省則省。

我剛畢業的時候，做過一段時間街頭采訪記者，有一次采訪時的印象讓我記憶尤深——那一年西瓜豐收，報社要做一個“西瓜賤似水”的報道，讓我們去問進城瓜農西瓜的價格和感受，當那位瓜農大叔對我說出“八毛錢一斤，買大點更便宜”那句話時，他那一臉夾雜著汗水的苦笑與無奈，真的讓我印象尤深。

所以在國內的時候，我就知道，其實我們很多中產或確切的說是“偽中產”的生活品質，其實是建立在像瓜農大叔們這種人默默做出付出乃至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其實是占了占了這些人的“便宜”，才保證了我們自己活得還挺不錯。

當然這種便宜其實也包括某種心理上的比較感，比如我小時候就常聽祖父母那一輩人回顧自己的這一輩子，他們環顧單位給自己分的這套還不算小的房子，會自我安慰的說上一句：“哎，也罷，雖然吃了很多苦、糟了很多罪，但到頭來混了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請注意，這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實就是很多都市平民階層自我心理認知的基石。但他們說的這個“下”又在哪里呢？很殘酷，但也很現實，就是那些進城務工、打拼甚至流浪的體力和服務業勞動務工者們。

可是如果你移居海外發達國家，你會發現這些體力勞動者們并不處于你之“下”，受限于傳統文化，日本的服務業有時候還會給你講講“跪式服務”，到了歐美，很多餐廳、酒店的侍者都會給你傳達一個感覺——我是在為你服務，但咱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據我觀察，這真的會讓很多習慣了“內心比較”的國人心態上失衡那么一下子。因為環顧四周，你發現那個被你比的“下”沒有了，眼見都是比你有錢，比你適應當地社會的本地人，你會不會有深深的挫敗感？

所以前兩天跟朋友聚會，朋友問我來住一個月的感受如何，有沒有感覺不適應的地方，我半開玩笑的自嘲了一句：“唉，就像阿Q進了縣城，看不見王胡、小D和小尼姑了一樣。”

但笑完之后，自己也在想，阿Q進了縣城，是不是也就只會因為捏不了小尼姑的臉而感到階層淪落了呢？縣城里沒了小尼姑，可也沒了趙四老爺啊，不會有人再憑白甩你一巴掌，問你“你怎么會姓趙？你也配姓趙！”的靈魂問題。那阿Q是不是應該徹底洗去自己的舊思維，擁抱自己與他人的平等呢？

其實很難講。我最近這兩天在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公正（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一書和公開課，桑德爾在這本書中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反思，他說人類的現代社會和國家，是以向公民許諾實現“公正（Justice）”作為基礎的。也就是說，一個現代公民活在自己的人生中，理論上不應該再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態去看待他人和自己，并建立自我認知，而是應該承認并擁抱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格上平等的，無論貧富、社會地位的高低，我們的人生成功與否并不以此為衡量標準，只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最重要。所以，你能看到很多老外喜歡全世界窮游，活出自己生命的長度。

但是桑德爾作為一個政治學研究者，也誠懇的承認并反思說，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建立任何一套絕對“公正”的制度，甚至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極力追求公正的法律制度其內部都必然存在不公的因素，區別只在于這種不公發生在哪里，什么階層和什么階層之間。

比方說，美國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現行的制度似乎極力抹平了城市與鄉村、腦力與體力勞動者、不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間的差距，但是，不公同樣在這些社會的另一些層面、以另一種形勢在發生，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人們驚覺那些華爾街之狼們只要敲敲鍵盤，就能輕松刮走上萬億美元的民脂民膏，于是廣大美國勞動者乃至中產們發動了占領華爾街。比如民主黨議長佩羅西一邊高喊各種政治正確、平權，另一邊卻通過內幕消息讓她老公成了“華爾街股神”。人們突然驚覺，也許，即便走過了南北戰爭、平權運動，不公在美國這片土地上，依然存在并發生著，只是變換了存在的形式和針對的人群。

于是很多人會出離憤怒，不滿，覺得既然不公總要發生，為什么我和有色人種乃至非法移民們“平權”了，成了這場公平游戲中的最大受害者？——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特朗普這種人趁勢崛起的原因所在。

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包括他“美國優先”加稅海外的關稅政策等，本質上，可被視為承認“不公”是一個社會清除不掉的冗余或“廢熱”，就像第二類永動機無法制成一樣，絕對的公正既然無法實現，那就不妨把這個“廢熱”排放到他們看不到或不在乎的地方。這個邏輯跟希特勒在德國國內大搞福利制度，錢卻從沒收猶太人財產上搜刮而來是有異曲同工之感的。

說的直白點，就是即便在西方，越來越多的人也對理想中的“絕對公正”失望，轉而尋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美國優先”這種口號的本質，就是在重建這種分別心。

人類對建立公正社會的信心，在經歷了從二戰結束的起步，到冷戰結束后的高潮之后，現在正在經歷空前的回潮期，我們很多人的余生，將要在這回潮和隨之而來的亂紀元中度過。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仍對公正抱有信心，我們應該與從他人身份地位的比較中獲得攀比的快感和剝削的利益？還是從萬眾平等的美好夢想和“做自己”的自由中獲得無盡的生活樂趣？我們呼喚自由與平等，但這自由與平等是否應該只“到我為止”？超過了我就要不適甚至反對？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你適合生活在什么樣的社會，享有什么樣的人生，以及迎來什么樣的終局。

但我想，盡管人類迄今為止甚至沒有一次實現過絕對的公正，但我們依然不能對這個崇高了理想放棄美好的期許，因為它正是人類走向自由、良善、以及萬物和諧的自然法的最終動力。

是的，追夢的我們窮盡此生，也看不到絕對公正的實現，甚至要比停留和倒退者們做更多的犧牲和付出現實利益，但追尋這理想的路本身就是幸福與良善的，它總強過我們一輩子蜷縮并滿足于那卑微、怯懦而冷酷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魯斯本，《真理戰勝異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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