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陷入意義危機之中

縱觀世界發展，現代科學在理解和掌控自然界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最近開發的mRNA疫苗在多種疾病的治療方面展現了極大的潛力。然而，隨著科學否定主義的聲浪越發高漲，公民社會日益走向分裂，最為緊迫的是，我們的科學文明正面臨著一場由自身所引發的不可避免的災難——地球氣候危機。如果我們無法找到一條新的前行之路，我們的全球化文明以及依賴這種文明生存的所有人，都極有可能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前遭遇潰敗。

我們認為，當下人類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科學世界觀。

自啟蒙運動以來，人們越發依賴科學來解答那些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將去向何方？17世紀，伴隨著現代科學的興起，一種嶄新的世界觀開始傳播，盡管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現代科學。到19世紀，這種世界觀演變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著人類文化及其物質基礎。在這一世界觀中，自然不過是基本物理實體的時空變化安排。基于這一視角，心靈要么是一個派生的物理集合，要么是與自然完全異質的存在。更為關鍵的是，這種世界觀認為，科學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客觀物理實在的真實描述，或至少是對所有可觀察物理現象的真實描述。這種關于自然、心靈與科學的世界觀，支撐起了我們今日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

然而，正是這一哲學觀點，包括它在科學理論中的體現，如今卻陷入了危機，因為它無法解釋作為科學根基的心靈、意義與意識。

在《何為科學》中，我們探討了有關時間與宇宙、物質與觀察者、生命與知覺、心靈與意義，以及意識本質的諸多謎題與悖論。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們越發不確定應當如何理解我們自身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更為嚴峻的是，這場認知危機發生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此時我們正面臨著多重生存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生境破壞、新興疾病的全球流行、數字監控的擴展以及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而這些挑戰無一不源于科學與技術的成功。新冠疫情凸顯了這些問題的迫切性，使我們切身感受到人類在自然世界中的脆弱性。我們不能也不應再將自然世界簡單地視為一種可任意操控的物質資源。

我們的科學世界觀正陷入一個深刻且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這種矛盾使我們當前經歷的危機已徹底演變成一種意義危機。

一方面，科學似乎讓人類的存在顯得無足輕重，宇宙學和進化論的宏大敘事將人類描繪成在浩瀚而冷漠的宇宙中偶然發生的微小事件；另一方面，科學同時又向我們展示，在追求客觀真理的過程中，我們無法擺脫當前的困境，因為我們無法以超越人類的視角去理解世界。宇宙學揭示了我們只能從內部而非外部來理解宇宙及其起源。

如何填補科學知識與直接經驗間的鴻溝？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信息構成的因果泡影中，這個泡影的邊界由宇宙大爆炸以來光傳播的距離決定，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泡影之外的世界。量子物理學則表明，亞原子世界的本質與我們研究它的方法密不可分。在生物學領域，盡管遺傳學、分子演化和發育生物學取得了顯著進展，但生命與知覺的起源及其本質依然是一個謎。最終，當我們試圖理解生命現象時，我們不得不依賴于我們自身的生命體驗。認知神經科學指出，我們如果不從內部體驗出發，就無法全面理解意識，這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意識與經驗之間的緊密聯系。這些領域最終都會面臨內在與外在、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間的悖論，這些悖論共同導致一個難題，即如何在一個不涉及心靈、應以客觀科學術語描述的宇宙中理解覺知與主體性。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是，科學既告訴我們，人類處于宇宙的邊緣，又告訴我們，我們位于自身所揭示的實在的中心。除非我們能理解這個悖論產生的原因及其意義，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作為人類活動的科學，而我們也將繼續默認自然是一種需要掌控的對象。

今天的科技讓我們離生存威脅更近了，但諷刺的是，我們通過將一切客觀化為信息或資源的方式，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歧。正是這種知者與被知者之間的分裂，以及為了支持被知者而對知者的壓制，構成了我們當前的意義危機。將自然僅僅視為資源，正是導致氣候危機的根本原因，而氣候危機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最直接、最嚴峻的威脅。

