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后，曹州（今山東菏澤）一帶的老百姓經常聽聞大俠劉士端的名聲。

劉士端乃山東單縣人士，自幼隨白蓮教徒趙金環學習武藝，好打抱不平，被推為曹州大刀會的首領。劉士端以“保衛身家”相號召，大刀會眾紛紛拜他為師。他們手持紅纓槍往來各縣，口念咒訣，畫符吞飲，自稱不畏刀槍棍棒、洋槍洋炮，所學的功夫被稱為“金鐘罩”、“鐵布衫”，聽起來很唬人。

1896年3月，大刀會成員已多達十萬眾，分布于蘇魯豫皖的十余個縣。劉士端邀請各地大刀會眾，來到單縣城關火神廟聚會，以武會友，唱戲四日，一時熱血激蕩。

劉士端這種豪俠式的人物，往往不為朝廷所容。山東官員很快發現，大刀會的集會不僅僅是秀肌肉、唱唱K，他們與教會、教民沖突頻發，是個大麻煩，于是將劉士端誘騙至曹縣縣城殺死。

劉士端雖死，但以他為代表的新勢力正在悄然崛起。19世紀末，底層人民的集體無意識與仇洋排外的民粹主義情緒匯流，在華北掀起了澎湃的怒濤。

▲晚清時期，民間拳教組織盛行。圖源：網絡

秘密結社

甲午戰爭后，山東成為中外矛盾最劇烈的地方。

原因有二。

一是人禍。隨著德國強占膠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洋人在山東大肆開礦山、造鐵路，大量外國商品涌入中國，沖擊著舊式手工業，原本依靠運河經濟謀生的從業者大批失業，淪為流民。與此同時，很多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與當地傳統的宗教民俗不斷發生沖突。據統計，德國侵占膠州灣僅過一年半，山東省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案件，就有1000余件。

二是天災。那幾年，黃河決口，受災面積不斷蔓延，山東又逢嚴重的旱災，本地農民顆粒無收，哀鴻遍野。

天災人禍之下，老百姓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

在清代，底層民眾遭受劫難時，總會自發地抱成一團，形成民間社會古老而隱秘的組織——秘密結社。自明清易代起，民間秘密結社常以“反清復明”的旗號暗中活動，伴隨著清王朝的治亂興衰，在下層社會形成盤根錯節的網絡，其成員包括流民、和尚、道士、拳師、術士等，大多游離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之外。

每當社會動蕩時，民眾四處流浪，秘密結社更加活躍。到19世紀末，北方地區分布著白蓮教、大刀會、天地會、梅花拳、神拳、武圣教、如意教、八卦教、混元門、紅拳等各式各樣的秘密結社組織。后來席卷華北的義和團，正是源自這類“拳教”組織。

“拳教”組織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元素，他們在各個村設立壇口或拳場，通過揭帖、壇諭、傳言等方式組織活動，號召信眾習拳練武，兼習法術，宣揚所謂的 “劫變”觀念，聲稱他們受神佛護佑、可脫離苦難。

劉士端的徒弟們之所以愿意追隨他，起初也是為了“保衛身家”，他們中的很多人文化知識匱乏，真的相信“金鐘罩”、“鐵布衫”能刀槍不入，當然也有些人本就是為了趁亂搞事。正如史料記載，當時“海疆不靖，民間以此教可避槍炮，傳習愈多，幾乎無處不有。其愚者以為可保衛身家，其黠者遂借以逞其兇暴。兼以外來游匪從而煽惑，漸至聚眾滋事”。

隨著外國資本、傳教士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反清復明”已是過時的口號，流離失所的民眾更恨洋人、洋教，他們集結在“扶清滅洋”的旗幟下。

扶清滅洋

除了大刀會的劉士端外，比較知名的“拳教”領袖，還有梅花拳的趙三多、神拳的朱紅燈等。

趙三多是河北威縣沙柳寨梅花拳第十四輩傳人，他作為拳師開壇授徒，先后招收弟子二千多人，又和梨園屯“十八魁”首領閻書琴等一起組織拳會組織，后將梅花拳改為“義和拳”，又稱“神助義和拳”。

