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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4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特朗普關稅政策下的人民幣匯率走向及應對”,來自學界、企業界的知名經濟學家毛振華、管濤、陳衛東、胡捷、王晉斌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原常務副書記、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王晉斌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關稅背景下今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特征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三、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影響因素及應對
一、關稅背景下今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特征
今年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快速“階梯式加碼”,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禁止性關稅率。2025年2月1日,特朗普以芬太尼問題為由對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3月4日,美國將關稅翻倍至20%。4月2日,美國對全球180多國實施“對等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征34%關稅。4月9日,美國進一步將中國商品關稅額外提高50%至84%,中國同日宣布對美國商品關稅同步升至84%。4月10日,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對等關稅”的稅率進一步提高至125%。4月11日,中國對美關稅提高至125%。
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對75個國家暫停加征“對等關稅”90天,但保留對中國的125%關稅,并維持鋼鋁25%、汽車及零部件25%的額外關稅。中國明確表態,若美方繼續加碼,中方將不再回應(執行125%的對等關稅)。5月2日,美國取消對來自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進口的小額包裹的免稅待遇,即低值免稅(800美元及以下)。
2025年4月9日,中國官方發布《關于中美經貿關系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2.8萬字的白皮書澄清中美經貿關系事實,亮明了態度:貿易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解決問題和彌合分歧最好的方式是通過平等對話,尋求互利合作的路徑。以上內容明確了中國政府在關稅問題上的市場預期。
在重大貿易摩擦和禁止性關稅的沖擊下,匯率作為一個極其敏感的變量,今年以來呈現出以下四個變動特征。
第一,關稅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突發性的貶值沖擊。4月8日,美方單方面提高關稅50%(稅率升至84%),當日美元指數下行0.53%,4月9日美元指數上行0.01%,基本保持穩定。在美元指數無明顯波動的情況下,禁止性關稅對人民幣帶來了瞬間貶值沖擊,4月8日離岸市場盤中觸及7.4295,4月9日在岸市場盤中觸及7.3506,體現了外匯市場對重大摩擦事件的即時反應。
第二,美元貶值存在“超調”,人民幣匯率的結果超預期穩定。今年以來,美元最大貶值幅度達到9.3%(4月21日收盤價98.3518,去年12月31日收盤價108.4816),截至5月9日,美元指數貶值7.4%,在岸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僅升值0.8%,離岸市場對美元僅升值1.3%。這表明美元指數正在經歷主要由美國對外對內政策敘事引發的下行“超調”過程,而當前為其自身的修復過程。比如,關稅沖擊帶來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對沖基金的“去杠桿”、部分美國高校出售美元流動性資產、部分國際機構(如日本機構)減持美債,以及特朗普對美聯儲獨立性的破壞等等,導致市場對美元前景產生悲觀預期,加劇了美元的貶值。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表現出了超預期的穩定性。在此過程中,雖有短暫的較大波動,但隨著市場逐步消化,這一結果趨于平穩。
與年初相比,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從年初的4.57%下行至5月8日的4.37%,下行20個BP,而歐元區10年期國債上行15個BP,日本10年期國債上行21個BP,英國上行15個BP。綜合來看,美國與主要經濟體的10年期債券收益率差異已達到30個基點以上,而美元指數下行了近9%,說明美元出現了美國激進政策敘事導致的階段性貶值“超調”跡象。美元指數大幅度下行,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脫離了傳統的利率平價關系。換言之,在利率平價關系等式一側添加了風險溢價因子,風險溢價主要是對美國激進關稅政策等的補償,反映了美國大規模征收關稅后,全球市場對其經濟前景的預期出現惡化。今年以來,人民幣、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的匯率走勢相對穩定,歐元、日元、英鎊、加元和瑞郎對美元升值了約8.7%、7.6%、6.1%、3.2%和8.4%,導致美元指數年初至今大約貶值了7.4%。因此,可以認為目前美元指數目前處于階段性貶值“超調”的修復階段,這種情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將持續存在。
