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刻文發現與研究

劉鳳 君

三，研究篇

8、彝文本淵東夷字，源頭亦是骨刻文

彝文在我國西南地區的滇、黔、桂和四川等地流傳甚廣，傳世文獻和碑刻題記也很豐富，在世界文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談到彝文人們會首先樂道彝文的起源問題。這一問題基本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彝文是彝族先人自己創造的或天神授予的，另一種則認為彝文是從漢字發展而來。

一、彝文是彝族先人自己創造的或天神授予的文字

這一問題彝族有多種多樣的民間傳說和文獻記錄，〔1〕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第1種，摹刻鳥獸形象和足跡說。在滇、桂和黔西北民間盛傳古代有一位非常聰明的吉祿老人，他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摸索，首先刻畫六種家禽和六種野獸，形成了一部分初始的文字，然后觀察季節變化，在樹上和石頭上尋找年月。《西南彝志.天地進化論》寫道：“成群的人們，還不懂耕牧，季節與氣候，他們也不知。樹木開花時，就叫春三月；樹木花謝了，就叫夏三月；樹果成熟了，就叫秋三月；樹葉枯落時，就叫冬三月。”“哎君不知年，紀年樹上看，哺臣不知月，紀月石上察。”逐漸發明了地支符號，豐富了彝文。這一傳說實際是一種英雄造字說，和華夏地區倉頡造字的傳說大體類同。

第2種，天神傳授說。這種傳說是彝文起源最普遍的一種傳說，在滇、黔、桂和四川等地流傳甚廣。如云南玉溪地區傳說文字是天神發給地上各個民族的，有一天 ，天神發放文字的時候，各族都選派了最有聲望的人去領文字，彝族也派了一名勤勞勇敢而又聰明善良的年輕人去領文字。天神把事先刻好字的56個苦蕎粑粑分給每個人，并囑咐大家“不管路上遇到什么困難，都要想辦法把它帶回去。”說完又給每人發了一個苦蕎粑粑做回去的干糧。彝族的年輕人捧著刻有文字的粑粑回到了家，開始出現了彝文。

第3種，模仿樹枝說。這一說法張純德先生曾撰文《樹枝文字——彝文起源新探》做過詳細分析介紹。〔2〕

彝文也曾被稱為“畢摩文”，因為這種文字早期都是掌握在彝族宗教祭祀師畢摩手里，所以，有人也認為是畢摩創造的彝文。彝族多生活在西南地區的深山密林中，其生活吃穿住行都離不開森林樹枝，和樹枝結下了深厚的情緣。所以，畢摩在做任何祭祀儀式時，如家族安靈、招魂、祭祖、占卜、驅鬼、婚、喪、嫁、娶和畢摩做法器具等等一切都離不開樹枝。隨著祭祀文化的發展，人們進行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物件記事”內容越來越多，逐漸開始“刻木記事”。人們要表示和記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些常用數字，一種方法是在樹上刻出相應的道數，另一種辦法就是砍一樹杈代表一，在這個樹杈上再加一小木棍代表二，再加一根代表三，再調換方位就得出四、五、六、七、八、九、十等。隨著發展又變換出其它一些字符，如“來”，用兩個樹枝相背；“松”直接用一棵三杈樹枝代表；“杉”則直接用杉葉代表。漸漸地，人們用各種各樣樹枝表示不同的山川地貌、樹木河流、風雨雷電、日月星辰、又漸漸地將這些實物記事樹枝畫成簡單的刻劃符，并附加上流水的彎曲細長線條，經過不斷加工完善，增加其它的造字方法，逐漸產生了今天的彝文。

所以，有彝族學者統計，從云南規范彝文的偏旁部首分析，近似樹枝形狀的有19種，占彝文字的大部分。早期彝文筆劃造型還保留了樹枝造字的一些痕跡，如筆劃粗細均勻，沒有明顯的筆鋒；彝文筆劃角落都模擬樹枝的丫杈，少有直角形的筆畫；彝文很少有兩個偏旁組成，多數是由交叉和變化方位組成。

