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你》

中國人一向相信“讀書改變命運”，但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感慨“寒門再難出貴子”，戲謔“投胎是個技術活”，在這背后都隱含著這樣一層意思：靠讀書實現階層上升已經很難，因為真正的“起跑線”就是在娘胎里，你一輩子的努力可能都比不上人家一出生就具備的種種資源。

也是因此，如今流行一種說法，“卷娃不如卷自己”，那意思是，與其逼孩子如何努力，還不如自己盡可能為孩子提供足夠好的條件。

這種社會心態，在中國大抵只是近十來年的事，但在日本早在1990年代初就出現了。日本教育學者志水宏吉在長期觀察一些中小學的表現之后發現，“在不同家庭環境下成長的他們，彼此之間的差距會在學校教育系統的框架下繼續被拉大，最終踏入截然不同的社會圈層。”

他借用了英國教育社會學家菲利浦·布朗1990年提出的“家長主義”（parentocracy）一詞，來指稱這種“拼家長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里，會出現三種趨勢：二代化：各領域中被稱為二代的人越來越多；血統化：社會開始注重出身好壞；差距擴大化：教育領域中的各種差距越來越大。

出生在世家里，意味著從一開始得到的各種資源和機會就大大增加，二代的起點就有優勢：更高的人氣，更強烈的工作動力、更強的經濟實力和更豐厚的資產、更廣的人脈，這樣，個人成功與才能沒有太大關系，家世好就決定了一切。

可想而知，當父輩的各種資源被代際繼承下去，社會就可能出現階層固化，窮人家的孩子就很難出頭了，社會可能會向前近代那種充滿不平等和各種差距的身份社會回歸。

這是對早先那種精英主義理念（“個人的能力和努力最重要”）的逆反，對社會的深遠沖擊可想而知。本來，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來的成功，正是因為所有人都相信憑借自己的能力和一路積累的努力可以開拓人生，才得以實現的。

然而，當貧富差距變得越來越日常化，人們發現靠“個人的優績”已經不足以創造人生，“白手起家”的階層躍升日漸成為神話，那努力還有意義嗎？

要理解這一變化是怎么來的，首先需要意識到，教育和社會變動是息息相關的。志水宏吉歸納了日本近代以來教育理念的五階段：1945年之前是“can的時代”，“有條件的人才能上學”；1945年之后是“should的時代”（盡量讓所有人都能上學）；1970年之后是“must的時代”（必須讓所有人上學）；1990年以來是“may的時代”（不去上學也可以）；2010年以來則是“will的時代”（只去想去的地方上學）。

這些時代變化遵循著“教育逐漸普及，再給人多元選擇”的軌跡，然而問題也在這里：家長主義的基礎正是家長的一片苦心，要想盡辦法給孩子提供盡可能好一點的教育，而當市場化的教育應運而生滿足這一愿望時，教育系統就此進行了重塑。

這種選擇本身就會導致差異化，因為家長主義的公式就是：選擇=財富（wealth）+期待（wishes），而這將極大地影響孩子的未來和人生。

問題還不止這些。在當下的“超級精英主義”的社會里，影響人生成功的因素并不只是一張文憑，還需要溝通能力、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軟實力，而這些方面，父母的學識和早期潛移默化的教養，影響尤為深遠。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教育體系其實一貫很重視公平性，日本沒有“學區房”一說，公立學校的教育資源相當平均，但問題是這只確保下限，卻不能阻止那些有更多資源的父母去為孩子爭取上限。

志水宏吉在《父母格差》一書中歸納了日本的中小學當中出現的“雙駝峰化”現象：學生群體的表現開始兩極分化，原因與家庭背景緊密相關：“‘會學習’的孩子往往生活在相對富裕而穩定的家庭里，而‘不會學習’的孩子的家庭往往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棘手問題。”

在受訪時，有學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家長主義的問題，其實隱含著‘家庭環境的問題都被關在了家庭內部，在其中長大的孩子以為一切本就如此’。”也就是說，家庭環境會讓孩子的眼界、創造力等受限。

