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讀者讀名家作品時，都會有這樣一種困惑：能看出名家的作品好，卻無法說出到底具體好在哪里，為什么這樣而不是那樣才叫做好。文學畢竟是一門久遠的藝術，文學中的好，是各處開花，難以有一個統一標準的，或者說，能成為名家的人，也都在追求那么一種“差異性”。這時候，作為普通讀者，就需要一個懂行的人來細說細說了。

寫出過《寂寞的游戲》的作家袁哲生，無疑是這個“懂行的人”，在《送行》一書中，他對準汪曾祺、沈從文、契訶夫、卡佛等名家，只取作品中最精華的一個點刺下去，把他們文章中埋在最細處的“絕活兒”挑出來，呈給讀者來看。以點見面，看清這些細處的光芒，是一個好讀者的幸福時刻。

本文摘選自《送行》。篇幅所限有所刪減。

01

汪曾祺的鬧鐘

聲音可以描寫嗎？聲音如果可以寫出來的話，這世上也就不會有鬧鐘了。

關于聲音的描摹，劉鶚寫到老殘在明湖居聽王小玉說鼓書的那一段算是個絕唱：“漸漸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后，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正在繚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

從萬馬千軍寫到鴉雀無聲，鬧極而靜，寫得真好。

反過來，靜極而鬧也是一絕。

汪曾祺的短篇小說《晚飯花》有三段，為首的《珠子燈》只一千多字，寫孫家的大小姐孫淑蕓嫁給王家二少爺王常生，按當地風俗，有錢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元宵節，娘家送了一堂燈（六盞）來祈求多子，除了四盞畫了紅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盞麒麟送子，還有一盞便是珠子燈（“綠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宮燈……這盞燈分量相當地重，送來的時候，得兩個人用一根扁擔抬著。”）。孫小姐是個才女，王常生在南京讀書，思想很新，兩人琴瑟和諧，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來不到半個月，就死了。王常生臨死對夫人留下遺言：‘不要守節。’但是說了也無用。孫、王二家都是書香門第，從無再婚之女……從此，孫小姐就一個人過日子”。（這盞燈還一直掛在她屋里，終其一生只點過一次而已。）

汪曾祺

王常生死后孫小姐漸漸變得性情古怪了，她屋里的東西都不許人動。王常生活著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就永遠保持什么樣子，不許任何人進屋挪動半點，所有桌椅文具也一律不許擦拭。后來，她病了，除了逢年過節，其余時間都在床上躺著，“她就這么躺著，也不看書，也很少說話，屋里一點聲音沒有……她這樣躺了十年。她死了。她的房門鎖了起來。從鎖著的房間里，時常還聽見散線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在這小說結尾的最后一句，汪曾祺啟動了他親手調慢的鬧鐘。

珠子燈原本喑啞無聲，點上之后，灑下如夢似水一片淡綠的柔光，然而，過了十多年之后，在一間塵封無人的少奶奶房里，它突然開口說話了——掉在地上的珠子輕輕地，可是在我們耳里發出了比凌晨三點的鬧鐘還要凄寒的聲響。有趣的是，這兩段有關聲音的描寫，從頭到尾，我們仔細聽了，卻根本不知道：王小玉本人的聲音到底是圓是方？當然也不知道偶爾散線脫落的玻璃珠子撞到地板上，到底會發出什么音質的碎裂聲？

然而，怪的是，我們并不覺得有什么缺憾，因為那是上帝協奏的聲音，信徒們都聽到了。

02

契訶夫的尾巴

契訶夫是現代短篇小說的開山鼻祖之一，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便是在描寫小人物的悲喜時，同時反映了廣大人類的共同命運。當然，契訶夫的寫作技巧也是簡練如詩的，不過，因為他的藝術之眼實在令人激賞，相較之下，寫作技巧便只是余事了。

