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無視其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的巨大利益，自稱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受害者”，以解決貿易逆差、緩解財政壓力和推動制造業回流為由，將關稅“武器化”，對其他國家極限施壓，違背基本的經濟學原理，背離世界經濟發展實際，本質是單邊主義和強權霸凌。事實上，美國從現行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中獲益明顯，“亂開藥方”“內病外治”解決不了美國經濟失衡問題，只會導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也將損害世界經濟發展。

一、美國是現行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受益者

美國憑借其全球優勢地位，推動建立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服務于美國自身利益。

美國借國際貿易體系低價獲取商品并輸出美元。二戰后美國主導締結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規定了國際貿易中的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基本原則，奠定了多邊貿易體制的基礎，促進了國際貿易自由化。此后，國際貿易體系逐步演變，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形成了全球化國際化產業分工體系。美國通過國際貿易將相關國家納入其主導的經濟體系，不斷擴大自身經濟實力，成為支撐其最終贏得冷戰的重要因素。同時，低關稅環境下，美國大規模進口全球低價商品，滿足其不斷擴大的國內消費需求，通過對外貿易逆差輸出美元。

美國借國際金融體系大規模融資并吸引美元回流。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美元直接充當國際主要支付和儲備工具，美元霸權進一步強化。同時，美國通過大規模發行國債為國內赤字融資，貿易順差國則積累了大量美元外匯儲備，并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實現美元回流美國。美國依托其金融霸權構建起“美元國際循環”，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優勢地位。

美國實現了長期的低通脹、低利率和服務貿易高順差，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國加入WTO后，美國自華購買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通脹長期保持低位，民眾得以維持較高生活水平。2000—2019年美國年均通脹率僅為2.1%，遠低于1970—1999年平均的5.2%。低通脹條件下，美聯儲長期維持相對較低政策利率，并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新冠疫情期間實施大規模量化寬松而未引發惡性通脹。美聯儲資產規模從2002年的約7000億美元一度暴漲至超8萬億美元，美國投資者還通過在國內低成本融資并對外投資獲取高額收益。此外，美國依靠金融與科技優勢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對外提供金融和商業服務、收取知識產權使用費等，占據國際產業分工中附加值較高環節。2010—2024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年均超2500億美元，2024年達2950億美元。

二、加征關稅無助于解決美國經濟多重失衡

美國經濟失衡具有復雜深層次原因，美國政府以“貿易逆差受損論”為由濫施關稅，邏輯上自相矛盾，是典型的“得了便宜還倒打一耙”，也無助于解決其自身問題。

加征關稅解決不了財政失衡。長期以來，美國持續擴大軍費開支、對內大幅減稅并擴大福利開支，財政赤字大幅增長，是典型的“寅吃卯糧”，終將難以為繼。2000—2024年，美國年均財政赤字率達4.6%，明顯高于此前三十年平均的2.6%，導致美國國內供需失衡。美國政府“關稅增收計劃”也只能是畫餅充饑，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統計，4月5日—4月13日累計僅征收5億美元“對等關稅”，遠低于此前預計值。同時，高關稅導致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加大，也將進一步影響政府稅收收入。

加征關稅解決不了產業結構失衡。美國長期憑借美元霸權大力發展金融等服務業，由于要素條件變化，美國制造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從本世紀初的25%下降到目前的17%，2023年美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比2000年增長6500億美元。加征關稅加大美國通脹上行壓力，勞動力工資成本與通脹螺旋上升，關鍵產品進口受阻，中間品進口成本激增，企業利潤下降，進一步損害制造業發展動能。

加征關稅解決不了貿易逆差。2024年美國貨物進口約3.4萬億美元，占其國內商品消費額的超50%，進口以機械和電子制成品、日用消費品為主。由于美國自身生產能力不足，需求剛性較強，價格彈性較低，對外加征關稅帶來的成本更多由美國消費者承擔。而美國出口產品中農產品、能源產品占比較高，這些產品可替代性較強，貿易反制將導致自美進口轉向巴西、阿根廷以及中東等其他地區。此外，歐盟等部分經濟體還考慮限制對美服務貿易，所謂“對等關稅”難以平衡美國貿易逆差。

歷史脈絡清晰地說明，美國的發展離不開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長期輸血”，非但沒有“吃虧”而且長期“占便宜”，所謂“美國吃虧論”可以休矣。美國唯有深刻反思霸凌行徑、摒棄零和思維，多從自身找原因，推動結構性改革，同時回歸多邊貿易框架，同各國一道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才能真正解決其經濟失衡問題，推動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