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微博@我想我正在沉入一代人的海）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王愷的第一本文學類圖書，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歡的。他說：“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學創作，聽起來是一件很沒志氣的事情，不過自己喜歡，就認了。”

?作者 | 趙浙東

?編輯 | 譚山山

在紙媒鼎盛時代，王愷做了10年記者。

漫長的記者生涯里，他幾乎報道了所有類型的災害事件——汶川大地震、伊春空難、上海膠州路大火，還有臺風、洪水、泥石流……那時候，他在三里屯閑逛，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災害新聞時，就感到心驚膽戰。社里男記者不多，遇到此類事件，他總會被派到現場采訪，無從推托。

社會記者是個相對需要強悍的心臟的職業。為了獲得更多報道細節，王愷曾跑到醫院冒充病人家屬；花5小時跑到一個小縣城，通過采訪拼湊出受害者的家庭情況……在新聞尚未斷裂、現場依然有效的年代，他和他背后的媒體系統，秉持傳統且嚴謹的報道形式。

后來，王愷離開媒體行業，成為一個“不重要，至少是不出名”的作家，先后出版了《浪食記》《浪游記》《中國人超會吃》《茶有真香》等作品。財富、旅行、飲食、茶道，對于王愷來說，沒有什么主題是不可寫的。

《茶 有真香》

王愷 著

中信出版集團｜湖岸，2023-1

2022年春，王愷在《上海文學》開了一個專欄，取名“望野眼”(上海話里“東張西望、開小差”之意)，每兩個月連載一篇萬字文章。兩年后，14篇專欄文章結集成書，取名為《地球上的陌生人》。寫作的同時，他也在微博上高頻率、高能量地參與各種公共議題、文娛熱點的討論，贊美所有美的東西，批判丑陋的一切。

《地球上的陌生人》

王愷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7

兩種話語體系在王愷身上并存。社交媒體化那部分，他隨時隨地寫下幾百、上千字的評論，往往一揮而就。這是記者這份職業給他帶來的思維方式：對很多事情能快速下判斷。然而，當坐到電腦前開始文學寫作時，他立刻變成另外一個人——所有社交網絡都不會干擾他，一切社交媒體化的判斷、俗語、句子，一切媒體制式規范的敘事，都會被他挑出、摒棄。他身上文學的那部分開始蓬勃生長。

“就像海明威從西班牙戰場上獲得了什么”

成為作家之后，王愷特別不喜歡聽到別人評價自己的作品“像一個記者寫的文章”。因為他覺得并不像，每當看到類似評論，他都會不由自主地反駁。

“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王愷，“可能我的性格就一直在尋找著一種認同”。他不愿被歸為某一類型的作者，比如美食作家、旅行作家或者茶道作家。他寫過一些關于旅行、美食的文章，卻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靠這層身份“騙吃騙喝”，出入于各個五星級酒店或高級餐館。那樣的生活對他來說特別恐怖。

但王愷也承認，如果沒有當記者的經歷，他不可能寫出某些題材的文章。《望野眼》專欄的第一篇是《更多的人死于意外》，在文章中他記錄了以前采訪殺人案時的軼事——如何前往兇案發生地深入采訪、如何接近殺人犯和死者的家屬，以及在采訪過程中感受到的當地民風和人情冷暖。這些內容，在他以往的報道中并未呈現，也不算是采訪手記，而更像是一些新聞邊角料的集合，再加上他作為個體在各種現場的反應。

（圖/《暴裂無聲》）

專欄第二篇《難中尋吃》，王愷描寫自己在舟曲、汶川、伊春等災難現場采訪、晃蕩，在陷入癱瘓、失序的縣城中尋找食物充饑的經歷。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他前往四川采訪，在成都中轉時被困在一家酒店里。預告說當晚會有八級大余震，而酒店的抗震等級是七級。那幾天看多了死亡案例、無處可逃的王愷并沒有選擇離開酒店。半夜，“先是閃電，一點征兆都沒有，嘩啦一聲，天被照亮了……隨即是一陣怪風。我躺著，身體突然被晃到高處，余震來了，只一下，確實只有一下”——王愷始終記得當時那個離奇的場景。

在舟曲泥石流災害現場，王愷看到有人用大鐵桶做的臨時爐子煎一種小黃餅，他陡然想起張愛玲所寫的香港淪陷后滿大街的小黃餅；在上海剛解除隔離時，他漫步于空曠寂寥的街道，看到長椅上厚重的積灰、草坪里拉的野屎、肯德基門店前排起幾百人的長隊……“人性的很多東西都在這些細節里浮現了。”

《 張愛玲私語錄》

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 著 宋以朗 編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青馬文化，2018-5