“義和團”的名稱，就是取自該組織，而在反洋教的斗爭中，趙三多和他的梅花拳走在前列。

1897年春，趙三多、閻書琴傳帖召集直隸和山東多個縣的梅花拳成員三千多人，到山東冠縣的梨園屯“亮拳”三日。原來，梨園屯玉皇廟有塊地基長期被當地教會霸占，用于建造教堂，民眾不滿已久，于是求助于梅花拳。拳民來到此地亮了亮拳，向教會示威，結果發生了武力沖突，把教堂工地上的一個教民打死了。

梨園屯教案發生后，山東東昌府知府洪用舟急忙前往冠縣調解，決定將玉皇廟的地充公，并給教會賠了錢，另外再找一塊教堂用地。

洪用舟提出的解決方案，充分照顧了洋人和民眾的分歧，在當時已經頗為難得。但洋人不買賬，次年，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向東昌府索要原地基，致使梅花拳和教會再起沖突，一名拳民因此被擊斃。

冠縣周邊的拳民聞訊，迅速集結，并不斷傳布“要來洋兵”的流言。東昌知府洪用舟這才知道，趙三多是個不好惹的狠角色，勸告趙不要再利用梅花拳聚眾鬧事。

趙三多還挺“老實”，不再以梅花拳為名，而是聯合其他“拳教”，打出“義和拳”的旗號，號召各地拳會趕往梨園屯反抗洋教，“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間或聚會亮拳，遂諱言梅拳，仍舊立義和名目”。

山東方面起初受制于法國公使的譴責，派兵鎮壓義和拳，并和方濟各會妥協，欲賠款2萬兩了事。可法國人不依不饒，堅持要求要捉拿義和拳首領歸案，才肯作罷。

山東的拳民是沒飯吃，但絕不是吃素的。1898年10月，趙三多在2000余名拳民的擁戴下，于冠縣蔣家莊起事，公開與洋人為敵，并打出旗號——“扶清滅洋”，隨后率領隊伍焚毀附近教堂。

趙三多起事后，神拳首領朱紅燈也在山東長清等地打擊洋教，并樹立起“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旗幟。

朱紅燈這人很有意思，他自稱是明朝皇室后裔，取名“紅燈”，也有暗示“反清復明”的寓意。朱紅燈本是一介流民，為避黃河水患，來到長清縣投靠舅父，以賣藥為生，業余時間招收門徒，練習神拳，逐漸集結了一大幫反教會的拳民。

1899年9月，平原縣杠子李莊神拳和當地教會爆發沖突，遭到該縣知縣的鎮壓。朱紅燈收到平原拳民的求援后，聯合高唐、茌平、長清等地的拳民前去支援，不僅擊退了前來鎮壓的官兵，還轉戰各地，接連攻打多地教堂，人數擴大到數千人。

▲描繪義和團運動的漫畫。圖源：網絡

吊詭的是，從1897年到1899年，義和拳從初露鋒芒到席卷山東的三年間，山東歷任巡撫的處理方式耐人尋味，他們一邊采取有限的鎮壓措施，一邊卻有意利用反教會的拳民。

山東巡撫李秉衡在任時，同情流民的遭遇，曾建議朝廷對流民進行招撫而不要鎮壓。1897年，德國強行進入膠州灣，李秉衡以“土地不可自我而失”為由，派兵與其相爭，因此被罷免。

到了張汝梅在任時，他提出了“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的主張，即把拳民納入體制，交給當地政府管理，仿照咸豐、同治年間設立的“鄉團”，后來清廷正是采納這一建議，所以“義和拳”改稱“義和團”。