什么是寫作技巧呢？它能脫離作品的其他部分被獨立欣賞嗎？寫作技巧是那種像解答數學算式一樣，冷冰冰的能力嗎？

契訶夫的著名短篇《可愛的女人》回答了這個問題。

電影《帶小狗的女人》

這個可愛的女人名叫歐蓮卡，“她總在愛著人。沒有愛，她就不能生活”。她的第一任丈夫古金是她的房客，也是一個戲院經理。他一連幾天在她面前抱怨沒有欣賞能力的觀眾只會看馬戲表演，還有該死的雨天。

“歐蓮卡留心聽他說。有時，也掉了幾滴同情的眼淚。后來，古金的厄運終于打動了她的心。她愛上了他。”再后來他向她求婚，不久，他們就結婚了。古金意外死在外地，三個月之后，歐蓮卡又愛上了木材行經理，并與他結婚，可是六年后，木材行經理也病死了。再度成為寡婦的歐蓮卡六個月后取下了喪章，愛上了軍隊里的獸醫，可惜“他們的幸福是短暫的。因為獸醫隨了他的部隊，永久地到那遙遠的地方去了，也許是西伯利亞”。

故事還沒完。多年之后，頭發灰白的獸醫帶著妻兒來投靠歐蓮卡，她既興奮又感動，不但不拿房租，還對獸醫的兒子沙夏視若己出，呵護有加。

大文豪托爾斯泰為契訶夫這篇《可愛的女人》寫了一則極為著名的評論。他認為契訶夫本來是要嘲弄歐蓮卡的，“他用聰明而不用心靈來批評她”，“然而那個女人的忠誠，和她不管愛上誰就會獻出她全心全意的忠誠，卻不是荒謬的，而是奇妙的、神圣的”。托爾斯泰說，這篇偉大的小說有許多段落讓他熱淚盈眶。

我認為，托爾斯泰的這個觀點也應該會讓契訶夫熱淚盈眶。

電影《帶小狗的女人》

重點是契訶夫“本來是”要嘲弄的，他的寫作技巧足以擔當此任，可是寫到后來他放棄了這個指指點點的“技巧”，轉向“同情”與“珍惜”歐蓮卡的方向去了。托爾斯泰舉了一個《圣經》里的例子，先知巴蘭走上山巔，準備詛咒以色列人，然而，事到臨頭，他卻為他們祝福起來，一連三次。

這是作家的藝術之眼真正靈光乍現的片刻。關鍵在于托爾斯泰所說的“聰明”與“心靈”之別。寫作技巧如果依附在聰明之上時，它是可以被單獨欣賞的，一如算式解答，合理而沒有意外。然而好的作品需要意外，當心靈啟動的時候，作品自己會“本能地”要求作者不準用“偏見”減損它應有的光彩，技巧于是只好夾著尾巴逃跑了。

03

海明威的紅筆

寫作源自想象；但想象要根植于人生經驗，如此描寫起來才會真實。小說寫作班的老師說到這里抬頭看了臺下的學生一眼，準備逃過這一段繼續講下去，可是今天他的運氣不太好，臺下有一位學生適時舉手把他給攔了下來：“老師，那我們要如何描寫死亡呢？”