這些場景、這些個體的經驗，不會出現在正規的新聞報道中，卻會悄悄潛入親歷者的身體內部，成為“你命中注定的一件事”。王愷后來覺得，影響個體的恰恰就是這些經驗。“那對我是一種極強的痛苦經驗。作為一個寫作者，這是不能過去的，我不想放下這件事。”

世界不一樣了。王愷不知不覺間獲得了很多神奇的經歷：“就像海明威從西班牙（內戰）戰場上獲得了什么——絕不是說這場戰役怎么樣，而是它剩下了一瓶酒、一次戀愛、一種孤獨、一次絕望。”

“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華老師一個”

這些碎片式場景會在以后的寫作中發揮什么作用、是否會成為某一本小說的基礎，王愷目前還不知道，但他很享受這個過程。“突然擁有了一個文學的世界之后，你看所有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同一件事你再去看、去分析、去判斷，完全是另外一個視角。”

在宜昌旅游時，王愷在江邊公園偶然遇見一對“恍惚的、偷情的奸夫淫婦”，那中年男人爬上枇杷樹，為女伴跺樹干、偷摘枇杷。出版社的校對認為這段文字導向不太合適，建議他改掉。王愷卻覺得很逗，堅決不肯改——“它不屬于一個類型，就是一個現實場景。誰會在游記里寫一棵枇杷樹、一對奸夫淫婦？我覺得這真的太文學了。”

《浪食記》

王愷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培文，2017-11

還有一次，王愷在烏茲別克斯坦一家小餐館和一幫中國大媽拼桌。其中一個大媽確認他是中國人之后，坐在他對面一直不肯走，翻出手機里跟某位高端人士的合影，以證明自己是上流社會的一分子。又問他是怎么來的，怎么不來這個地方找找機會、做點項目？一個強悍的生命，在異鄉看到同胞就油然升起一種親近感，王愷對這位大媽的行為沒有惡感，但在當時那個場景下，她的舉動卻顯得荒謬、可笑。

很多時候，王愷就是那個局外人。豪華飯局上，有人總會無休止地表現自己，他覺得毫無興趣；有些作家為了得到某個文學獎項，得不斷混圈子、在酒桌上與人應酬……他對此深感厭惡。王愷明白，在某些領域，有很多人是不自由的、受限制的。但是他的本能告訴他：不行，太不真實了，太虛偽了，太虛幻了，自己把自己也騙進去了。

當人們生活在自欺與欺人的迷夢之中時，王愷選擇做一個追求真實的人，即便那只是某一瞬間的真實。寫作對他來說是一件真實、愉快的事情。“真實、銳利的痛苦和苦難，人際關系的撕裂，戀愛的磨滅，那些東西是能讓人看到自己的丑態的。人需要不斷地看到自己的丑態、看到某個真實瞬間，文學的作用也就是這個。”王愷說。

10年的記者經歷，讓他成為一個可以隨時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一切離奇、荒誕、丑惡都變得可以忍受，成為世情小說的一部分。參加美食聚會，他能夠從中抽離，觀察、分析那些特別投入的人如何跟一幫陌生人炫耀，又是什么驅使他們變得如此蒼白、可笑。“當你進入文學視野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一切都有原因，一切都可以被原諒、被寬恕。”

（圖/小民老二）

作家身份給了他一種新的觀看視角，也給他的職業披上一層迷惑色彩。“大家對作家都是陌生的。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也不關心你是誰。他們可能只知道你寫了本書，但沒什么人會去真的看你的書——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華老師一個。他們最多覺得你是個作家，至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所以你總有機會參加一些奇奇怪怪的飯局。”

王愷接受自己身份的游離性，他樂于藏身其中，好奇地觀看這個世界。“突然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小孩，看見一個虛妄的、浮華的或者簡陋的世界——簡陋世界也有它的規則，你可以尊重它，你可以嘲諷它，你想干嗎就干嗎。”

“所有創作都是去跟死亡對抗”

王愷的文章往往不采用線性敘事，他喜歡將繁雜的材料以一種巧妙的方式編織起來，時而鋒利，時而柔軟，攤開、散亂、收攏。他不忌憚于展露對丑惡事物的鄙夷和譏諷，也毫不顧忌地袒露自己的私欲和不堪。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他的第一本文學類圖書，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歡的。他說：“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學創作，聽起來是一件很沒志氣的事情，不過自己喜歡，就認了。”或許正因為人到中年才開始創作，他的文字中始終彌漫著一種愛與死亡的終極氣息。

他曾發誓再也不寫關于吃的文字，但這次又寫了《尋找宮保雞丁的路程》，總是念念不忘 “大中華美食的民間英雄”。

在青城山上的道觀暫住時，他跟義工們同吃同住。雖說這些小年輕“都是內心有空洞的人”，但他們也會開玩笑，說自己前世可能是附近山里活動的小生靈，被道士們喂養或照顧過，如今轉世投胎成人，來道觀里報恩、生活。這段經歷，被王愷寫進《過客》這篇文章里。