二，彝文與今天的漢字關系密切

現在的彝族，古代也稱夷人。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今天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期戰亂頻繁，迫使許多部落整體向西部地區和西南地區遷徙，在今天的湖北、四川和甘肅中南部地區都留有他們向西南地區遷徙的遺跡和遺物。四川三星堆文化就是他們其中一部分人遷徙到四川后創建的先進文明，可能在西周初年被西周滅亡，大批的人們又逃亡到西南地區。

遷徙到西南地區的很多彝族人，因人口較多，分布在西南的滇、桂、黔和四川的峽谷地區，長期過著游落不定的生活，有些部落支系在某一地域找到比較合適的生活區域后，就開始沿用和發展自己帶過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這些分離隔絕的許多彝族文化區域，逐漸開拓和壯大著彝族的文化。

這些各地彝族使用的文字，是一個共同的龐大的成熟文字系統，像這樣分散的彝族能夠使用一個共同的文字系統，這種文字如果沒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歷史，如果沒有經過一定穩定歷史集權的整理和推廣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許多學者認為今天的彝文與遠古黃河流域的文字有關系，是彝族的祖先東夷人在向西南地區遷徙時帶過去的。

彝文專家黃建明先生認為:彝文不可能是彝族形成后才產生的，如是秦漢以后產生的彝文，散居在滇、川、黔和桂各地的彝族不可能創造出同一種文字。彝族的祖先應是活動在今天西北地區使用文字的古羌人，一部分羌人遷至西南地區，他們帶走了文字，漸漸的變成彝族人，羌文也變為彝文。黃先生還認為：這部分古羌人從西北地區向西南遷徙過程中，沿路留下了古羌人的文字或符號，而這些文字符號有許多與今彝文風格如出一轍。古羌人逐漸向東遷和夏商人相融合，古羌文也和夏商之前產生的文字相結合，所以甲骨文中形同于彝文的字較多，其原因都是受到了羌文的影響。〔3〕這就是所謂的彝文與甲骨文異流同源說。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彝文是在漢唐時期，利用漢字改寫編輯而成。而朱建新等學者則認為彝文早在夏代之前就產生了，它應該是在史前陶器符號基礎上產生的。劉志一先生則直接說：“彝族曾是夏代的統治者，彝文曾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為夏代文化立下汗馬功勞。可是，夏王朝滅亡之后，彝族被漢族逐漸驅趕到云、貴、川三省高原山區，不能再重新建立統一的民族政權，只能建立分散的血緣家支奴隸統治，因此彝文不能作為公開的官方文字使用。” 〔4〕

三，骨刻文也是彝文的源頭

彝文是比較完整的一個文字體系，它是中國早期的文字之一，已有許多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它產生的地區在哪里，它的源頭又是那種文字，這是許多學者非常關心的問題。

2003年我發現的中國早期文字骨刻文

它產生的時間大約在距今4700年，一直沿用到距今2500年左右。它首先出現在東夷地區的黃河下游地區和淮河流域，即黃淮地區，然后逐漸沿著黃河向中上游地區傳播，大約在距今4500年左右傳到了今天的黃河中上游地區和遼河上游的老哈河流域，到商代中晚期在骨刻文基礎上產生了甲骨文。所以，骨刻文是甲骨文的源頭。〔6〕大約在距今4000年左右，今天黃河中下地區戰爭連綿不斷，迫使許多部落向西和向南遷移，有的遷到西部羌族地區之后，又逐漸向南遷移，遷移到今天湖北和四川等地的部落又逐漸向西南地區遷移，遷移到西南地區的這些部落因為他們多是東夷人的后裔，所以，他們自稱“夷人”，慢慢的也就逐漸稱“彝族人”。他們因為是從黃河流域遷移過去的，所以他們就把這些地區包括骨刻文在內的先進文化帶了過去，并在西南地區傳播發展，形成了今天的彝文。所以，骨刻文也是彝文的主要源頭。