毓賢上任山東巡撫后，繼續推行“改拳會為鄉團”的政策，對拳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朱紅燈的神拳起事時，毓賢有意為拳民開脫，說：“山東民情強悍，因屢受教民欺侮，積不能報，多習技勇自衛身家，其事容或有之。至于聚眾逞兇，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從中挑釁生事。”他在處理拳亂時把責任推給外地人，宣稱他們是打著義和拳名義的外地游匪，并非真正的義和拳成員。

毓賢在官場上有“屠戶”之名，經常鎮壓民變、濫用酷刑，他之所以默許義和拳抗擊洋人的活動，不過是認為“民心可用”，想利用義和拳來撈取政治資本，借助民間的力量來對付洋人，他說：“當此時局艱難，外患紛沓之際，當以固民心為要圖。”不久后，毓賢也受到外國的壓力，被清廷撤職。

地方大員都是千錘百煉的人精，不會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無緣無故地偏袒拳民。事實上，歷任山東巡撫對義和拳的姑息，與清廷上層對外政策的變化也有關系。

己亥建儲

戊戌變法之后，慈禧太后對洋人愈發忌憚。

1898年，歷時103天的百日維新被慈禧叫停，變法如曇花一現，“戊戌六君子”被押至刑場，從容就義。事后，變法失敗的光緒皇帝和康、梁得到了外國的同情。老外可不是愛心泛濫，而是看在維新派對外溫和的份上。列強認為，維新派上臺，不會威脅他們在華的利益。

維新派的變法，對內是大刀闊斧的改革，希望學習西方，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國，對外卻做出了諸多讓步。

在領土主權上，維新派的認識十分落后，甚至提出將一些領土賣給英、俄兩國，以換取變法的資金，以及兩國對中國的保護，這無疑會加深當時中國的殖民地化。

在通商問題上，維新派天真地想采用修訂條約的方式，和列強平等貿易，“設立公司，振興商務”，使“我通商于彼國之輪船，亦當闌入彼之腹地”，并對列強加征關稅，“必加其稅，不出十年，中國稅則不亞于歐洲各國”，但通商貿易是列強通過戰爭強奪之利，他們不太可能坐下來和中國談判。

在領事裁判權問題上，維新派也沒有主張廢除外國人的治外法權，而是要在通商口岸設立“理案衙門”，由各省遴選干員及聘請外國律師主持，處理案件時“參用中西律例，詳細酌核；如猶不能行,即專用洋法亦可”，對外態度仍顯得懦弱。

在教案問題上，維新派不反對傳教，主張“各國傳教，載在條約”，各省地方官員應保護教堂，要“開導百姓，毋以薄物細故，輕啟釁端”，這與民間的反教會浪潮背道而馳，沒有民心的支持。

因此，歷史學者徐緒典將戊戌變法稱為“君子們的幻想”。列強對維新派的同情是有條件的，是建立在不影響其對華侵略的前提下。

維新變法失敗前夕，維新派曾通過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英國求助，也曾請求訪華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為新政提供幫助。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通過英國和日本的庇護，逃出中國，繼續在海外開展活動。

慈禧再度臨朝訓政后，對外態度有所改變。她一心想鞏固自己的權力，痛恨維新派的變法，埋怨對維新派有所袒護的洋人。

1899年11月，慈禧對各省做出訓令，擺出對外強硬的態度：“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以中國地大物博……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沖尊俎也。”這與她在一年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被動討好形成了鮮明對比。

與此同時，清廷上層的排外情緒動搖了光緒皇帝的地位。

▲光緒帝畫像。圖源：網絡

光緒帝被奪權后，失去人身自由，很多反對變法的守舊派（如剛毅、徐桐、崇綺、載漪等）得到慈禧重用，充斥朝堂之上，而流亡海外的康、梁等將光緒皇帝視為精神圖騰，打著光緒帝的旗號在國外宣揚變法，不斷抨擊慈禧，要求太后歸政。