這事可不容易三言兩語講清楚，不如，就請一向善于長話短說的海明威來替倒霉的小說班老師代課一下。

海明威的成長小說選輯《尼克的故事》里有一篇《印第安人的營地》就狠狠地帶著少年尼克看了一回死亡，他是怎么描寫的？

這一天，尼克和他的醫生父親前往對岸的一個印第安營地去幫助一位難產的印第安婦人，她已經生了兩天了，還生不出來，“她睡在木板床的下層，蓋著一床大棉被。她的頭轉向一邊。木板床的上層睡著她的丈夫，他在三天前用斧頭把腳砍傷得很嚴重，他正抽著煙斗”。醫生只用一柄小刀為婦人做腹部開刀分娩術，然后再用九英尺的細腸線縫合起來，小孩順利出生了，婦人卻折騰得臉色蒼白，閉上眼睛，“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時，只用簡陋工具完成一次生產手術的醫生心情輕松了起來，他想到了那個還躺在上鋪，不必忍受生產之痛的丈夫，“醫生說：‘我敢說他完全處之泰然。’毯子從那印第安人頭上拉下來，但是他的手卻沾濕了……他（上鋪的丈夫）的喉頭自兩耳之間割開了，躺臥的地方血流成池。他的頭歪靠在臂上，一把打開的剃刀放在毯子上”。

生和死同時進行著，同樣用一把簡陋的刀來完成；醫生想要阻止尼克看到下半場這一幕，可是來不及了。之前，尼克看到了生產的過程，也了解了；現在，他也看到了死，可是他和讀者，甚至作者一樣無法搜尋經驗，繼續想象。

電影《乞力馬扎羅的雪》

海明威的寫作一向得力于他著名的“冰山理論”：“水底下的部分占整座冰山的八分之七，凡是你知道的東西都能刪去；刪去的是水底的部分，適足以強化你的冰山。”也就是說，作品的內文（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描寫的是作家未知、無知的部分，它是一個謎，因而可以描寫一切，當然，也包括死亡。死亡只能想象，那么，要如何啟動讀者的想象呢？海明威選擇了尼克來按下按鈕。

故事結尾的地方，尼克和同樣挫敗與疑惑的醫生父親坐在船上離開印第安營地，“尼克把手伸進水里蕩著，在早晨的清冷中，他感到水的溫暖。在湖上的清晨，他坐在由父親劃著的小船船尾上，確實覺得自己永遠不會死”。

尼克的想法像一盞小燈，令周圍的一切更加黑暗起來，它是那么樣地沒有說服力，因而讀者只能紛紛潛入水底，去查看那關于死亡的“已知部分”（被海明威用紅筆刪掉的部分）是否能為傾斜的故事帶來一點支撐——而這“適足以強化你的冰山”。

海明威說完立刻收起紅筆，走出教室，根本不給那些將頭探出水面的學生們一個舉手發問的機會。

04

卡佛的吸塵器

我正失業。但我指望北部隨時會有消息來。我躺在沙發上聽雨聲，不時會站起身，隔著窗簾張望郵差來了沒有。

街上沒有人，什么也沒有。

距我上次張望五分鐘后，我聽見有人走到門廊上，等了一下，然后敲門。

這是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說《集塵》的開頭，收錄在《浮世男女》集中，知名導演羅勃·阿特曼的電影《銀色·性·男女》便是改編自這本短篇小說集。

1967年，瑞蒙·卡佛的短篇小說《安靜一點好不好》被選入《美國最佳年度小說選》，該書編輯瑪葛江珊說卡佛的小說里“滿是像玻璃一般鋒銳的細節、意象、對話，精密的組合，為的是展現平凡而公式化的生活表象下，埋藏了多少痛苦、不快樂，甚至恐怖”。

電影《鳥人》

“精密的組合”這個詞句應該會非常吸引喜愛短篇小說的讀者和作者。

短篇小說篇幅短小，如何將有限的人、事、時、地、物等寫作素材精密地組合起來，就成了短篇小說作者永遠的難題。精密的組合必定有精密的機關，在《集塵》這一篇中，瑞蒙·卡佛挑中了“物”（一臺吸塵器）來架設一個“精準而無奈”的故事。

故事一開頭，失業的“我”躺在沙發上聽雨聲，一面焦急地等待郵差送來一些應征工作的回音，這時，敲門聲響起，“我”起身開門。來人不是郵差，而是一個吸塵器的推銷員，他從口袋里摸出一堆卡片念道：“史萊特太太，東區第六南街二五五號？史萊特太太中獎了……她贏得一次免費代客吸塵和清洗地毯的服務。”當然，這只是一般推銷員慣用的開場白，“我”告訴推銷員史萊特太太不住這兒，“我”甚至不愿承認自己是住在這間房子里的人，以免麻煩，以除后患。

