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肌體衰落，意識能上傳云端，控制機械化的軀殼成為可能，到那時，是男是女，是烏龜還是大象，這些還重要嗎？應該不了。在那個世界，我們也許會以材料對人進行分類：你是金屬的，還是仿生的？

迪路的臥室里，至少照得到七面鏡子。這個房間大概有不到15平。化妝鏡一大一小，掩在桌上的乳霜瓶罐當中；寬大的立式鏡與壁掛鏡彼此相對，人被囊入其中，從頭到腳，能同時端詳到自己的背影；另外還有兩片粘貼式全身鏡、一面倚在角落的落地鏡，它們一左一右，夾攏住床。貓的飯盆、直播用的燈、滿當當的衣架鞋櫥，填進房間的其他角落。

迪路有兩份工作。早9點到晚6點，她是一名時尚公關。下班回家補個妝，繼續連軸轉，工作到次日凌晨2點以后。月薪只有6000塊時，迪路省吃儉用，攢幾個月，買一件奢侈品。“我就是會用花唄借唄買名牌的人。”她說，“我活得非常非常累。”有一天，在她的某場美夢里，一個銀發動漫帥哥說愛她，還交給她7萬元存款。

Kyoto

為什么要這么累？“看到美的人，她那么漂亮，就是會不自覺地向往，想成為她、超過她。”而這需要很多錢。迪路覺得這是天生的。從初中起，她就喜歡跟級花比。“她特別瘦，特別漂亮，特別白，特別多男生喜歡她。”迪路坐在我對面，看著她，我發覺這些話用來形容她自己也都恰當。

與此同時我也有點如坐針氈——在場都是年輕人，彼此間不算熟悉。大方地說自己“雌競”，說跟別人進行比較的欲望推著她進步，是不是透支了人在這個場合里應有的坦誠。“我也知道自己的心態是不好的。”她最后補充道，體面地免除了我說些“正確”的話的義務。

Kyoto

在一個主張性別友好、身體自主的故事里，如果出現喜歡“雌競”的女性角色，別的人是否要與之割席？英國哲學家阿米婭?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嘗試在《性權利》一書中回答這個問題：不應撇除主體性——如果一個女性說她很享受打扮自己，追求美，通過贏別人感到變得更好更強，人們也該信任她。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女性主義成為另一種道德權威。更重要的是，斯里尼瓦桑指出，女性的欲望從來都不是自由的。“要想出一種辦法告訴人們改變自己的欲望，但又不采用道德說教的方式，真他媽的難啊！”

迪路嘗試過改變。她勸自己，她一直工作得那么努力，假如擺脫掉容貌焦慮，那么她賺的錢可以允許她休息半年，睡足夠的覺，去喜歡的熱帶海島度假，調養患有甲亢的身體。“有一段時間我特別想要結束，很想……很想退出那個游戲。”她的聲音陷入停頓，被急促發顫的呼吸取代，接著，像掃過石灘的退潮漸漸干涸那樣，重新給平靜和堅固讓出位置。“但是，沒辦法。”

朵達娜

“沒辦法”說的是無法離開男性標準的審判。“跟男生約會的時候，我不想、不能被他們看穿。如果約會失敗了，我會在乎對方最后到底會選擇誰。是不是會選一個更漂亮的人？一個更女的人？我有時候會覺得配不上他。因為我不是一個天生的真女孩。”

迪路的被指派性別是男性，她是一個跨性別女生。2021年，在一次墜入愛河后，她跟朋友借了錢，賭一把運氣，出國做性別確認手術。

在跨兒中間，有個常被使用，也廣受爭議的詞：過關（passing）。“Pass就是如果你不主動講自己是跨性別者，別人就不知道你是。跨性別女生，越像順性別女性，就越Pass。對跨性別男生來說也一樣。”JC向我解釋。

JC

JC在一家外企工作，活躍在上海的Voguing社群，是Ballroom里的Femme Queen，也就是跨性別女性。

“Ballroom肯定是有女性氣質的模板的，而且是一種極其強烈的女性氣質：大胸、大屁股、長發、長指甲、高跟鞋。”跳Voguing的時候，JC樂于這樣裝扮。在社群里，她叫自己“JC卡戴珊。”