于是，慈禧動了廢立的念頭。

戊戌政變的數月后，1899年1月，慈禧接連召見皇族中溥字輩的幼童十余人，想要從中挑選合格的繼任者。這場廢立陰謀，持續醞釀了一年。

慈禧的親信榮祿收到風聲，在一次罷朝后，獨自詢問慈禧太后：“傳聞說有廢立之事，這是真的嗎？”

慈禧太后裝作一臉無辜的樣子，說：“沒有呀。話說廢立真的能行嗎？”

榮祿畢竟是慈禧的鐵桿擁護者，便說：“太后要實行，誰敢違抗？不過，今上的罪過至今尚未對外講明，個別王公大臣想不通倒沒啥，倘若外國公使出來干涉，那就麻煩大了。”

慈禧接著問道：“那廢立的事情萬一暴露了，為之奈何？”

榮祿跟慈禧打包票，說：“無妨。今上已經到了壯年，尚無皇子，從宗室中選個孩子立為大阿哥，將其養在宮中就好了，俟有機會再把他立為皇帝，這樣自然名正言順，洋人也不便從中作梗了。”

慈禧沉吟良久，說：“汝言是也。”

1900年1月24日，慈禧通過諸親王、貝勒及大學士、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等重臣的討論，發布上諭，宣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過繼給已去世的同治帝為子。時為農歷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事件被稱為“己亥建儲”。

建儲同一天的另一份上諭宣布，自明年正月初一起，大阿哥將代替光緒帝出席一些禮儀活動，“恭代行禮”。溥儁當時已有16歲，他被立為大阿哥后，實際上擁有皇儲的地位，隨時可能取代光緒帝。

己亥建儲的消息一傳出，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大為震驚，在維新派的煽動下，上海甚至發起了數千地方名流的簽名運動，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列強也怕慈禧把清廷的政策帶回鴉片戰爭時期的頑固保守局面，因而極力阻止廢光緒立新帝。

至此，太后一黨更加“仇洋”，尤其是大阿哥的生父端王載漪，一直夢想著做攝政王，生怕煮熟的鴨子飛了，父以子貴的算盤也砸了，于是和剛毅、徐桐、崇綺等極力鼓吹排外情緒。恰好，民間有一股聲勢浩大的力量可以利用，那就是，從山東興起的義和團。

▲“大阿哥”溥儁。圖源：網絡

義和團進京

1899年冬天，義和團的熾烈蓋過了北風的嚴寒，這股熱潮從山東、直隸席卷華北平原，乃至東北和內蒙古的部分地區。

很多在華洋人已經知道要避開拳民，保住身家性命，但身在山東的英國傳教士卜克斯偏不信邪。卜克斯是個狂熱的宗教分子，他不聽當地官員勸告，執意“在騷亂的情況下到鄉間去旅行”，從泰安前往平陰的途中，正好碰見了幾個流民。

這幫流民綁架卜克斯，想要勒索些錢財，可卜克斯年輕氣盛，不肯就范。流民也不傻，話已經放出來，要是放走了這個老外，輕則要吃官司，重則會遭到洋人報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卜克斯斬首，尸體丟入溝里。

自從義和團運動爆發以來，山東已經出現多起流血沖突，卜克斯被殺并非個例。但這個案件發生的時候，清廷正為己亥建儲鬧得不可開交。當英、法、德、美、意五國公使就卜克斯事件發出抗議時，清廷只是敷衍了事。

1900年初，清朝發布上諭，要求各省督撫在鎮壓起事的義和團時，不可將那些聚眾習武的民眾視為會匪，不要擴大打擊面，誤傷那些學習武藝、互保閭里的安分良民。在列強看來，清廷是在曉諭各省督撫，對義和團采取溫和的態度。

4月6日，惱羞成怒的英、美、德、法四國公使再次照會清政府，要求清朝在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他們將派兵進入山東、直隸，代為剿平。

與此同時，義和團在端王載漪等清廷貴胄的支持下進入京師。

4月底，京城第一個義和團壇口在西裱褙胡同的于謙祠出現，團民四處張貼揭帖，寫著“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彼等在各地傳邪教、立電桿、造鐵路，不信圣人之教，褻瀆天神，其罪擢發難數”，“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后殺盡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