然而，提著笨重的吸塵設備，辛辛苦苦冒雨前來的推銷員不愿放棄一絲絲賣出產品的希望，他不由分說立刻脫下雨衣，打開箱子的扣鎖，將各式皮管、刷子、金屬管組裝好，開始示范如何打掃床墊里的碎屑，還把煙灰缸里的煙灰全倒在地毯上，用腳把煙灰和煙頭揉開，再啟動那臺怪怪的機器打掃起來。推銷員是一個老頭子，肥胖臃腫，他做得滿身大汗，“肥肉從腰帶上鼓突出來”。他還要了兩顆阿司匹林。

然而，“我”說：“即使要我的命，我也拿不出一塊錢。今天你只能當作是替我白干了，就這樣而已。你在我身上下功夫完全是浪費時間。”推銷員無話可說，這本來就說好了是一次免費清掃的中獎服務，只好收拾機器準備告辭。

妙的是，郵差送信來了，“信箱口哐的一聲打開又關上……我們同時看著躺在靠近前門口地毯上一封正面朝下的信”。推銷員臨走前撿起那封信看了看，“他說，這是寄給史萊特先生的，我負責收著”，就把信折成對半，放進屁股口袋，走了。“我”一時愣住了，并沒有提出異議——那是跟“我”無關的史萊特先生的信不是嗎？

故事戛然而止。

兩個同樣只有一線希望的人還互相打消了對方僅存的一絲期待，就像那臺笨拙卻精密的怪物吸塵器，把一間原本就困窘、空蕩蕩的屋子吸得一塵不染、一滴不剩，只留下一片死寂。

當然，還有一個巧妙的短篇小說架構。

05

沈從文的煙火

沈從文的短篇小說《柏子》是一篇很令人意外的作品，因為它從頭到腳盡是歡樂與滿足，絲毫沒有半點悲傷的氣息。

這話聽起來怪怪的不是嗎？快樂是大家所企求的，如果生活中充滿了歡樂豈不大快人心？難道一篇小說滿溢了興奮之情竟會減損了它的文學成就？當然不會。事實上，這點疑慮其實也不會成立，因為世上并沒有絕對的歡樂，在生活中、在閱讀里都沒有。

柏子是一個苦力水手，平日在貨船上也許一待二十天才靠岸一次，他“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來，還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許多水手一樣，在腰邊板帶中塞滿了銅錢，小心小心地走過跳板到岸邊了”。

靠岸的時間短，柏子手中拿著一段燃著火頭的廢纜子照路，他要到岸邊某間熟悉的樓上去享受男歡女愛了。柏子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那間樓，吹著哨子拍門，“門開后，一只泥腿在門里，一只泥腿在門外，身子便為兩條胳膊纏緊了，在那新刮過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臉上，就貼緊了一個寬寬的溫暖的臉子……‘老子搖櫓搖厭了，要推車。‘推你媽！’婦人說……”

婦人像一個小心眼的情人般先檢查柏子帶了禮物給她沒有，看見了雪花膏、手巾和罐上有美人兒畫像的蜜粉方才高興了。柏子粗魯得像頭小公牛，“肥肥的奶子兩手抓緊，且用口去咬。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大腿……”糾纏了好一陣子，婦人用煙盤燒煙給柏子吃，柏子吃一口煙，喝一口茶，婦人還邊唱孟姜女給他聽，仿佛當皇帝一般地心滿意足。