但見面那天，JC剛剛下班，沒有化妝，穿寬松的黑色T恤、長褲和平底鞋，戴一對低調的素圈銀耳環，橘粉色的長卷發披開，散過肩頭。

黑皮豬

JC的家鄉在福建寧德的霞浦縣，這里是閩東沿海最古老的縣份，大部分家庭靠海吃海，以水產養殖和捕撈漁業為生。耕海牧漁，男性勞動力被賦予了重要的地位，女性的氣質和勞作，則無關緊要。“如果家里生了個女的，他們會覺得：‘完了，沒有辦法生活。’”而JC是父母眼中的“獨子”。

從小自然地喜歡男的，以女性的內心感受著這份喜歡，但是棲居在一副男性的軀體里。在青春期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里，JC都認為自己是名同性戀者。這個故事與許多跨性別異性戀女生的敘述互相重合。

朵達娜

在依據性別決定秩序的地方，沒有不確定性的容身之所。如果一個人不主動給自己歸類，別人會替你做出選擇。男尊、女卑，是這個秩序的表面，在更下層、更深處，是對“不男不女”的污名。JC生活的縣城里，關于性別的怪談飛短流長。

“按照當時的謠傳，我就是當地最娘的娘炮。”JC說。男同學鬧在一起，脅迫她讓他們檢查她的下體。在外，面對親戚和老師，父母覺得抬不起頭，連說話都畏畏縮縮。關起門，灼熱的羞恥悶燒成烙鐵，向JC燙下去：“為什么要讓我們丟臉？都是你的錯。”

朵達娜

高中時，JC向北京同志中心發出求助，她想找到同類，尋求一處安全的蔽所。經由北京同志中心介紹，她乘火車到廈門，參加一場性少數支持團體的聚會。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直男直女在這里？”推開門，JC注意到一個男性，“就像我生活里的所有男的。”帶著女朋友，坐在當中。迎面而來的排斥和疑慮很快化成強烈的沖擊——對方自我介紹：“我是一名跨性別男生。”

JC和Dandy

JC的大腦宕機了。“他pass到完全看不出他身上有任何女生的蛛絲馬跡。”親眼目睹一個跨性別者的身體，是屬于JC的頓悟時刻。她說：“我是個女生”從此開始變得可信、可能。

美國同性戀者反詆毀聯盟（GLAAD）發布的第11版《媒體參考指南》指出，Passing，過關，是個需要避免的措辭，它影射跨兒在生活中以一種虛假的身份蒙混過關。指南建議以“被視為順性別者（perceived as cisgender）”來替代它。

JC和Dandy

采訪JC時，Voguing Shanghai的主辦人Jacky也在場。Jacky是名性別酷兒。聊著聊著，兩人開始互相打趣，點評對方：“Hmmm，男的。”我坐在中間，驚嚇，沉默，然后拾起表情確認：“什么？” Jacky大笑。JC解釋，這是Ballroom社群內部的死亡玩笑：“因為主流社會惡意很多，大家一定要學會拿自己開玩笑。”

對別的人來說，使用恰當的語言僅是一個開始。小心措辭最直接的效果，往往在于包藏住說話者的偏見。某種程度上，無論“過關”抑或“被視為順性別者”，說的都是同一回事：想過上普遍的社會生活，要向著社會期望的性別形象靠近，再靠近。

羊羊

黑皮豬是一名跨性別男性，他的主業是健身教練。他說，這種靠近帶給他意外之喜。“我的工作里，接觸的老阿姨比較多。以前她們看你，像男孩又像女孩的，壓根兒不搭理你。自從我HRT（編注：荷爾蒙補充療法）之后，上我課的全都是阿姨、媽媽，每天沖著我笑。”他能感覺到，相比之前，大家對他說話變得更加客氣。

黑皮豬也因此獲得了更多工作機會、更多收入。“疫情期間在醫院做志愿者，解封之后開救護車，都明確說了，不要女性。”HRT之前，他曾經因“像男孩又像女孩”而失業。

黑皮豬

縫人是迪路的老板，她創辦了一家時尚公關公司，管理著六個人的團隊。包裹在黑色的衣裙里，她讓人聯想到一股噴泉——她的存在是強烈的，對抗引力向上噴涌，擲地有聲；她的邊界又很柔韌，撞上堅固的障礙，借力彈開轉向，朝周圍濺成水珠。

