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年砍柴

我在寫作《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的過程中，頻頻采訪傳主徐傳賢的后人，因傳主的長子徐家善已去世，其仍然健在的次子徐家良和五子章永平提供的信息較多。通過與徐家良先生的多次交談，我對他本人的經歷頗感興趣，認為其一生在中國193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中具有標本意義，遂產生了也為他寫一部傳記的想法。

比起祖父和父親，徐家良先生及其兄妹的人生更為平淡。其祖父徐熙春在13歲時從青浦老家到上海的商鋪當學徒，在五方雜處、華洋交匯的上海灘赤手空拳打天下，后來擁有數家企業和多處房產，并在1924年軍閥混戰時為拯救遭兵燹之禍的父老鄉親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青浦分會，擔任負責人至1950年以后。可以說，徐熙春在上海是成功的工商業主，于青浦則是鄉賢。徐熙春結交諸多滬上名流，在商界與慈善界皆有相當的影響。徐家良的父親徐傳賢16歲時考入上海郵政局，一直做到高級郵務員。徐傳賢親身經歷過諸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曾從日寇侵略上海的烽火中逃生；在抗戰期間奉中國政府之命遠赴異國，維護淪陷區與大后方之間的郵路；抗戰勝利后代表中國去法國參加國際郵聯大會，折沖樽俎為國家爭取郵政利權。1950年后，徐傳賢調入國家郵電部，參與新政權與其他各國的郵務協作與交流。可以說，徐傳賢一生的經歷坎坷、曲折而精彩。但是，徐家良先生則自我定位為“庶民”，并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過著平凡的生活”。

比起父、祖的“不平凡”，徐家良的“平凡”主要是大時代造成的。徐家良是1932年生人，在1949年時正是一名高中生。其時，新政權結束了中國連綿的外敵侵略和內戰，實現了政治上的穩定與統一，其施政效能遠邁前代、無遠弗屆，單個人的成長與生活、工作所受公權力影響之巨亦前所未有。徐家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人生，“平凡”就是他們大多數人的宿命。因此，徐家良的平凡一生，鐫刻上深深的時代烙印，也就有著相當的典型性。

回顧徐家良九十多年的人生道路，雖曰平淡，但總體說來是幸運的，其中有許多不平凡的閃光點。我以為緣于如下幾點原因：

一、徐家良屬于受到大家族庇護的最后一代人。

徐家良出生后，由于父親徐傳賢長年在上海郵政局工作，與家庭所在的青浦縣城廂有相當的距離，對其兄妹沒有多少時間來陪伴和教導；母親盛希珍是一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對操持家務也算不上能干。尤其是1938年夏天父親徐傳賢奉中國政府之命離滬前往越南維護郵路后，其時徐家良的長兄徐家善才10歲，而最小的妹妹徐家敏要第二年農歷年底才出生。后來，父親又與母親離婚和別人結婚，再也沒有回歸原來的家庭，因此對徐家良一母同胞的四兄妹而言，父親的角色是缺位的。在四兄妹中，除三弟徐家達重點高中畢業時因肺病未能升學外，其他三位都獲得了大學本科學歷，四人后來都成為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這樣的情形放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其子女的成長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大概率不會順利。他們之所以能取得日后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家族的庇護和托舉。

祖父徐熙春和祖母董月娥見識宏遠，十分重視兒女和孫輩的教育。當東南半壁淪陷在日寇的鐵蹄之下，父親徐傳賢遠在大后方，但祖父徐熙春想盡一切辦法供孫兒、孫女讀書。當青浦被日寇占領后偽政權推行奴化教育，祖父徐熙春花大價錢將徐家良轉學到上海租界內的學校。當徐家良的一條腿受傷被送進上海的醫院治療且醫生建議截肢，徐熙春為孫兒的未來著想堅決不同意，后來聘請全國最好的骨科大夫葉衍慶先生為其動手術并保住了那條腿。在抗戰時期的上海和后來的國內戰爭中，父親徐傳賢都不在身邊，徐家良能正常地就讀小學和中學，沒有家族的庇護是不可能的事。在徐家良讀大學期間，祖父徐熙春指示兩位參加工作不久的姑媽予以資助。更為重要的是，在徐家良人生重要的關頭，家族中有遠見的長輩予以指點與教導。在1949年以后，徐熙春敏銳地覺察到時局之變將對普通人帶來巨大影響，要求長孫徐家善中斷法學專業的學習，重新考入同濟醫學院學醫；對次孫徐家良亦是建議他報考醫學院。可以說，徐熙春已經看清楚了孫兒將來從醫在新時代的生活會較為平安、穩當，受政治風向的影響相對較小。

