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xiāng)敘事 || 福洞村記

1984年的秋天，我站在芙蓉寺盧塅中學的操場上，聽著老師宣布去福洞村暗坡里撿茶籽的消息，心里十分高興。那是我第一次聽說“福洞”這個名字，腦海中浮現(xiàn)的是一片幽深的樹林和崎嶇的山路。那時我才十五歲，背著奶奶縫制的布書包，揣著鋁制飯盒，和同學們踩著晨露出發(fā)。

我們從李家塅大屋那里開始爬山，爬到相思山頂后再下山，下到了半山腰就到我們撿茶籽的目的地了。暗坡里位于福洞村的邊緣，山勢陡峭，茶樹高而又茂密。村民的土坯房集中在山腰，屋頂?shù)那嗤呱细仓√Γ瑹焽枥镲h出幾縷炊煙。我們借了村頭李嬸家的灶臺熱飯，她見我們飯盒里只有咸菜和米飯，轉(zhuǎn)身從菜園摘了一把青椒，又切了半塊臘肉，鍋里“滋啦”一聲響，香氣頓時溢滿整個灶房。

“細伢子長身體，要多吃點！”她笑著往我們碗里夾菜。那時的福洞村，于我而言是山間的一碗熱飯，是村民粗糙手掌傳遞的暖意。

返程時，夕陽將山影拉長，茶籽沉甸甸地壓著背簍，腳底沾滿紅泥。有同學指著遠處云霧繚繞的山峰問：“那是什么地方？”帶隊的老師答：“相思山的眉毛尖，福洞村就在它的南麓。”我回頭望了一眼，只見山色蒼茫，恍若藏著無數(shù)未解的故事。

許多年后，當我翻閱縣志，才知福洞村的厚重遠不止于一片茶林。這座湘北邊陲的村落，與湖北通城縣僅一山之隔，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村東北的柞樹咀古橋，建于光緒十四年，麻石拱券橫跨溪流，橋面斑駁的鑿痕中沉淀著百余年風雨。村支書胡東華曾告訴我，這橋是鄉(xiāng)紳李瑞南募捐所建，橋下溪水湍急時，如碧玉環(huán)中穿行，橋身則似蒼龍臥波。

更令人震撼的是黃旗坳的青龍關。那日隨胡書記探訪，車行至山腰，忽見一道麻石壘砌的關墻殘跡，如巨獸脊骨般匍匐于湘鄂交界。關隘始建于明萬歷年間，清咸豐時重修，門楣雖坍，門檻石臼猶存。胡書記撫著關墻說：“戰(zhàn)亂年月，這里一閉門，便是生死界。”我想起村中老人萬振英，那位“八百壯士”中的幸存者。1937年淞滬會戰(zhàn)，他死守四行倉庫，背部嵌著彈片寫下遺書：“國難當頭，豈能避之……”他的故事，與青龍關的斷壁殘垣遙相呼應，成為福洞人血脈中不滅的剛毅。

（青龍關）

福洞村的傳說，是山民與自然共生的寓言。爛船坡上，大禹治水的木船腐朽成泥，卻讓村民世代銘記疏導洪水的智慧；獅子巖下的碗盞筲箕石，曾慷慨借出金碗玉匙，卻因一次失信永閉神恩。這些故事被老人口口相傳，讓后輩們生出許多的遐想。

初中畢業(yè)那年，我曾隨楊林村的曾書同學徒步上相思山。他指著半山腰兩塊巨石道，他也這么說：“這是箕石和碗盞石，早年間誰家辦紅白事，焚香一拜便能借得餐具。”我蹲下身細看，石縫間野草蔓生，仿佛神明早已隱入塵煙。曾書又帶我去尋“黃巢插旗石”，只見一方巨巖上碗口粗的石孔空空如也，卻讓人遐想千年前義旗獵獵、殺聲震天的場景。

那日下山時，亂石坡上的杜鵑花開得正艷，紅如血，艷如霞。曾書嘆道：“這山里的石頭會說話，只是如今聽得懂的人少了。”

再訪福洞村，已是三十年后。昔日的土路變成了水泥道，村口立著“縣級文明村”的牌匾。胡東華書記的辦公室墻上掛滿獎狀。“脫貧攻堅優(yōu)秀個人”“鄉(xiāng)村振興帶頭人”。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身患重疾卻笑聲洪亮：“我這把老骨頭，還能再拼幾年！”

他帶我參觀油茶基地，兩千余畝油茶樹沿山勢起伏，綠浪接天。貧困戶老萬正在修剪枝葉，見到胡書記便咧嘴笑：“去年光賣茶油就賺了三萬！”曾經(jīng)的荒坡，如今成了“綠色銀行”。艾草田里，幾名婦女彎腰收割，麻利地將草藥捆扎裝車。“公司+農(nóng)戶”的模式，讓山貨直通城市藥廠。胡書記說：“脫貧不能光靠給錢，得讓鄉(xiāng)親們自己長本事！”