電影《邊城》

一連和婦人相好了兩次，柏子的歡樂時光終于也接近尾聲了，把最重要的事情辦完了，柏子又燃起廢纜子，腳踏泛冷的泥水地，獨自回船上去了。可這一路上，柏子的腳是冷的，心卻是熱的。“他把婦人的身體，記得極其熟悉；一些轉彎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墳起與一些窟窿，恰如離開婦人身體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說得出尺寸……今夜‘吃’的足夠兩個月咀嚼，不到兩個月他可又回來了。”

這段露水姻緣，被沈從文描寫得極其絢爛奪目，像是一場美好得令人艷羨的煙火表演。柏子就是那五彩的煙火本身，他歡喜得炸開來了，沒有空間悲傷，但并不表示這篇作品就不帶任何感傷氣息。

感傷自然是有的，但不在柏子身上，卻在讀者的心里。沈從文的這一招是極為高明的，他只需負責描寫柏子的極端快樂就好了，讀者分享了柏子的歡娛之后，就像欣賞一場國慶煙火表演完，誰能不為眼前隨之而來的冷清與黯淡嘆一口氣呢？

06

大江健三郎的浪花

短篇小說篇幅雖短，有時卻也容納了不少的人物，但是因為容量有限，所以這些人物有時只得以“同質性頗高”的一個群體樣貌出現，如此一來也就無須花費太多的筆墨來描寫個體間的巨大差異性了。

不過，個體的差異卻又經常是小說家致力深掘的目標，這種差異當然不會在小說開頭的時候就突顯出來，它會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而在段落里閃閃發亮，制造對比與差異，因而成就了小說作為“時間感”的一種藝術形式。“相對感”是我們感受時間的重大憑據，小說自然不能外之。

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說《別人的腳》描寫了七個“同質性頗高”的少年，他們住在一幢建在近海高原上的脊椎骨疽療養院里，白天并排躺在日光室的躺椅上做日光浴，偶爾竊竊私語，或大聲呼喚要護士送便壺過來，終日靜默以對，未來，也幾乎都不可能再用自己的雙腳行走。這些少年或男或女，但他們的身份和生活都幾乎沒有什么不同，直到大江健三郎為他們帶來了另一個病患高志。

電影《寂靜的生活》取材自大江健三郎的人生故事

高志在大學的文學院就讀，他跟其他人最大的不同是他還很想談論自己的病情，而那些久住病房的年輕病人都已經不愿談論或聆聽彼此的病況了。不僅如此，高志完全無意和“外面”的世界斬斷關系，他雖也不能行走，卻無時無刻不關心時事，且組織了一個名為“認識世界”的集會，積極反戰，其他少年也漸漸受他感染，經常聚集在他的四周聊天，加入他的演說，且頻頻發出笑聲。

唯一不愿加入這個集會的，是敘事者“我”和另外一個曾經在病房內自殺未遂的少年，“那少年一直在日光室角落注視他們，學生（高志）叫他過去，他立刻封閉到冰冷淡漠的殼中，裝著沒有聽見”。“我”雖然也拒絕加入，卻“不僅感受到與少年們同樣的生活變化，也感受到一種模糊焦躁”。（因為不覺得長期困頓的生活可以如此輕易改變、好轉。）

高志在這篇作品中扮演著一個興風作浪的角色，浪花有起，也要有落。來到療養院的第三個星期，他第一次開刀，因為醫生說他的雙腳可能治不好了，所以非常泄氣。敘事者“我”對高志默默頷首，似乎跟他之間的“同質性”又重新拉近了一些。然而，高志卻意外地在手術后成功地站起來，并且在病房內行走，漸漸放大步幅，然后走出醫院，走出這個無法站立行走的小團體了。少年病患們心中百味雜陳，敘事者“我”心想：“我一直戒備他，他終究是假的。”

至此，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扇門又關上了。門內曾經掀起了浪花，一波三折，讓我們看到了個體間的差異，然后才功成身退，讓沙灘回復到一片沉寂。

本文摘編自

《送行》

作者:袁哲生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 后浪文學

出版年: 2019-8

編輯 | 輕濁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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