徐熙春逝世的1965年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標。此前，徐熙春購置的多處住宅已經充公，僅剩的老宅也開始被人蠶食，彌留之際要求子女盡量保住幾間房，家族不要散架。事實證明了老人的深謀遠慮，改革開放后，正因為子女遵從老人的遺愿要回了幾間房，徐家良一家從外地回到青浦故鄉才有落腳之處。在徐家良和三弟徐家達運作回滬過程中，叔叔、姑媽和長兄提供的幫助起了很大的作用。

與徐家良在上海出生的四位同胞兄妹構成巨大反差的是北京的兩位同父異母的弟弟的命運。1950年，徐傳賢偕第二任妻子章一涵進京，于1952年、1954年先后生下章衛平、章永平，而兒隨母姓，也不照著家譜起名，在當時是一種破舊趨新的進步行為，也可解讀為擁抱新時代的徐傳賢與舊家族疏離的主觀意愿。章一涵在抗戰期間考入郵政儲匯總局，1949年后長期擔任國營大廠的財會人員，比徐傳賢第一任妻子即徐家良的生母盛希珍的文化程度和見識高許多，且章衛平、章永平天資不低，在這樣的父母身邊成長原本應該取得比幾位兄、姊更大的成就，然而時代給他們這代人開了個殘酷的玩笑。章衛平、章永平比徐家良小二十多歲，從年齡上看屬于兩代人。讀初中時，他們遇到了“停課鬧革命”，初中畢業后無法正常升學，一人插隊，一人留京招工。在狂飆突進之下，傳統家族這類被視為“封資修”的小共同體被擊得粉碎，也就不再能為他們兩人提供庇護和幫助。

二、徐家良是中國歷史上貢獻最大的一代兒科醫生的代表。

由于長輩的指點和少年時朦朦朧朧的理想，徐家良幸運地考入醫學院，后來行醫四十二年。誠然，從徐家良大學畢業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他不可能不受時代的影響，且也曾被打上“白專典型”的標簽。但應當承認，比起其他專業技術人員特別是人文社科知識分子，醫療衛生領域所受的沖擊是最小的，不管如何“左”風盛行，人總是要生病的。因此，比起大多數同齡知識分子，徐家良仍能過著平靜的生活，專業并沒有被太多地耽誤。雖然從1966年至1977年，徐家良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也必須參加各種非業務的學習，但其一直在醫療一線診治病人。此何其幸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家良從事兒科臨床醫學。他1951年入大學學醫，1956年開始行醫，直至1998年退休，他們這代兒科醫生在中國醫療史上——甚至可以置于世界范圍內——貢獻最大。1949年之后中國社會各項事業中，重大成就之一應該是中國人均壽命的大幅提升和嬰幼兒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徐家良從醫期間也正是中國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四十年。據統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我國嬰兒死亡率約為200‰。1954年，對14省5萬余人的調查顯示，嬰兒死亡率為138.5‰。1973—1975年，全國嬰兒死亡率為47.0‰。1981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結果顯示，我國嬰兒死亡率已降至34.68‰。2010年，全國嬰兒死亡率已降至13‰。這些巨大進步，與包括徐家良在內的無數兒科醫生的默默奉獻是分不開的。