于是，我們將這一意義危機的根源稱為“盲點”。科學的核心存在一些我們無法直接察覺的東西，而正是這些不可見的部分使科學成為可能，就像視覺的盲點位于我們視野的中心，賦予我們視覺能力一樣。視覺盲點的中心是視神經，而科學盲點的中心則是直接經驗。通過直接經驗，萬物得以顯現，成為我們可以感知和使用的對象。直接經驗是觀察、調查、探索、測量和論證的前提條件。任何事物的顯現和可用性，都依賴于我們的身體及其感知和感覺能力。直接經驗即身體經驗，正如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所言，“身體是人類存在于世界的載體”。

盲點帶來的悲劇在于，我們失去了人類知識中至關重要的東西，即我們的生活經驗。宇宙以及試圖理解它的科學家都變成了無生命的抽象概念。必勝主義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去人性化的科學，盡管它源于人類對世界的經驗。正如我們即將探討的，科學與經驗之間的這種脫節，即盲點的本質，是當前科學在思考物質、時間、生命和心靈時面臨諸多挑戰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們在《何為科學》的論述中就力圖揭示盲點，并提供一種可能的替代方向，以取代這種不完整且有局限性的科學視野。科學知識并不是一扇讓我們獲得上帝視角的窗戶，它并未給予我們一個完全可知、永恒的客觀實在，即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所說的“無源之見”。相反，所有科學始終是我們自己的科學，是一種深奧且不可還原的人類科學，是我們如何體驗世界以及與世界互動的表達。同時，科學也是世界的科學，是世界如何與我們互動的表達。科學正努力成為一種可自我糾錯的敘事，一個成功的科學敘事是由世界和我們對世界的經驗共同演化而成的。

探究直接經驗的深度能否撥開迷霧？

19世紀至20世紀，隨著科學沿著數學抽象和理想化的螺旋路徑不斷發展，文學與哲學領域同時出現了一場探尋直接經驗深度的文化運動，這絕非偶然現象。艾米莉·狄金森、威廉·福克納、詹姆斯·喬伊斯、馬塞爾·普魯斯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等作家描繪了思維與情感的主觀流動，而亨利·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埃德蒙德·胡塞爾、蘇珊·朗格、莫里斯·梅洛-龐蒂、西田幾多郎和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等哲學家則致力于揭示直接經驗在知識構建中的優先性。

這一文化交匯的重要時刻發生在1922年4月6日，亨利·柏格森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巴黎進行著名會面之時。他們在這次會面中圍繞時間的本質展開了激烈辯論。愛因斯坦堅持認為，只有可測量的物理時間是真實存在的，而柏格森則認為，如果脫離了人類對“綿延”的直接經驗，時鐘時間便毫無意義。科學史學者吉梅納·卡納萊絲在《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辯》一書中指出，這次對峙象征著 20 世紀科學與哲學之間日益加深的文化裂痕。盡管物理學家和哲學家之間有過許多富有成效的合作，但這種裂痕依然存在，至今未愈。

揭示盲點不僅有助于修復這一裂痕，還可以彌合科學與生活經驗之間更大的分歧。但除了揭示盲點，我們還需深入探究盲點所掩蓋的經驗的深度。

借鑒前述哲學家的觀點，我們將論證直接經驗是盲點的核心。直接經驗先于知者與被知者、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分離。其核心在于純粹的覺知，即存在的感覺。每天早晨醒來與夜晚入睡時，這種覺知都與我們同在。由于直接經驗離我們極其近且異常熟悉，它常常被我們忽視。我們習慣性地專注于事物本身，而忽略了覺知這一基礎。因此，我們遺漏了認識事物的一個關鍵前提：沒有覺知，任何事物都無法顯現，更不能成為知識的對象。