第三,在岸和離岸聯動,套利空間小。今年以來,在岸與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的聯動性較好,整體來看,兩者走勢高度一致,除了個別時點(如4月8日和4月9日)出現瞬時貶值沖擊外,大多數時間表現較為穩定。我們采用簡單的計算方式測算了離岸匯率和在岸匯率的差值,離岸-在岸日度均值為0.003763,顯示出離岸相較在岸匯率僅存在微弱的貶值壓力,除了關稅瞬間沖擊外,保持相對平穩,套利空間小,有利于在岸與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
第四,人民幣貿易匯率較大幅度貶值,金融匯率穩定。相較于2024年12月31日,截至今年4月30日,CFETS指數下降了5.2%(從101.47下降至96.20);BIS貨幣籃子下降4.8%(從107.22下降至102.09);SDR貨幣籃子下降4.3%(從94.54下降至90.44)。其中,BIS和CFETS均可反映人民幣對一籃子國際主要貨幣匯率的綜合變化情況,但SDR貨幣種類較少,在貿易領域的參考意義相對有限。同時期(周數據),美元兌人民幣從7.2992上升至7.2632,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0.49%。人民幣對美元金融匯率幾乎沒有變化,但CFETS較大幅度貶值,說明貿易籃子中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導致人民幣對籃子中非美元貨幣出現了比較大的貶值。今年以來,截至5月9日,歐元、日元和瑞郎對美元升值7-9%,美元對英鎊和加元分別貶值了近6%和3%。因此,2025年1月至4月期間,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與金融匯率出現了背離的走勢,貿易匯率明顯貶值,而金融匯率則小幅升值,雖然4月30日后的數據略有變化,但不影響上述結論。可以看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出了理想的運行軌跡:對美元金融匯率穩定有利于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并進一步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對一籃子貨幣貿易匯率較大幅度貶值有利于促進出口。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一是關稅與對外貿易順差。據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10.3萬億元,增長1.3%。一季度,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5.85萬億元,增長5.8%,占比提升到56.8%。一季度,進出口機電產品5.29萬億元(占比51.4%),增長7.7%。一季度,出口6.13萬億元,增長6.9%;進口4.17萬億元,下降6%。貨物貿易順差1.96萬億元。4月份出口2.27萬億元,增長9.3%;進口1.57萬億元,增長0.8%。4月份貨物貿易順差7千億元,1-4月份貨物貿易順差2.64萬億元,出口韌性強。從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來看,一季度貨物和服務國際收支順差1.28萬億人民幣(1784億美元)。2月1日,美國對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征10%關稅;3月4日,對中國再次加征10%的關稅;4月2日,對全球加征10%普遍關稅,并對各國地區征收稅率不等的所謂“對等關稅”。當前關稅政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否已完全顯現,尚需較長時間進行觀察。考慮到合同簽訂可能提前鎖定未來一段時間的交易,一季度數據或包括4月份的數據,可能難以反映關稅的全面影響。此外,我們還需要關注媒體報道的美國正在醞釀的次級(二級)關稅。總體而言,自關稅摩擦以來,中國出口仍保持較強的韌性。
二是中美利率“倒掛”狀態。今年以來,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整體處于深度“倒掛”狀態。“倒掛”最大值超過310個BP;倒掛最小值也超過230個BP。4月8-9日“倒掛”260個BP左右,說明是關稅瞬間沖擊預期,導致當日較大幅度貶值。當前“倒掛”幅度約為260個BP,預計在未來一至兩個月內仍將維持深度“倒掛”狀態。
三是跨境資本流動。一季度,企業、個人等非銀行部門跨境資金凈流入517億美元,處于同期較高水平。4月以來,外匯市場交易保持平穩,跨境資金延續凈流入,銀行結售匯呈現小幅順差。從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李斌就2025年一季度外匯收支形勢答記者問的內容可以看出,主要渠道跨境資金流動平穩有序。一是貨物貿易資金凈流入較快增加,一季度,我國外貿克服外部壓力呈現較強韌性,貨物貿易項下跨境資金凈流入2063億美元,同比增長1.2倍。二是外資配置人民幣債券增多,2-3月外資凈增持境內債券269億美元,同比增長84%,4月1日至18日凈買入332億美元,保持較高規模。三是服務貿易、外資企業利潤匯出總體平穩,一季度,服務貿易跨境資金凈流出同比增長25%,其中旅行項下資金凈流出增長12%。外資企業利潤匯出處于季節性低位,同比下降7%。總體而言,一季度跨境資本為凈流入狀態,支撐這一結果的關鍵因素除設定5%的經濟增長目標、穩定宏觀經濟基本面之外,還包括一個關鍵性政策——穩資產價格,這一政策對于穩定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極為關鍵,短期資本流動通常是對資產價格波動的直接反應,跨境資本流動相對平穩有序對匯率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四是匯率定價機制。從今年以來收盤價與中間價的差額可以看出,收盤價-中間價系統性為正,略有走軟壓力。采用1美元兌X人民幣的方法進行計算,收盤價-中間價差額的日度均值為0.098411,中間價系統性低于收盤價,說明中間價定價機制發揮了穩定匯率的作用。