今天的彝文在西南地區傳播發展已近4000年，在廣闊的西南森林山區，各個地區都在獨立發展著自己的文化和文字，缺乏比較密切的聯系，所以彝文發展到今天在方音和方言方面已產生了許多差異，可初步分為云南祿勸、武定、宣威、紅河、玉溪、石林、彌勒和貴州、廣西、四川等方言區域。〔7〕彝文經過漫長的數千年發展，由于處在比較隔離和封閉的條件下，彝文發展的非常緩慢，它的筆劃少直筆，多曲筆和折筆，筆劃類型較復雜 。從現有的彝文分析，彝文的基本筆劃大體有橫、彎、圓、豎、左斜、右斜、點、折、提等。彝文字的字體造型大多像樹枝形，或樹枝的變換和交叉，還有的象藤子（繩子），也有的象石頭。〔8〕還不完全具備漢字的六書，多是象形字和示意字。

彝文

老彝文

從總體風格分析，今天的彝文雖然和當初傳過去的文字發生了一些變化，但仍和當初產生和流行于黃河和淮河流域早期的骨刻文風格較為接近。很遺憾現在還沒有發現很早的彝文遺物，目前所見現存戰漢時期的兩處（件）彝文還是能窺見原始彝文的一斑。一處是現存貴州省安順地區斷橋鄉龍爪村東南曬甲山西側巖壁上，在一塊長約100米，高約30米的紅色石壁上刻有20多個大小不等的字符，大者如人，小者如升，這就是絕世之謎的“紅崖天書”。

龍爪村曬甲山“紅崖天書

從其星羅棋布的布局和象形示意的字體造型分析，這處天書應該是戰漢時期夜郎國的遺物，雖在清代光緒二十七年遭到人為破壞，但基本還保留了早期彝文的一些基本特點，不論是章法布局還是字體造型都有點類似骨刻文。再就是貴州省赫章縣可樂遺址出土的一件漢代銅杵臼，在杵上豎行陽刻5個字符，其字體造型都接近骨刻文。

可樂遺址出土漢代銅杵刻字

可樂遺址出土漢代銅杵刻字（孫貴川先生摹寫）

骨刻文絕大多數刻寫在各種骨頭上，也發現幾例刻寫在陶片和石器上，章法布局絕大多數都像一把珍珠灑在盤中，美在自由散落，也有極少數近似排行式。骨刻文的字體造型有的像樹枝型，骨刻文的樹枝型的字真的像樹枝，而彝文的樹枝形的字都是經過修飾改型過的字，彝文當初的這種字也可能和骨刻文這類字一樣造型，只是漸漸的變化了。骨刻文的字體造型比較多的是在中心圓形或近似圓形的周圍刻劃向外輻射的線條，這種造型的字有點類似太陽。這種字型在彝文中也有類似的字，彝文中有一些圓型附加向外射線的字，應該是源自骨刻文的這種造型。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骨刻文早已被后來的篆書、隸書和行書、楷書取代，已成為遠古歷史上的一種文字符號，流傳至西南地區的骨刻文漸漸發展為今天的彝文，今天的彝文仍然保留著骨刻文的許多特點，是我們研究和釋讀骨刻文直接的參考資料。

注釋：

〔1〕、孔祥卿著：《彝文的源流》第13——17頁，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

〔2〕、〔8〕、張德純：《樹枝文字——彝文起源新探》，《思想戰線》1991年第4期。

〔3〕、黃建明著：《彝文文字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1——96頁。

〔4〕、劉志一：《論民族文字的起源、發展與消亡》，《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

〔5〕、劉鳳君著：《骨刻文》，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年版。

[6]、劉鳳君：《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頭》，《文史哲》2013年第5期；劉鳳君著：《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壽光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9頁 。

〔7〕、滇川黔桂彝文協作組編：《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