哲學家提出了多種關于直接經驗的概念。美國心理學之父、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威廉·詹姆斯強調了“純粹經驗”的重要性，并將其描述為“生命在反思和分類之前的原初流動”。在此之前，柏格森也提出了“綿延”的概念，指的是對時間流逝或持續性直接的、有意識的直覺。20世紀的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借鑒了柏格森和詹姆斯的思想，并結合佛教哲學及其禪宗冥想實踐，對這些思想進行了獨特的發展。西田幾多郎將純粹經驗描述為一種無主體與客體之分的無中介的直接經驗。此外，還有一些哲學家使用了“直覺”（intuition）、“感覺”（feeling）和“現象場”（phenomenal field）等術語來描繪這種直接經驗或呈現方式。西田幾多郎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使用了“行動-直覺”（action-intuition）這一概念，強調直接經驗并非被動和離身的；相反，覺知某事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已經通過身體付諸行動。例如，當你移動眼睛時，焦點也隨之轉移。正如西田幾多郎所言：“當我們以為自己一眼就能把握住事物的全貌時，仔細觀察會發現，注意力會通過眼睛的運動自動轉移，使我們能夠全面理解事物的整體。”

直接經驗不是簡單的、瞬間的過程，而是復雜且富有“綿延”節奏的體驗。至關重要的是，直接經驗先于顯性知識而存在。認識總是以經驗為前提，單憑認知的片段無法獲得完整的經驗。我們的存在總是超越我們所能知曉的范圍。

我們在《何為科學》中探討那些致力于闡明直接經驗并試圖恢復其優先性的哲學家，他們努力避免我們對自然的理解陷入主體與客體、心靈與身體的二分困境。我們關注的核心始終是科學對經驗的依賴，這種依賴比科學對觀察者和實驗的依賴更加豐富且復雜。問題的癥結以及我們世界觀中意義危機的根源在于，我們被科學取得的巨大成功所吸引，以至于忘記了直接經驗才是科學的本質來源和堅實支撐。

我們探究經驗深度，并非為了貶低科學的成功與價值。我們堅決反對科學否定主義，但同樣反對科學必勝主義。我們所針對的是一種特定的、錯誤的科學觀念，這種觀念已深植于當今的科學世界觀中，但它并不是科學的必要組成部分。這一錯誤觀念本質上是一種錯誤的科學哲學，建立在對自然和人類知識的某些形而上學的假設之上。我們認為，科學并不需要這種哲學的支撐，鑒于它的局限與失敗，我們應當果斷地拋棄它并繼續向前邁進。

因此，我們呼吁采取一種平衡的視角，既承認科學的輝煌成就，也直面科學帶來的復雜問題。科學的巨大成功讓我們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迅速研發出疫苗，但同樣是科學，促成了快速的國際旅行和大規模的環境破壞，使得疫情得以迅速傳播，未來還可能引發更為嚴重的危機。此外，科學也在氣候危機上推波助瀾，“再燃的劫火”已近在咫尺。我們急需一種新的科學理解和實踐方式，一種不會將我們的世界推向火海的方式，一種能夠幫助我們撲滅已經燃起的熊熊烈火的方式。簡而言之，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科學世界觀。我們的出發點是恢復科學與人類經驗之間的深層聯系，而這種聯系已經消失在盲點之中。

盲點將我們困囿于一種誤解科學并使生活世界和人類經驗變得貧瘠的世界觀中。揭示盲點，展現它所隱藏的內容，就是喚醒我們走出絕對知識的幻覺。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種新的科學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我們既將自己視為自然的表現形式，也將自己視為自然自我理解的源泉。正如我們在后文所探討的那樣，我們陷入了一個怪圈，在這個怪圈中，我們無法將自己作為知者與我們試圖認識的實在分離開來。為了讓人類在新千年中蓬勃發展，我們需要一種在感性滋養下生長的科學。

本文整理自《何為科學》 [美]亞當·弗蘭克、[美]馬塞洛·格雷斯、[加]埃文·湯普森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