五是外匯儲備。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4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2817億美元,較3月末上升410億美元,升幅為1.27%,外匯儲備發揮了穩定匯率及匯率預期的作用。2025年4月,國家外匯儲備管理局指出,受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經濟增長預期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下跌,全球金融資產價格漲跌互現。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上升。我國經濟呈現向好態勢,經濟發展韌性強、活力足,有利于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基本穩定。
六是財政政策提前發力提振總需求。一季度,財政收入承壓,但財政支出強度與進度實現雙提升。財政部數據顯示,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1.1%,但支出增長4.2%;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同比下降11%,但支出增長11.1%;一般公共預算完成全年支出進度的24.5%,高于過去5年同期平均水平。從結構上看,一季度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增長7.9%、教育支出增長7.8%,重點領域支出增速遠超整體水平。今年赤字率達到4%、新增政府債券11.86萬億元,均創下歷史新高。從預算看,今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計增長0.1%,但支出增長4.4%;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預計增長0.7%,但支出增長23.1%。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發揮了穩定匯率及匯率預期的作用。
七是5月7日公布金融一攬子政策。5月7日,央行負責人宣布推出一攬子貨幣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下調政策利率0.1個百分點,下調結構性貨幣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降低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降低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設立5000億元服務消費與養老再貸款,加大消費重點領域低成本資金支持,增加3000億元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再貸款,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額度3000億元,優化兩項支持資本市場的貨幣政策工具,就是將證券基金、保險公司互換便利5000億元和股票回購增值再貸款3000億元等。央行明確指出,本次降息不會給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過去一段時間的人民幣走勢已反復證明,經濟基本面而非中美利差,才是決定人民幣匯率的最主要因素。一攬子金融政策支持穩市場穩預期,包括穩定資產價格。穩定資產價格是實現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穩定的關鍵手段之一,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穩定對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具有積極作用。
三、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影響因素及應對
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五點。
第一,中美“禁止性關稅”未來協商的情況(世紀大博弈)。協商情況主要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美國評估供應鏈的情況。美國提出了90天的暫緩期(至7月10日)用于評估其供應鏈情況,我們需要觀察美國與貿易對象之間的關稅談判結果,重點是歐盟、東盟和英、日、韓等。當地時間5月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美國和英國達成自對等關稅政策以來的首項貿易協定,美國仍保留對英國的10%基線對等關稅,英國將對美商品關稅從5.1%降至1.8%。二是美國經濟情況,主要包括通脹和勞動力市場就業狀況。5月份美聯儲維持不變,表明美國通脹和就業之間的平衡性還未打破。由于難以判斷關稅對美國通脹的沖擊是一次性還是永久性,美聯儲會更加關注失業率指標(4月份失業率4.2%),長期失業區間3.9-4.5%,若失業率未觸及4.4%左右的水平,美聯儲降息的可能性較低,所以我們重點需要關注7月份的美聯儲決議。