還將過往四五篇文章雜糅，寫成一篇《神的孩子會跳舞》。文中寫到“色氣”——“色之氣，是色的普遍化、精神化和彌漫化，也是青春的美，還有生命之力。”為什么要重寫？王愷解釋道，這本書有點像這個世界、這個時代的切片，他覺得需要有舞蹈這一片。

（圖/《舞影隨行》）

都是愛——微小的愛，片刻的愛，試圖隱匿行蹤的愛。

就像伍迪·艾倫的電影，愛與死始終辯證交織，互為救贖又彼此消解；又如賈樟柯，他一遍遍地在電影中摩挲那些時間的碎片，反復尋覓一些固定的主題。

《尋僧記》講述了王愷去寺廟求見一位行將就木的高僧的過程，讓他意識到“生活的絕望，倒是不分僧俗”；《讓我去那花花世界》講花道，插花即是一種讓植物垂而不死，然后優雅死去的藝術；《進入死亡的緩慢過程》，他從自家貓的死亡寫到一位朋友的離世，然后是一個接一個的死亡。這些人生的段落，就這樣出現在王愷的文章里。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的寫作沒有任何禁忌。

（圖/小民老二）

突然高頻地出現關于愛與死的文章，王愷覺得，第一，可能是年紀到了，他身邊的人開始經歷生老病死這些事情，無論是朋友還是父母、長輩，大家經常聊到這些話題，它們成了自己生命中一個主要的東西；第二，強情感關系中有很多值得細細尋找、經得起打量、經得起挖掘的東西，它比較像人本質里的一些東西。

“所有創作都是去跟死亡對抗，這也是我后來明白的一件事。所有藝術家、創作者，都幻想自己的東西能留下來，幻想生命消失時那個東西還在。但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寫作，哪里輪得到自己做主呢？那我就把它寫出來好了，只要寫得足夠多。”王愷說。

（圖/《風流一代》）

“有時候完全沒有倒比有一點好”

對于別人的作品，不論是雜志、電影還是其他東西，王愷都很有判斷力，一眼就能看出好或不好。但是對于自己的文章，他就拿不準了，有時候他會分不出好壞。

當下，文學確實是式微的。王愷跟出版社的編輯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是，真正好看的小說非常少，“大多數人的小說就是在模仿，在敘述自己有限的不如意、有限的同情、有限的底層。”

與此同時，有很多好作者被埋沒，沒有被市場看見。王愷喜歡逛書店，因為在書店能看到很多社交媒體上沒有被推薦卻有價值的好書。有時候，他看到一本好書，卻從來沒聽說過作者的名字。出版社編輯對如何推銷這類沒有社交媒體的作者往往束手無策。

“不被看見是一種真實的痛苦。你也在表達，也在寫作，但就是不被看到。你只能為了評獎依附于各種評委，或者在圈子里自娛自樂。”王愷希望自己的每本書至少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

最大的問題是書評系統的消亡。“你看不到正經的文學評論，你只能聽讀者說‘我喜歡這篇’‘我喜歡那篇’，但是讀者的很多看法都是混亂的，不可作為依靠。”

現在誰還愿意去嚴肅地評論一個新作者的書？年輕作者們只能自己去摸索：你是誰？你在寫什么？“莫名其妙地，你被拋在這個時代，你面對的就是一個沒有正常評論的世界，這個東西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命中注定的。”王愷提到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當你到了一個盛大的場合，你覺得手足無措，不知道該干什么，身邊所有的事情都在困擾你”。

（圖/《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互聯網給了像王愷這樣的人既可以抱團,又可以不抱團的可能性。“過去，你混圈，你不在出版系統、學術系統內，人家就看不到你。現在互聯網出現了，雖然系統內看不到你，但你不抱團也可以生存，也可以獨立。”

這時候，曾經的記者身份又開始發揮作用。記者生涯培養出王愷求真的精神，也讓他擁有一個不易被擊潰的知識系統，這使得他既可以追求文學和生活的真相，又能接受世界的不公平和慘烈，接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的事實。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有一幕精彩的對手戲：投資方想改編主角所在B班的故事，將其包裝成代表美國精神的英雄，卻只愿意給出每人5500美元的定金。大老板說這是他們目前唯一的offer，有一點總比沒有強（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林恩說：“我們做的事，可不是什么故事或信念。這是我們的生活。你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義……有時候完全沒有倒比有一點好（sometimes nothing is better than something）。”

（圖/《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作者丨趙浙東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