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佳睿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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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昨日，第二十屆文津圖書發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簡稱“廣西師大社”）·大學問的《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簡稱“《洞穴公案》”）入選第二十屆文津圖書·社科類。第一次獨立策劃的書就獲得業內高度認可，編輯有哪些做書秘訣？在法律史這一小眾賽道上屢出爆款，大學問積累了哪些經驗？

圖片來自“國家圖書館”微信視頻號

近日，廣西師大社·大學問2024年5月推出的《洞穴公案》一書因入選國家圖書館第二十屆文津圖書而備受關注。此前，《洞穴公案》已獲搜狐文化2024年度好書之社科哲學十大佳作、2024文匯讀書年度書單、今日頭條2024年度十大好書、2024年度《法治周末報》十大法治圖書等多項榮譽。

《洞穴公案》是王佳睿老師獨立策劃的第一本書，他同時擔任了這本書的責任編輯，下面是他在出版此書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和感悟。

（圖片來自當當網）

《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

作者：秦濤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大學問

出版時間：2024年5月

偏好、經歷與情感

好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都有一個共性，就是研究者會在不自覺中流露個性，譬如偏好、經歷與情感。做書也是如此。

2019年，我到廣西師大社實習，時值其學術出版品牌“大學問”成立。我碩士讀的是法律史專業，開學第一堂課，老師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們：大家學習的是一門“屠龍之術”。確實，不管是在主流法學界，還是在歷史學界，“法律史”都處在相對尷尬的地位。

而當時“大學問”法律史圖書的出版正式“起步”。在很多人看來，我們似乎在大熱的歷史領域里，選擇了最“冷門”的出版方向。2020年8月，我們第一本法律史圖書《意欲何為：清代以來刑事法律中的意圖譜系》（簡稱“《意欲何為》”）出版，而它的出版故事似乎可以追溯到1994年。

自1994年以來，斯坦福大學出版社陸續推出“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這是‘新法律史’在美國興起的一個重要標志”（尤陳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國的中國法律史研究新動向及其啟示》，《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這套叢書由黃宗智和白凱兩位教授聯袂主編。這些“新法律史”作品有著鮮明的特征，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突破傳統的歷史寫作，以及越發新穎的研究視角。它們呈現出來的不再只是官方對民間進行的單向的權力支配，還有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和抉擇，以及他們試圖反向建立權力支配的復雜面相。

“新法律史”之“新”，不僅局限于以上所述。就出版層面而言，它正在顛覆以往讀者對法律史“晦澀”“生僻”的認知，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讀進去，并且獲得智識上的愉悅。我們看待它的角度似乎回到一個更為“簡單”的層面：講好一個故事。

在品牌負責人劉隆進老師的主導下，大學問引進了幾乎全套的“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系列，其中大多作品的中文簡體版都已上市。《爪牙：清代縣衙的書吏與差役》（簡稱“爪牙”）（）、《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讓我們收獲了意外之喜，目前《爪牙》銷量突破了2.8萬冊，而《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更是達到3.8萬冊。除了這一主線系列，我們在整體的法律史策劃框架下，推出了日本學者寺田浩明的《清代傳統法秩序》等作品。

《爪牙》會員定制實拍圖

《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

同時，法律史圖書的出版似乎也開始“熱”了起來。

在當下的市場導向下，出版興趣正越來越多地被算法“捆綁”和數據量化。許多出版社在選題論證階段，會將開卷數據作為衡量一個選題做與不做的重要依據。對于高成本的出版業而言，這樣的市場調研與預判無可厚非，但也增大了小眾選題“突圍”的難度。最后考驗的是編輯的眼光、判斷力及做選題的勇氣。

慶幸《意欲何為》出版的時候，大數據時代還未普及得像當下這樣徹底。但時至今日，《爪牙》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性、法律與社會》的銷量和推廣也已成為算法、數據的一部分，這導致我們在簽下中國臺灣學者巫仁恕老師的《日常犯罪與清代社會》時，付出了相比以往高得多的價錢。版代告訴我：法律史圖書的大陸市場異常火爆。

