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3年的經濟大衰退，是美國（也是全球）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的一次經濟危機。

由于影響力空前絕后，為區別其他歷次經濟危機，學者專門將它命名為“大蕭條”，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那次經濟大危機，牽涉了美國一切行業，從金融到實體無一幸免，并迅速波及全世界，嚴重激化各國內部矛盾。

大蕭條期間，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高進口關稅（平均稅率達59%），試圖保護本土產業，但此舉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導致國際貿易萎縮約66%，加劇了經濟危機，間接為極端政治勢力（如納粹崛起）提供了土壤。

對比當下：特朗普于2025年4月宣布對全球貿易伙伴加征10%基準關稅，并對中國、歐盟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疊加更高稅率（如中國綜合稅率達54%），同樣引發多國反制，可能重演“損人害己”的歷史劇本。

國內政治壓力與“轉移矛盾”邏輯
二戰前，各國通過貿易壁壘轉移國內經濟矛盾，但反而激化國際對抗。例如，德國因經濟崩潰轉向侵略性外交政策。

二戰核心原因就是經濟大蕭條導致德國經濟崩潰，導致政局崩潰，希特勒抓住機會上臺，通過改革將德國從蕭條的泥潭里拔出，獲得了德國民眾的信任，進而發動了為了實現自己的個人理想和野心的歐洲大戰。

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德國發動二戰的一大因素，這其實是沒道理的。你覺得希特勒靠嘴臭就能煽動普通民眾相信納粹黨？你想多了，就和你為什么不相信公知一個道理。民眾相信希特勒的忽悠，是因為希特勒實現了政治諾言，將德國從經濟蕭條的爛泥里面拔出來，進而讓民眾相信希特勒的狂熱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

特朗普的動因：其關稅政策表面以“保護本土產業”“減少貿易逆差”為名，實則迎合藍領選民，鞏固政治基本盤。例如，中西部“鐵銹帶”的制造業工人是其核心支持者，而關稅被塑造為“美國工人保護者”的象征。

高盛預測，若全球貿易戰全面爆發，美國未來10年家庭損失或達6萬億美元，低收入群體破產風險激增。經濟壓力可能加劇美國國內政治分裂，如共和黨內部已出現罕見批評聲浪，民主黨則借機將潛在衰退稱為“特朗普衰退”。

二戰前保護主義直接導致國際聯盟失效，當前WTO框架同樣面臨崩潰。與此同時各個小集體漸漸建立，歐盟轉向東南亞與非洲建立新貿易聯盟，金磚國家加速擴員，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指出，用關稅解決逆差“如同擠壓注滿氣的氣球”，最終壓力將反噬自身。英國《金融時報》更直言，特朗普政策可能成為“美國霸權衰落的加速器”。

結語：歷史的鏡鑒與未來的抉擇

隨著全球制造業競爭格局重塑，去全球化的動力在加大，但是，是否會回到二戰前全球高壘關稅壁壘的情景，仍不確定。到目前為止，僅僅看到可能，但苗頭并不清晰。

至于三戰的風險，首先要看到各國軍備提升。日本在提升軍備，軍費開支占GDP的比例以前都在1%以內，現在已經突破1%，2027年將提升到2%。在歐洲，德國擬修改憲法，將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仍不清楚。由于核彈存在，壓制軍事沖突的影響仍然存續。比如在俄烏沖突中，西方國家對于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基本保持在支撐烏克蘭防御的水平，而沒有大量提供具有更大破壞性的、進攻型的武器，比如f16、s400。俄羅斯發動核襲擊的威脅讓歐洲國家保持頭腦清醒。

至于美國制造業回歸，我只想呵呵一下，不想多說。

歐洲政治家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就和當年二戰前期一模一樣，不斷的綏靖，對俄羅斯如此，對美國大概率更是如此！

可以清晰看到精英群體政治操守的墮落和淪喪。沉迷于表演，而不是真的解決問題；提出目標，但缺乏解決問題的韌性和耐心。

36萬億赤字，在當前國際金融格局下，對美國經濟的沖擊仍然有限。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超然地位，給了美國這個特權。至于是不是進一步擴大到不可控，做這種預測沒有意義。從實體經濟的角度，看不到任何化債的路徑。大概率通過通脹化債，反倒有一個更大的可行性。

隨著時間推移，美歐法定世界大戰的底氣是下降的。在中國制造業規模大于美國+日本+歐盟的現實面前，西方國家的彈藥生產能力甚至不足以支撐俄烏沖突這種烈度的彈藥消耗的情況下，有助于抑制一些頭腦發熱。

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1100多名經濟學家再次聯名反對加征關稅，強調歷史教訓。正如凱恩斯所言：“貿易保護主義不是自救，而是經濟自殺。”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經濟早已緊密相連，帶來的影響恐怕比當年更大：任何試圖通過單邊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嘗試，都可能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

在經濟危機面前，各國政府如果一味提高貿易壁壘，試圖保護本國產業，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既然世界是一體的，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建立排他性的貿易集團，非但沒法解決危機，反而會把危機引向不可控！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會驚人相似，人類能不能記住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