有研究表明，70%的義和團民是農民，北京的一名官吏回憶初來北京的義和團時也說，他們“多似鄉愚務農之人”，“只仇東洋人與奉教之人，并不傷害良民”。在進軍北京的一路上，義和團不斷吸納城市的下層市民，包括小販、車夫、轎夫、衙役、工匠等，甚至有婦女也加入義和團，其中的知名領袖為女性組織“紅燈照”的黃蓮圣母，相傳，她叫林黑兒，是一名船家出身的江湖藝人，也有人說，她是一名妓 女。義和團民相信，林黑兒有非凡的法力，將她塑造成“圣母”的形象。

義和團民依靠民間的樸素信仰來維持組織的團結。他們的揭帖譴責洋教為邪教，宣稱是洋人、洋教惹神仙發怒，帶來了持續的干旱。他們以紅黃服裝為制服，扎頭巾，在城里選擇特定場所，當眾表演降神附體、畫符念咒等儀式。

據當時的目擊者稱，表演降神附體的團民們在壇口燒香起誓，接過師傅的紙符，聽師傅念誦咒語，隨后“其人先倒地如臥狀，少時便起，向東南叩頭，次目瞪口吹，氣力提于上身，執兵刀亂舞，氣力最大，一日練三次，法盡力完，則曰卸法，便委頓不堪，怯弱甚于常時”。這種癲狂的演出讓義和團民深信不疑，他們相信，請神上身后便有金剛不壞之身。

▲義和團的揭帖。圖源：網絡

義和團進京后，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法國傳教士樊國梁寫了一封信，隨后交給各國公使傳閱。信中竭力渲染北京的恐怖氣氛，悲觀地預言道：“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將來臨，義和團在北京的同謀者正在等候他們到來，他們將從進攻教堂開始，而最后將攻擊各國使館。”

此后兩個月，義和團在北京周邊開展排外運動，仇視洋人帶來的一切事物，大規模破壞京津鐵路，拆毀車站、鐵道、電線桿、橋梁及洋房，并焚燒教堂，殺傳教士。

6月1日，正在保定修建鐵路的36名歐洲工程師（多為比利時人），眼見局勢動蕩，趕緊放下手中的活兒，想要逃往天津，半路上被義和團追上。這些歐洲人攜帶槍械，立馬朝團民開火，意圖突出重圍，結果，團民更加憤怒，操起武器就打。

等到歐洲人抵達天津時，已有9人失蹤。消息傳到北京，比利時公使向俄國公使求助，希望沙俄派遣駐防在天津的哥薩克騎兵前去營救。俄國人派出25名哥薩克騎兵，從天津出發，搜救失蹤者，行至途中，也遇上了義和團。

俄軍見拳民中有額束銅箍、腰系紅帶者，以為是義和團的首領，于是拔刀殺之，并屠殺村民二三十人，隨后準備撤離。其中一個哥薩克騎兵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義和團一擁而上，朝他刺了五六槍，另一個哥薩克騎兵想要來救隊友，被團民包圍，割了鼻子。

到6月初，義和團已經破壞了高碑店以北的鐵道、車站，控制了自保定至長辛店的鐵路。與此同時，列強不斷向大沽口外集結軍隊，劍指北京。

▲一名高舉旗幟的義和團民。圖源：網絡

請神容易送神難。民粹主義猶如一把雙刃劍，端王載漪等利用團民的民族情緒，鼓吹騷亂、煽惑愚民，事態逐漸走向失控。

6月4日，慈禧太后得知列強已打算向中國調動軍隊，密召軍機大臣議事，最終決定，不再鎮壓義和團，而是利用他們來對抗洋人，因“該團實皆忠心于國之人。如與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即可成為有用勁旅，以之抵御洋人，頗為有用”。

19世紀落幕之際，一場荒誕而殘酷的戰爭即將洞穿帝國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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