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前夕，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聯合發布一批勞動爭議典型案例，涵蓋快遞公司從業人員勞動關系確認、用人單位主體認定、跨境用工、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機制等多個方面，充分彰顯了以法治方式助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廣東新實踐新作為。2024年，全省法院共審結一審勞動爭議案件6.34萬件，訴前化解勞動爭議數量占比超九成、同比增長8.04萬件。

本次發布共8個案例，其中涉及新業態、新平臺經濟領域勞動關系的案例有5個，包括快遞員、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等勞動者主體，同時，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下，從業人員構成復雜等情況，有3個涉及跨境用工的情形。在劉某與某科技公司確認勞動關系案中，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簽訂承攬合同情況，依法認定從業人員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在梁某與橫琴某公司勞動爭議案中，法院認定跨境用工中應結合勞動者實際工作地點、內容及服務對象等因素認定用人單位主體等裁判規則，為類案糾紛的處理提供重要參考。

另據了解，近年來廣東法院高度重視前端治理工作，通過基層調解組織、仲裁機構以及人民法院的綜合治理，將大量勞動爭議案件在訴前化解，其中深圳市龍崗區探索“調援裁訴”一體化工作機制，由市人力資源保障局、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深圳中院、市總工會共同參與，實現勞動爭議“一站式受理、一攬子解決、全鏈條服務”，佛山市構建“人社+法院”勞動爭議聯調中心，大部分勞資糾紛在仲裁階段化解，多地綜合治理效果顯著。

01

劉某與某科技公司確認勞動關系案

——平臺企業服務商與從業人員簽訂承攬協議，仍需據實認定勞動關系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是某平臺企業的服務商。劉某通過手機APP注冊某平臺企業接單員和個體戶工作室后，與某科技公司簽訂承攬協議，約定劉某自備工具承接配送業務。劉某上下班需要刷臉考勤，每月需上滿28天，不能拒絕派單，某科技公司指定第三方按月向劉某支付配送費。后劉某在送餐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受傷，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

裁決結果

東莞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東城仲裁庭認為，劉某作為站點送餐騎手，從事某科技公司安排的勞動并接受其勞動管理，其提供的勞動屬于某科技公司業務的組成部分，由某科技公司核算送單量后通過第三方支付提成，具有較強的人身和經濟從屬性。故裁決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典型意義

在平臺企業服務商與新業態從業人員簽訂承攬協議的情況下，仍應根據雙方合同實際履行情況以及人身依附程度，據實認定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本案對準確認定從業人員與平臺企業服務商的勞動關系具有典型意義。

02

劉某與某傳媒公司確認勞動關系案

——用人單位對網絡主播的工作內容、方式、時間以及地點等實施了較強控制管理的，應構成勞動關系

基本案情

劉某到某傳媒公司處從事網絡帶貨主播工作，雙方簽訂合作協議。劉某直播的設備、場地、賬號均由某傳媒公司管理，直播的產品、售后、價格均由某傳媒公司確定。某傳媒公司對劉某有直播時長和頻次要求，每月固定休息4天。劉某報酬按照某傳媒公司內部工資體系文件計算并按月支付，保底報酬按月固定發放。后雙方因轉崗發生爭議，劉某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確認勞動關系等。

裁決結果

韶關市湞江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認為，雙方雖然簽訂了合作協議，但實際用工過程中，某傳媒公司對劉某的工作實施了較強控制管理，劉某需接受某傳媒公司的高度約束，雙方具有緊密人身以及經濟從屬性，符合勞動關系特征。故裁定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典型意義

網絡直播帶貨是近年來新興的就業形態。本案從用人單位對網絡主播的工作內容、方式、時間及地點等用工管理程度出發，為準確界定雙方法律關系提供有益參考。

03

王某與某科技公司勞動爭議案

——平臺企業服務商與自主運營的網約車駕駛員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是某平臺企業的服務商。某科技公司與王某簽訂服務協議，約定公司提供車輛，并通過某平臺推送網約車訂單；某科技公司根據訂單完成情況結算報酬，王某需提供等額發票；王某承諾每月完成訂單流水不低于4937.5元，否則應補足差額；王某因個人原因連續停運3天及以上，應書面報備原因等。后雙方產生醫療費爭議，王某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與某科技公司確認勞動關系等。

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審查認為，王某從事的網約車工作享有較強的運營自主性，在完成約定流水的前提下，可自行選擇是否接單，自主決定運營時間，因個人原因連續停運3天及以上，僅需書面報備原因，無需事先請假。王某與某科技公司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二審認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正確。故裁定駁回王某的再審申請。

典型意義

現行法律法規并未限定網約車平臺服務商只能與駕駛員建立勞動關系。本案從人身依附性角度，準確界定新業態用工關系的實質，有利于促進網約車市場的多元化發展。

04

龔某與某信息公司確認勞動關系案

——未有實質性用工行為的平臺企業與新業態從業人員之間，不構成勞動關系

基本案情

龔某通過手機APP注冊某信息公司平臺接單員，自主選擇第三方企業發布的臨時用工訂單，平臺不強制接單，按單收取雙方服務費，并為接單員購買意外險。工作完成后由用工企業委托某信息公司代付報酬。后龔某在接單工作中受傷，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確認與某信息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裁判結果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龔某可根據某信息公司平臺推送的第三方企業用工需求自主選擇是否接單，報酬按單或按日結算且來源為第三方企業，某信息公司僅收取服務費并代付報酬，未實施實質性勞動控制。平臺信用分制度屬交易評價措施，購買意外險系分散風險行為，均不構成勞動管理。故判決確認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