“有一段時間，我確實不是很敢在外面上廁所。下午出門，晚上回家，一定要憋到晚上。”縫人說，“現在坐高鐵飛機，我也盡量買商務座。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我會想辦法把社會影響降到最低，但你也別因為我上女廁所這種事罵我。”她的聲音里幾乎不見憤怒，像是戲謔的交涉。

縫人

以同樣的語氣，她提到某個前男友，翻了個白眼。“他說，我既然要以女性的身份跟他戀愛，就應該做到女生該做的事，就應該負責打掃家里的衛生。拜托啊大哥！”

進行性別確認手術之前，迪路告訴自己：“等做完這個手術，我就無敵了。”

對家人，做手術是先斬后奏的。得知手術動完，迪路的媽媽在電話里哭起來：“你知道嗎，你出生的時候我們全家都很開心，因為你是個男孩。”迪路才注意到，她有13個表姐。這之前，她并不知道家里重男輕女。

這之前，她也不會先把自己的照片裁到只有胸部以上，再上傳交友軟件。過去，自我認同為“男同，美0”的日子里，迪路有些羨慕順性別的異性戀女性，掌握著性資源，享有某種福利，能主導一段關系。

羊羊

《服美役》中，作者寫道，跨性別女性向世人呈現人類身體的可變性和多重性，她們的身體不遵循社會規范，駁斥了二元性別論。與此同時，一個跨性別女性也會立刻成為被社會規訓所凝視的客體。

“做女生也沒有特別快樂。我現在過上我想要的人生，但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樂，也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無敵。”迪路現在發覺。“慢慢會好，急不來的。”她寬慰自己。

Kyoto

金星的現身，推動著“變性手術”成為一種人人都能聊上兩句的秘辛。“做手術前是男人，做了手術變女人”是老生常談的污名。變美，變好，變成某人某物，變得如此這般……變，預設了起點和終點的存在。只要對面有岸，人心就難免對上岸產生渴望。而在所有跨兒的講述里，對自我的探索是那么不知所起又一往而深的旅程，只關心上岸與否，實在太看輕了它。一場手術無法成為終點，每個人都以付出與生命等長的時間的覺悟，學習沿途結算辛苦、兌現喜悅，一縷縷采擷對自我的確認和肯定。

在很多語境中，性別確認手術仿佛一項要求跨兒自證決心和純潔的獻身儀式。比如至今在國內，想更正身份證上的性別嗎？先去做手術。但不是所有跨兒都需要選擇手術。當自我認同的性別被錯置于一具無法與之匹配的軀體，人更容易焦慮。性別確認手術，是幫助人緩解焦慮的方法之一。

阿史

縫人從高中起到首爾讀書，美妝、醫美，垂手可得。起先，她卷空氣劉海，臉頰撲得白白凈凈，染焦糖色的眉毛。進入大學，縫人覺得自己成長得夠干練，于是換各種西服套裝，頭發剪得“像顧里”。接下來又迷上歐美風。“演，很愛演。”截斷畫進眼眶，眼線飛出去，裙子下塞兩層棉花，把胸和屁股墊起來。

伴隨造型的變換，縫人陸續微調了五官。“一點一點符合自己心中的樣子。”有一段時間，她去做模特，嚴格管理體重，每天吃水煮西藍花和三文魚。她還開始嘗試服用雌激素，用法用量是“心急，在網上亂搜的，害人不淺”。那個夏天，過量的激素送給縫人隱隱發脹的胸部，滿臉膿包，蔓生在大腿上的橘皮組織，難以控制的情緒和一個閉門不出的暑假。挨過崩潰，她走進醫院，請醫生開具處方，定期監測體內的激素水平，開始進行系統的荷爾蒙補充治療。

羊羊

性別過渡期間，縫人有過主動和被動的兩次出柜。大學，入讀時尚設計專業，第一堂課上，縫人第一次向人以“跨性別女性”來介紹自己。接下來講服裝史，教授對全班說，裙子這種東西，誰想穿就穿，都可以。

臨近畢業的時候，有一天縫人化好妝換好衣服，撞上媽媽突然回家取東西。媽媽趕著去工作，匆忙離開。路上，她給縫人打了個電話：“這件事情好像必須要在臺面上說了，但是我這會兒還蠻忙的，不過我就跟你講，我沒事的，我OK。”