更讓我觸動的是村里的“微信賣貨群”，駐村書記李勇的手機響個不停，他說：“今天又訂出去兩頭土豬、五十只土雞！”他打開后備箱，塞滿干筍、黃精和臘肉，“這些都是幫村民代賣的，我順路捎去縣城。”胡書記在一旁補充：“以前好東西爛在山里，現(xiàn)在手機一點，全國都能買！”

第三次離開福洞村時，我特意繞道暗坡里。當年的李嬸早已過世，她的孫子在村文化廣場打籃球，身后是新建的太陽能路燈和自來水塔。茶林仍在，但撿茶籽的孩子換了一茬又一茬。胡書記說，村里正規(guī)劃鄉(xiāng)村旅游，想重修青龍關、復原古民居，“到時候你再來，看看咱們的民宿和登山步道！”

福洞村多姓萬，村人常說：“萬姓是相思山的老藤，枝葉雖散四方，根須總連著這片土。”此話不虛。萬姓子孫或以筆為犁深耕學問，或持槍衛(wèi)國守護山河，或為民請命奔走基層，他們的身影如星子散落九州，卻始終映照著故鄉(xiāng)的明月。

萬中池生于1932年的福洞村，他少年時踩過十里泥濘去鎮(zhèn)上求學，油燈下謄寫的課本泛著山茶油的香。1950年，他踏入瀏陽市稅務局，從基層科員一路擢升，終任黨組成員、工會主席。在計劃經(jīng)濟的浪潮中，他似老農(nóng)般精打細算，既為國庫“守倉”，亦為職工謀福。

1941年出生的萬團九，是福洞村走出的“正處級泥腿子”。他任岳陽市人大秘書科科長時，辦公室抽屜里總備著一雙舊布鞋。下鄉(xiāng)調(diào)研，他必換鞋步行，田壟間聽農(nóng)人訴旱澇，屋檐下記寡婦求低保。任機關黨委書記期間，他推動“黨員聯(lián)戶”制度，讓干部與貧困戶結“窮親”。退休后，他捐出積蓄修葺村小，教室黑板上方掛著他手書的橫幅：“吃百姓飯，穿百姓衣，莫道百姓可欺。”

1959年，萬向東在福洞村的油茶花季出生。八十年代，他負笈南下，終成中山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執(zhí)掌社區(qū)與勞動研究中心。他的研究從不困于書齋，廣州城中村的農(nóng)民工棚戶、流水線女工的夜班實錄、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nóng)民的嘆息，皆化作他筆下的學術經(jīng)緯。

1963年出生的萬三星18歲入伍，從武警廣東總隊梅州支隊的青澀士兵，一路淬煉為天津市消防總隊政治部主任（副師級）。2003年湛江化工廠爆燃，他率隊沖入火場，頭盔被高溫灼得變形；2015年天津港特大火災，他協(xié)調(diào)三省救援力量，七天七夜未合眼。2017年轉(zhuǎn)業(yè)至廣東省農(nóng)業(yè)廳，他笑言：“前半生赴湯蹈火，后半生愿為鄉(xiāng)土添一把溫熱的灶火。”

萬一龍是我的中學同窗，讀書的時候非常內(nèi)向，誰能料想，這個福洞片長大的少年，日后會成為科倫制藥總廠質(zhì)檢總監(jiān)？去年重逢，他帶我參觀實驗室，指尖掠過精密儀器，忽然感慨：“咱山里人采藥講究‘看、聞、嘗’，現(xiàn)在我用色譜儀、質(zhì)譜儀，做的還是同一件事，守住一味藥的良心。”他辦公室的案頭，擺著一罐福洞村的野茶，標簽上手書：“根在山中，質(zhì)在心頭。”

胡東華書記對我說：“這些走出去的人，是福洞的種子，也是福洞的風箏。”回望相思山，云霧依舊繚繞，卻多了幾分蓬勃之氣。如今的福洞村已與王塅村合并為相思山村。福洞村的變遷，恰似山澗溪流，既有古橋關隘的沉靜，又有扶貧攻堅的激越；既承載著大禹爛船、黃巢插旗的傳說，又書寫著胡東華、萬振英這般凡人的史詩。

故鄉(xiāng)何謂？我覺得是味蕾記住的一碗臘肉炒青椒，是耳畔回蕩的淞滬槍聲，是古橋麻石上的一朵苔花，更是無數(shù)人將一生碾作春泥，只為讓這片土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