上述兩大因素可能在短期中決定美國與中國關稅談判協商的態度。若美國評估供應鏈后發現難以找到替代來源,美國則需下調對華關稅;反之,若評估結果顯示替代可行,其態度可能趨于強硬。從美國經濟情況角度來看,若關稅導致通脹顯著上行,且對勞動力市場造成不利影響,則美國對關稅的態度可能改變;反之,若通脹保持在容忍區間,失業率亦未顯著上行,其對關稅的強硬立場可能維持。
第二,中國貿易順差的變化情況。今年1-3月,商品貿易順差2729.67億美元。出口同比增長5.8%,進口同比下降7.0%,進出口同比增長0.2%。1-3月,來自美國的商品貿易順差766.47億美元,占總順差的28.08%。對美出口1156.16億美元,占總出口13.54%。與美國進出口總額1545.85 億美元,占總進出口的10.78%。根據海關最新數據來看,4月中國以美元計價出口同比增長8.1%,進口同比下降0.2%,貿易順差為961.8億美元。4月中國對美國出口330.24億美元,同比下降21%;自美國進口125.66億美元,同比下降13.8%;對美國順差204.58億美元,同比減少24.8%。由于對美出口規模下降,中國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降至10.46%。所以,對美出口占比與貿易順差占比之間存在不對稱,未來貿易順差總量可能會因為4月份的禁止性關稅而縮小。但由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較大,即使貿易順差收窄,仍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確保跨境資本流動的平穩性。
第三,中美利率“倒掛”收窄的情況,預計大幅度“倒掛”還會持續較長時間。若美聯儲在今年下半年啟動降息,尤其在美國經濟壓力加大、降息幅度較大情況下,人民幣將會出現一定的升值。
第四,資產價格情況。金融一攬子政策的關鍵部分之一是穩資產價格,其意義在于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的相對平穩。
第五,經濟基本面。2025年4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著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將穩就業置于首位有助于穩定居民收入,形成穩消費的基礎,從而穩定經濟基本面,這是匯率穩定的根本支撐。
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為特朗普提出的90天暫緩期涉及70多個國家,可能出現多種復雜情況。具體來看,可能出現以下四種情形:一是美國和70多個國家協商成功,且美國經濟由于投資支撐潛在增長率上升,利率維持在高位;二是美國經濟顯著下行,且美國與重要貿易伙伴協商多數不成功;三是中美貿易協商談判進展小,甚至沒有進展;四是中美貿易協商談判超預期,關稅協商談判取得“雙贏”顯著成果。
美國市場資產價格處于估值高位,超預期和不及預期的信息脈沖都可能引發資本流動,即美國目前的資產價格與經濟基本面已接近吸納全球美元資金的飽和狀態,如要繼續吸引資金流入,需依賴超預期政策和經濟結果;否則,全球美元資金可能重新分布,對全球外匯市場造成波動性風險。如果出現的第一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美國與其他國家談判成功但中美談判進展有限),那么人民幣將面臨貶值壓力,應對方法是穩資產價格和結匯售匯,加碼政策力度。如果出現的第一種情況和第四種情況(美方多邊談判成功,中美談判超預期),人民幣匯率將保持基本穩定,經濟基本面相對平衡。如果出現的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美方經濟下行、多邊談判和中美談判進展較小),即關稅形勢整體疲軟,人民幣匯率將保持基本穩定。如果出現的第二種情況和第四種情況(美國經濟下行,多邊談判多數不成功但中美談判成功),人民幣將面臨升值壓力,盡管這種結果出現的概率不算高,但仍需警惕其帶來的短期升值超調風險。
上述分析尚未納入美聯儲未來降息的不確定性。如按照當前市場預期,美聯儲全年降息幅度達75個基點,超過其年初在經濟預測摘要中設定的50個基點目標,則美元將進一步貶值。此時,人民幣將面臨顯著的升值壓力,甚至可能出現階段性升值“超調”。整體來看,人民幣未來將保持基本穩定,我們要重點防范階段性貶值“超調”和階段性升值“超調”擾亂基本穩定的預期。與美元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關鍵策略,在我國貿易順差預計收窄的背景下,保持金融匯率穩定既有助于穩定跨境資本流動,也能在美元走弱時實現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相對貶值,增強出口競爭力,從而助力經濟增長。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人民幣匯率走勢有哪些特點?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怎樣應對?”展開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指出,美國加征關稅沖擊了全球經濟與貿易體系,破壞了原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資源合理配置機制,導致各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進而抑制資源配置效率,加劇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對美國而言,其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美國通過貿易逆差實現美元輸出,維持其貨幣霸權地位。若無貿易逆差,美元難以流向全球。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美元霸權的必然結果,而推行關稅戰并意圖實現貿易平衡,本質上是一種邏輯矛盾。同時,美國自身經濟也會受到影響,美元資產價格下跌,國際資本流向發生變化,一部分資金投向歐洲和亞洲市場,導致美元面臨貶值壓力。
