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張愛玲，坊間一直有著很多精彩的傳說，被賦予了許多傳奇的色彩，塑造出了一個特立獨行、政治嗅覺敏感、能夠預知未來走向的張愛玲。所以才有了五十年代初期張愛玲出走香港的事件。

據說，張愛玲在1951年或者1952年的夏天參加了上海文學界第一次文代會，她特地精心打扮，身著一件精美的旗袍。然而，她到了會場，卻發現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在參會的所有代表中間，她是唯一身著旗袍的女性代表，其他代表幾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山裝或列寧裝。因此她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斥，甚至被當時任文聯黨組副書記的丁玲批評和當時任上海市文藝界領導的夏衍的勸阻。于是，張愛玲敏感的意識到了世事的變遷和一種不祥的預感，后來她對或者她的弟弟說出了那句著名的：連一件旗袍都不讓穿，暴風雨要來了……

“暴風雨要來了”，張愛玲是不會做寒號鳥的，張愛玲是個絕頂聰明之人，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于是，不久之后，張愛玲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大陸，到了香港——張愛玲的這一段經歷被很多人津津樂道，幾十年來一直被賦予其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的佐證。

那么，問題來了。

首先，上海市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時間不是1951年也不是1952年，而是1950年的7月24日到7月29日，這是張愛玲參加的唯一一次文代會，張愛玲離開大陸的時間是在1952年的七月份左右，兩者整整相距兩年的時間，如果說文代會上的遭遇是張愛玲離開大陸的主要誘因的話，她怎么會在兩年之后才想到離開呢？而不是1950年當年或者1951年呢？難道旗袍事件的怒氣需要兩年的發酵才能達到爆炸點嗎？

其次，據現存的有關上海第一次文代會的資料及留存的影像，張愛玲絕不是唯一身著旗袍的女代表，當時身著旗袍的女代表大有人在，甚至是燙發都屢見不鮮——女性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參會的代表們都是經過精心打扮過的，時髦的打扮并不奇怪，甚至有的男代表穿著很時髦的長筒襪和短褲，讓我們看到的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限制。所以說張愛玲是會議上唯一穿旗袍的女性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關于這次文代會的照片網絡上還是有的，并不難查到。

其三，張愛玲參會時填寫的名字并不是張愛玲這三個字，而是她曾經用過的筆名梁京，除了張愛玲以前的熟人比如柯靈等少數人，沒人知道梁京就是張愛玲。

其四，身為中國文聯領導的丁玲當時在北京，并沒有參加上海的文代會，上海距北京千里之遙，丁玲不可能特地從北京來批評張愛玲，那時候也沒有手機和微信，丁玲怎么說也無法在片刻之間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的。

再，當時擔任上海文藝界領導職務的夏衍與張愛玲也是不認識的，雖然邀請作為可以團結的對象的張愛玲參會是他的安排，但作為一個高層領導，他斷然不會對一個陌生且可以團結的女性的衣著評頭論足，再說當時新中國建立才半年多的時間，也從來沒有限制穿著的說法。而且，既然我們現在已經證實了當時穿旗袍的女性不只是張愛玲一人，他為何單單對張愛玲一人發難呢？這明顯是難以解釋的。

其五，網絡上流傳頗廣的所謂“旗袍論”，也就是那句“連旗袍都不讓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查無實處，我遍查了所有有關張愛玲的資料，一無所獲。

后來，我在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的回憶文章里找到了唯一和這句話有點關系的文字，原文是這樣的：1951年，我記得很清楚，大概是《十八春》連載結束后，有一次我去看她，問她對未來有什么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尤其像她那么聰明的人。經歷過上海淪陷，香港淪陷，抗戰勝利，對于各階段的變化，一定有它獨特的觀察和發現。她以前寫出“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樣的句子，解放之后，種種的變化都更激劇，也許她已經預見更大的破壞要來了。我問她對未來有什么打算，就是因為我對整個客觀環境已經有所考慮了。但是姐姐默然良久，不做回答。

張子靜撰寫回憶文章已經是在八十年代后的事了，這段回憶的內容幾乎全是也許、可能等猜測用語，都屬于馬后炮的范疇——在當時，沒有人能夠預測將來的事情，包括毛主席本人，因為很多事情都不是設計好的，而是在現實變化中的選擇——在這個回憶中，張愛玲一言不發，也就沒了所謂旗袍論產生的一切可能性。

有關系的是張子靜提到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這句話，這句話最接近所謂的旗袍論，這句話是張愛玲在1944年為《傳奇》再版時寫的序言里的一句話，這句話應該就是“暴風雨要來了”的創作藍本，再創造出“不讓穿旗袍”的話，一個所謂的旗袍論就這樣新鮮出爐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所謂的張愛玲因文代會事件而決心出走及所謂的旗袍論都是子虛烏有的，都屬于歷史的新發明。至于說張愛玲究竟是因為什么才決心出走，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