這讓我想到一位出版前輩說過的話：做書其實是在做一種可能性。

但在實際層面，很多青年法學編輯在做市場類選題時，都會熱衷于尋找下一本《公主之死》（這本通俗的法律史著作，詳細講述了“北魏公主家暴案”這一經典案例[北魏蘭陵長公主被駙馬毆打流產致死]的來龍去脈，以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的寫法探討了中國古代婚姻暴力、親屬容隱、男尊女卑等法律及婚姻倫理議題。作者是中國臺灣學者李貞德。該書曾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重慶出版社出版，雙效顯著）。此前我和一位北京作者閑聊，他提到很多編輯都會主動向他約稿和組稿。他才接到一個編輯的邀稿電話，他問編輯：你希望我寫就的是怎樣一部法律史作品呢？編輯小心翼翼地回答：像《公主之死》那樣的。那位作者說：你已經是第三位希望我能寫就一部大陸版《公主之死》的編輯了。

但當時，他正埋首于一套法律通史三卷本的撰寫。這一點他并沒有告訴那位編輯，他覺得對方可能提不起興趣，也擔心沒有銷量讓出版社“白忙活一場”。

此后我開始嘗試做本土中青學者的法律史原創。

2023年我回到重慶和秦濤老師再見時，因之前課上不積極發言及偶爾的“逃課”，他已對我單向地“相忘于江湖”，預想的“重逢”幾乎變成了“初次見面”。他對我的了解，更多的來自廣西師大社這個平臺和大學問品牌近幾年連續推出的諸多法律史著作。

當晚我們圍繞《洞穴公案》進行了很多“構想”交流——預設的場景、開放的對話、辯論的設置、倫理與法律的糾結……秦老師的“根須”已經扎得很深，需要的只是“破土而出”。最后，回到出版上，我們討論最多的是這本書呈現的“樣貌”或者說定位。此前，秦老師已有不少通俗讀物面世，其中銷量最佳的有近20萬冊。我當時對秦老師說“我知道您不缺出版社”，確實如此。

但我們都想出一本和他之前的作品不太一樣的書——盡管話題貼近大眾（市場），卻是一部學術著作。在這本10萬字左右的小書中，秦老師使用的古籍大約有50部。這些古籍大多化作朝堂辯論上14位官員的陳詞。而這場精彩的朝堂辯論脫胎于秦老師一直研究的漢代廷議制度。那些臨場感極強的陳詞（獨白）閃耀的每一處火花，都在法律思想的注視之下。

當我們把這本書定義為學術著作時，它的市場銷量也許不及以往，但對秦老師而言或許是一種圖書出版上的“回歸”。正如秦老師在成書最后寫的，有趣就是他的動力。學術著作的寫作和出版也是如此。

《洞穴公案》出版后，一些讀者反饋：好像在看一場思想煙花。

我們都是這場煙花的觀眾。

設計一部始于“想象力”的作品

在做《洞穴公案》的營銷方案及初步推廣時，我們從話題多元性、論證嚴謹性、文本可讀性等諸多角度尋找賣點，但回歸本質，這是一部始于“想象力”的作品。

《洞穴公案》的豆瓣評論中，有一條很有意思（摘選自ly的讀享生活）：一種理性的癲狂，一種解構的熱情，一種被趣味驅動的仿佛孩童在捏泥巴、塑造物形的快樂，只不過，這里的“水”和“土”的元素要復雜得多。

一些老師擔心會有讀者簡單地把《洞穴公案》當作《洞穴奇案》的模仿之作或者說舶來品。但我們對此卻相對樂觀。首先，學術出版的外延并沒有看上去的那么“熱鬧”，一些所謂學術“爆款”其實在廣大的出版市場上依然屬于“小眾”（事實上，很多讀者并不知道《洞穴奇案》）。其次，法學院本就沒有圍墻，書齋之門也從未上鎖。《洞穴公案》榮獲2024年度《法治周末報》十大法治圖書時，有一段文字寫得很好：從程序法上看，本書的思路似乎源自西方，剝開以后，卻發現場景與語境是東方。再剝開一層，發現解決的是西方著名法律問題，而剝到最內層，發現是中華法系思想的智慧。