貿易戰初期,人民幣匯率曾面臨貶值沖擊,但隨后迅速企穩甚至反彈,顯示出匯率波動中不僅受到外貿因素影響,也受國內經濟基本面和美元走勢共同作用。特朗普關稅政策缺乏一致性與規則性,其操作具有高度個人化和情緒化特點,隨時可能調整關稅政策。更深層次來看,美國有意推動與中國脫鉤,認為這是應對中國崛起、維護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政策雖提出“錨定一攬子貨幣”,但實際上仍以美元為主,外匯儲備資產中美元占比高,盡管近年來已有所下降。由于美元資產相對穩健,中國仍需維持一定數量的美元儲備。整體而言,預計人民幣匯率將保持雙向波動,不太可能出現大幅度貶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中國銀行研究院院長陳衛東認為,美國關稅戰顛覆了二戰以來確立的全球經貿規則,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事件,因此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變化難以用傳統框架加以解釋。匯率本質是兩種貨幣的相對定價,人民幣匯率不僅受自身因素影響,也取決于美元走勢。當前美元仍居全球貨幣體系主導地位,而美國政策正引發全球貿易與貨幣體系重塑,研究人民幣匯率走勢必須首先關注美元格局及其潛在變化,尤其是當前正影響美元走勢的三大結構性因素:一是美國與各國關稅談判的進展;二是“海湖莊園”協議的推進;三是美元格局的制度性變化。
人民幣匯率變化受多重復雜因素影響,短期內外部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市場預期波動,匯率波動更為頻繁。目前美元貶值壓力較大,其他貨幣面臨一定升值可能。經濟基本面總體穩健,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重要基礎。同時,隨著美元信用減弱,人民幣跨境使用場景日益豐富,國際吸引力不斷增強,人民幣資產正獲得更多關注。資本流動中的支撐因素也在逐步積聚,人民幣國際化潛力將隨著全球多邊規則的重構持續釋放。從政策角度看,匯率是宏觀經濟平衡的重要指標,需堅持四方面策略:一是穩住經濟基本面,穩定市場預期;二是積極應對美方可能提出的無理要求與打壓;三是強化外匯市場調節能力;四是推動完善全球貨幣體系改革。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指出,盡管今年中美經貿摩擦烈度已超過特朗普第一任期,雙邊關稅累計加征超100%,接近實質性貿易禁運,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保持基本穩定,甚至略有升值,超出市場預期,主要原因包括特朗普上任百日頻繁揮舞關稅大棒,嚴重破壞多邊貿易體系,引發美元信用危機;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回調部分提前釋放“特朗普關稅”回歸所帶來的預期壓力;“中國資產重估”預期升溫,吸引資本回流,支撐人民幣匯率;政府對外部新一輪打壓遏制有預判、有預案等。
當前人民幣匯率具備四方面支撐力量。第一,特朗普關稅反噬美國經濟。若關稅政策導致美國經濟放緩、失業上升,美聯儲大概率將重啟降息。考慮到其降息空間更大(通常為25個基點甚至更高),這將削弱美元、支撐人民幣。第二,美元信用危機仍未解除。由于關稅限制美元通過貿易逆差輸出流動性,市場對美元資產的信心受挫。此外,特朗普對美聯儲獨立性的干預和資本管制傳聞導致美元面臨持續下行壓力。第三,中美經貿對話重啟釋放積極信號,有助于緩解市場緊張情緒,階段性利好人民幣匯率。第四,中國政策儲備充足,有效穩定市場預期。面對外部沖擊,中國政府早有預判和應對,年初已將“防范外部風險”列入工作重點。隨著新一輪金融和宏觀政策陸續出臺,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支撐正不斷增強。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美聯儲原高級經濟學家胡捷認為,我們正處于一場深刻的全球格局重構中,全球化的“游戲規則”正發生根本性轉變,其背后的驅動力主要包括三個維度:國家安全、文明價值觀、經濟利益。三個維度排序的變化決定了全球化的階段性特征。全球化2.0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逐步確立,邏輯順序徹底翻轉:國家安全優先、文明價值觀第二、經濟利益退居其后。因此,中國需加快出口市場多元化,擴大內需,同時推動企業加速國際化戰略。在微觀層面,企業也需適應全球秩序的新邏輯。在關稅政策方面,進入特朗普2.0階段,關稅手段擴展為一種全面的戰略博弈工具,甚至可稱為“對等關稅”驅動下的“三高”策略(高關稅、高補貼、高壁壘)。
在這一背景下,當前人民幣匯率走勢難以作出明確判斷,最關鍵的不確定性在于中美關稅戰的最終走向。如果關稅長期高企,將對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較大沖擊,影響就業和產業鏈穩定;若博弈達成“對等關稅”,特別是較低水平的對等關稅,反而可能帶來新的平衡。人民幣匯率受三個“差”的影響:一是利率差,當前中美利率均存在下行預期,但美聯儲降息空間更大,基礎利率約在4.2%-4.5%,而我國已處低位,人民幣匯率有一定支撐;二是貿易差,當前匯率是在中國對美順差預期下形成的,未來順差可能縮小,這將對人民幣形成貶值壓力;三是投資差,包括FDI和二級金融市場投資,與美國相比,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還需要提高,進一步增強吸引力。此外,人民幣匯率并非完全由市場決定,政府調控因素不可忽視,匯率形成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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