典型意義

平臺企業若僅提供信息匹配、按單收取服務費且對從業人員無實質勞動管理，不構成勞動關系。本案厘清“信息中介”與“用工主體”邊界，為界定平臺用工性質提供了重要參考，有利于規范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05

楊某與某鮮公司勞動爭議案

——勞動者請求存在跨境共同用工的內地企業承擔用人單位責任的，應予支持

基本案情

楊某入職某鮮公司擔任技術總監，雙方簽訂勞動合同并建立社保關系。后楊某又通過涉外服務機構辦理赴澳門工作事宜，與澳門某魚欄簽訂勞動合同。某鮮公司與某魚欄的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員及業務存在重疊，均有向楊某發放工資及安排工作。后雙方因離職問題發生爭議，楊某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某鮮公司支付工資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等。

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審查認為，某鮮公司與澳門某魚欄雖為分別在內地及澳門注冊成立的獨立商事主體，但二者屬于關聯企業，均與楊某簽訂了勞動合同，且均有向楊某發放工資及進行用工管理，應當認定某鮮公司與澳門某魚欄存在共同用工關系。楊某請求確認與某鮮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由某鮮公司支付工資以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依法應予支持。故裁定駁回某鮮公司的再審申請。

典型意義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跨境用工規模持續擴大，內地居民同時為內地及港澳公司工作的情形越發常見。本案為大灣區跨境共同用工勞動關系的認定提供了參考。

06

梁某與橫琴某公司勞動爭議案

——跨境用工中應結合勞動者實際工作地點、內容及服務對象等因素認定用人單位主體

基本案情

梁某系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馬某系橫琴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時擔任香港某公司的董事。2021年4月，馬某以香港某公司名義向梁某發送錄用通知書，載明該司將在珠海橫琴開設游戲學校。后該學校的開設工作未如期進行，馬某又將梁某安排至橫琴某公司工作，由橫琴某公司為梁某繳納社保，并指定第三方公司向梁某支付工資。后因橫琴某公司解除勞動關系，梁某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支付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等。

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審查認為，梁某自2021年4月起在橫琴某公司上班，負責開辦培訓中心的前期籌備等工作。綜合考慮梁某的實際工作地點、內容以及服務對象，二審認定梁某自2021年4月起與橫琴某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支持梁某的訴求正確。故裁定駁回橫琴某公司的再審申請。

典型意義

在跨境用工中，人民法院應結合勞動者的實際工作地點、內容以及服務對象等情況，判令實際用人單位承擔用工責任。本案對涉多主體跨境用工中勞動關系主體的認定具有典型意義。

07

亞某與某餐飲店勞動爭議案

——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外國勞動者辦理就業證件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基本案情

亞某是巴西人，在清遠市某餐飲店擔任廚師，但某餐飲店未為其辦理就業證件。后因某餐飲店未按時足額支付工資，亞某遂提起勞動仲裁請求某餐飲店支付拖欠工資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

裁判結果

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亞某與某餐飲店存在的用工關系具有人身從屬性。雖然亞某為某餐飲店提供了勞動，但某餐飲店未依法為亞某辦理就業證件，屬于無效勞動合同關系，某餐飲店應按照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支付勞動報酬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故判決支持亞某的相應訴訟請求。

典型意義

用人單位聘請外國人工作但未為其辦理就業證件，勞動者已經付出勞動的，用人單位應依法承擔相應責任。本案對于規范用人單位涉外用工行為、明確用人單位的支付義務有積極意義。

08

黃某等20名快遞員申請司法確認調解協議案

——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新業態糾紛，當事人可就達成的調解協議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

基本案情

黃某等20人是深圳市龍崗區某快遞公司的快遞員。因站點承包商甲公司經營不善，拖欠黃某等人工資。后該快遞站點轉由乙公司承包。黃某等人不愿繼續在該網點工作，要求結清工資辦理離職手續，但乙公司拒絕承擔甲公司經營期間拖欠的工資，而甲公司又無力支付，最終各方產生糾紛。

案件結果

糾紛發生后，龍崗區人力資源局、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區法院三家單位根據龍崗區“調援裁訴”一體化工作機制，組織各方進行調解。各方當事人最終達成調解協議，由快遞公司、甲公司以及乙公司共同向黃某等人支付所欠工資。調解后，黃某等人向法院申請對調解協議進行了司法確認。

典型意義

新業態用工糾紛由于所涉主體較多，當事人對于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等爭議較大，糾紛處理時間較長。本案利用新業態糾紛“調援裁訴”一體化工作機制，通過“人民調解+司法確認”的方式快速化解糾紛，有效保障了新業態從業人員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