最近半年，縫人長胖了。“肘子變以前兩倍大。”她不愛運動，就去學voguing，但voguing強度太大，她跳得差點暈倒。“我可能只是在追求看起來比較美，并沒太管第二性征。”縫人說，她可能會去動臉，讓面部折疊度更高一點。也可能會去做胸，讓身體更有曲線。但“整套的手術”，首先要攢錢，再者，她覺得“也還好，沒那么必要”。

選擇手術與否，無法作為衡量一個跨兒性別焦慮程度的標尺。羊羊是名非二元性別者，被指派性別為男性，不久前，羊羊進行了豐胸手術。做化妝師之外，羊羊正在探索經營自媒體賬號，發美妝穿搭和聊天。評論區，有女孩子問：“羊，太美了，可以出妝教嗎？”見面那天晚上，我們在一家餐酒館的戶外區并排坐下，喑啞的燈光下，羊羊的顴骨和眼睛波光粼粼。

朵達娜

胸部手術后，先是新鮮感，占據了羊羊感受空間的全部。新鮮褪去，羊羊才開始重新適應自己的身體，有時感到莫名的陌生：洗澡或剛睡醒時，“突然發現我有胸，趕緊摸一摸，那感受很難形容”。觸摸乳頭附近的皮膚，感受似乎變鈍了。醫生說，還需要一段時間恢復。

“日常生活里，陌生人很容易默認我是個女的。我其實沒有很愉悅。我本來就煩那個東西，一定要把人放進一個框架里。”對羊羊來說，手術是按自己的意愿改造身體，感受與身體間的距離，不斷學習熟悉它的這么一種過程。“不是要跳進二元性別框架里的女性身份，更像一種賽博格的概念。”

如果人工科技發展，手術甚至可以實現人機融合，賦予生命體形色各異的力量和感知，男的女的，是否還有人在意？

Dandy不到24歲，跟JC一樣，她也活躍在Voguing社群，是位Femme Queen。最近，Dandy加入了Haus of Hua Mulan。“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國際House，家族目前在中國大陸只有兩名成員，非常有幸可以加入。”說起這件事，Dandy臉上閃爍著驕傲，笑起來，月牙尖樣的眼角勾向鼻梁的褶皺，牽引人的視線。

Dandy是化妝師，也主辦Kiki Ball，“Kiki”起源于紐約社會衛生機構的聚會，Ballroom社群在這里社交、練習，為參加主流的Ball做準備。同時，這里也提供艾滋檢測和預防咨商，傳遞倡導安全性行為的信息。如今，Kiki Ball成為Ballroom社群年輕成員收獲曝光，競技和培養領導力的重要舞臺。

Dandy

16歲生日時，Dandy被父母騙進豫章書院接受扭轉治療。在鐵門后，被兩個成年人按在地上毒打，然后拖進“德育處”囚禁了七天。“德育處”只有三四平，沒有窗，飯和水送進來，要摸黑吃完。“出來后有半個月，我的眼睛是看不見顏色的，像開了黑白濾鏡。”Dandy說，半個月一次的“心理輔導”，內容是寫懺禱信，寫給父母，列數自己的罪行。如果不服從，“就會被送去所謂的德育處，更變態的是電擊”。

離開家，來到上海，在Ballroom，Dandy找到了那個16歲少女的碎片。過去不到一年里，她舉辦了五六次Kiki Ball，每次都有100多號人參加。“反哺這個支持網絡，也補上屬于我的青春期的性別教育。”

服用雌激素兩年后，朵達娜說：“它讓我更接近我體內的母性，這種母性是大自然所擁有的，讓我覺得腳踩在地上。”朵達娜是哈薩克族，小時候，她在夏牧場度過了很多個暑假。“我看起來也更像我媽了，這樣更安心一些。”

雙腳貼著地面的時候，朵達娜會去寫作，在有陽光也有風的公園，寫關于女性的詩和小說。去年11月，朵達娜還在北京生活。一個黃昏，她從市區出逃，跟朋友散步到延慶的一處水庫，腳下是山谷，小溪經過，一段樹枝折倒，架過水流。“那里超級好聽，也很美。”夜幕散開，朵達娜一件件褪去衣服，趴在樹枝上，讓朋友用相機記錄下這一刻。“是很意想不到的視覺，都很美。讓我覺得恰好，我屬于自然的一部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迪路為化名

實習生貝拉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