這本書體現的是中華法系智慧的獨創性、生命力和想象力。

但怎么將作者的想象力恰如其分地設計出來，幾近讓我們“犯難”。我們既想保留這本書的人文學術質感，又想讓整個故事在封一上一目了然：雪地、洞穴、食人案。

我們最初的共識是，《洞穴公案》的裝幀設計基調肯定得是中國古代史，它是以東漢的“管秋陽食人案”為原型進行的創作。但市面上中國史題材的封面元素已非常雷同，放眼望去，采用《千里江山圖》作為主視覺設計的不下20種，而《南都繁華圖》也在青睞之列。以上兩種素材至少可以滿足宋、明題材的圖書設計，標準，不會出錯，但同時也會導致“千書一面”，缺少視覺記憶點。

此外，《洞穴公案》并不屬于具體的某個朝代，而是虛構了一個“華朝”。在“華朝”里，作者營造了一種歷史真空和法律折疊。但這就導致我們在素材的直接沿用上幾乎沒有選擇。

在設計師的物色上，我第一時間就確定了廣島并給他發去邀請。廣島是一位非常年輕、有創造力的設計師，我最早關注的是他設計的文學向圖書（莫言《晚熟的人》、張大春系列作品等）。工作之余，我和他討論最多的是《塞爾達：王國之淚》和《黑神話：悟空》。

故事的背景是一場饑荒。因此，剛開始我想借鑒明代周臣繪制的《流民圖》來塑造洞穴內幾個人物形象。但這個方案并不可行，過于具象的人物細節太多，同時讀者也會喪失掉一部分的觀感聯想。幾次討論后，廣島老師建議采用減（剔）地平面陽刻（圖像的細部不用線條表示，而是用朱線或墨線表示）那樣的形式。對此他也提供了大量類似的參考，如《山東沂南北寨村墓樂舞百戲圖》《倉頡造字圖》等。在廣島老師繪制了草圖后，我們請了漢服設計師聶嘉更來操刀（“洞穴食人案”的原型是東漢的“管秋陽食人案”）。

之后就是“洞穴”的設計。為什么要有一個“洞穴”？除了契合書稿內容，我們更多的是想把封面作為一個分鏡，每一位讀者都是在“窺視”現場（《洞穴奇案》的封面設計主體就是一個喀斯特地貌的洞穴場景）——或者說，每一位讀者都是“洞穴食人案”中的第五個人。

“洞穴”的設計我們想更多地從中國古代水墨畫里尋找靈感，既保留了“歷史感”，符合東方審美，同時也增加了“文氣”。這一次，我們大膽使用了AI，給它“喂”了明代仇英的《桃源仙境圖》和一幅唐伯虎的畫，然后廣島在它生成的圖畫上進行修改。目前，對于AI繪圖，行業內也是眾說紛紜。但我們對它的使用還是停留在工具層面，它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素材供給或者輔助創意，但遠遠沒有辦法理解一本書或者說契合一家出版社出品的格調和氣質。譬如，不論是作者還是編輯、設計師、營銷，我們都在致力于講好一個故事，但在我看來，AI現階段還講不好一個故事——它只是個“縫合怪”，而縫合怪幾乎都是丑的。

《洞穴公案》出版兩個月后，就有多家出版社來咨詢版權合作。此后我們輸出了中國臺灣繁體版，臺版對這個設計非常認可，一并購買了封面版權。這還是我們第一次輸出封面版權。

大多時候我們可以選擇簡單、快捷、標準不出錯，但有些需要直面的，就必須迎頭。

一切的圖書出版都可以還原到具體的人，也只有還原到具體的人和事，或許才能凸顯出版的意義。《洞穴公案》的寫作和出版已經告一段落，但它的故事仍在繼續。

*本文圖片除標注外，均由廣西師大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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