另一個孩子發現父母重視的只不過是成績而已，進而意識到父母的認知高低導致了孩子在學習態度上的區別；同樣是抓孩子教育，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媽媽無論什么情況都能有樂觀的遠見，覺得“總會有辦法”，而另一些媽媽則陷入苦惱，更辛苦卻找不出辦法。

《少年的你》

像這樣的現象，可不只是日本如此。羅伯特·帕特南多年前就曾在《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一書中指出：決定孩子自身成績高低的，并不是學校老師的水平，而是孩子們的家庭背景和社區氛圍，學校只起到一個非常次要的作用。

在這樣代際繼承的累積效果下，那種通過個人努力實現人生理想的“美國夢”已經搖搖欲墜：美國富裕家庭的孩子完成大學學業的概率是窮苦家庭孩子的10倍，而一個人白手起家躋身最富有20%群體的可能性只有8%。

在美國，這種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延續，還并不只是教育的問題。早有社會學家研究發現，就算你成績優異，但如果在面試中不具備精英文化需要的特質，那還是很難進入那些行業頂尖公司。表面上看，錄取與否遵循著優績原則，但實際上，你從小接受的文化技巧、人脈資源才至關重要。也就是說，這些機會都是公平地“向所有人開放”的，但這對那些窮人家的孩子沒有多大意義，就像你如果沒從小練過小提琴，那就算給你參與音樂大賽的機會，也還是會在第一輪就被刷掉。

當學生們因其學業表現被分流到不同教育路徑和職業軌道時，他們既無法反抗，也沒有足夠好的條件去做出人生選擇——想想就知道，弱者的選擇都很少。

這些問題，在國內當下也不時可見，如果說有什么不一樣，那是中國標準化的教育模式盡管為人所詬病，但也使得孩子的表現還不至于那么兩極分化。

國內的階層也遠不像日本那樣固化，尤其富裕家庭的家長未必就具備相應的文化資本，因而中國式的“拼爹”往往還未必是通過教育來實現階層再生產，而是依靠父輩的權勢和門路來安排子女后路。即便有許多中產家長拼力投入子女教育，但他們的動機乍看起來是為了子承父業，其實卻是出于恐懼——恐懼自己的孩子墮入社會底層。

《小歡喜》

沒有哪個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幸福、成功，但每個人能為孩子提供的東西卻是不一樣的，富人肯定能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東西，那么要消除這種教育上的不平等，難道只能靠限制富人給子女的選擇嗎？

本書中給出了五種解決思路：在經濟上支持困難階層；在文化和社會關系方面支持困難階層；相對弱化家長的影響力；重新審視學校教育的實質；改變社會的觀念和價值觀。

總的來說，這些弱化家長主義的方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社會機制和學校教育必須在個人成長中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將實現公正作為第一原則，以此對沖家庭環境的影響。

這個問題涉及到教育的本質：如果教育僅僅意味著“準確回應家長的想法和需求”，那么老師就成了在一個差異化的市場上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而不是向下一代積極傳遞社會規則、價值觀和文化的專業人士。

在這樣一個市場上，“師道尊嚴”必然會遭到沖擊：“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那就是家長主義的確存在損傷老師的自尊心、專業認知以及使命感的維度，而自尊心、專業認知和使命感在教師工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當下的確是教師受難的時代。”（本書第123頁）

教師的職責并不只是“教書”，他們其實是在塑造未來社會的基本單元，因為任何社會，說到底就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而在現代社會，差不多所有人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如果學校無法提供一個公平的成才途徑，教育機制失靈，那么社會的不平等將加速推進。到那時，窮人家想要子女出人頭地，就只能指望天賦異稟的“神童”和時代變動能帶來什么特殊機會了。

當然，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強行削平才叫“公平”，相反，教育應當是容許并引導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只要能在擅長的領域盡可能做好，那么這就是最好的，沒有高下之分。說到底，一個良好的社會，應該容許每個人自我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