在1950年代的中國，貴州是嬰兒死亡率最高的省份之一。被分配至貴州的徐家良心里雖不情愿，在貴州生活艱苦，工作條件遠不如東南沿海，他時時想調回上海，但是他并未因此影響自己的工作態度。徐家良先后在貴陽和凱里的三家醫院工作，一直是業務骨干，技術精湛，態度認真負責，有口皆碑。徐家良曾對兒子說過他每一年搶救危重患兒至少50例以上，收治成千例小兒，以此加以計算他一生行醫拯救了上千例危重病患兒的生命，治療過的患兒數以萬計。當然，做一名優秀的兒科大夫，光有好的專業水平還不夠，更需要愛心和耐心。徐家良的人生是平凡的，但他做出了偉大的事業，令人敬佩！

三、無論身處何時何地，要保持學習自覺性和學習能力。

縱觀徐家良九十余年的人生道路，尤其值得后輩師法的生活態度是他酷愛學習，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能敏銳地觀察和接受新生事物，雖至暮年而不衰。徐家良在貴州工作、生活的二十五載里，由于政治氣候的影響，大部分時間整個社會不鼓勵甚至是貶損勤學善思的人，而他本人遠離故鄉，背著家庭成分不好的“十字架”，長期感到孤獨與苦悶。但即便處于如此的困頓之中，他沒有躺平，沒有自暴自棄，哪怕為周圍的人所不理解乃至排斥——曾經一度被攻訐為“反動學術權威”——但他一直在埋頭鉆研業務，不放棄學習英語，想一切辦法閱讀專業資料，了解國內外兒科醫學的發展動態。他和大多數人一樣沒有先知先覺，并不能預測民族和自己的命運何時能好轉，他的好學只是出于對知識樸素的渴求和對本職工作的熱愛。

人們常說“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這種“準備”不是刻意為之，總在焦慮地期盼云開霧散那一天到來，而是一種內化于心的生活狀態。當整個國家的時運好轉后，徐家良很快就在業務上冒尖，能診斷出同事從未聽說過的疑難雜癥，能在國家級醫學刊物上接連發表文章。因此，在1981年中國還處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之時，他能順利地調回故鄉青浦，其業務能力在人才匯聚的上海獲得業界好評、得到重用，并拓寬了事業的空間。徐家良的一生教科書般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人如何堅韌而柔軟地在逆境中生存和堅守底線，如何以建設者的專業能力為社會添磚加瓦。

最后，有必要詮釋一下本書的關鍵詞——“歸來”。

“歸來”在第一個層面是它的本義，此書的主要內容講述了徐家良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貴州，二十五年后再攜家人回到上海的故事。他的歸來之路是中國大中型城市特別是上海、北京許多家庭共同的記憶，也是中國人口遷徙史上一個經典案例。從1950年代開始，上海、北京通過各種方式（大中專生畢業分配、知青插隊、支援三線）持續向外省份遷出大量人口，外遷人口以青壯年為主。改革開放后，這些外遷人員又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回到上海、北京，當然還有不少人則永遠留在了異鄉。可以說，當時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有外遷的子弟。以徐家良為例，在上海的四兄妹中，他和三弟徐家達被派遣到貴州和新疆，而其在北京的兩個同父異母弟弟中一人去了吉林插隊，外遷者占50%（其小妹徐家敏在青島讀完大學后留在當地工作，似不應算外遷）。這些外遷者每個人的離鄉和回鄉之路都是曲折艱辛，令人心酸。

在徐家良兄弟所處的時代，外遷者眾多，他們很難說都完全心甘情愿。不管怎樣，這些人遠離故鄉，在條件艱苦的內地和邊疆貢獻了青春年華，當多年后他們想回到生養自己的大城市，是合情合理并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的要求。

若將“歸來”引申開來，可以視為一種隱喻。它不僅指眾多的“徐家良”在空間狀態上回到了故鄉，也可以說是社會正常狀態的回歸。這樣的社會尊重每個人的創造力和自主選擇權，為每個人的才華營造公平、法治的施展環境。徐家良能在1980年代初回到上海，就是托中國改革開放的福，社會的秩序、氛圍、主體的價值判斷和激勵機制回歸正常，促使其迸發了更多的工作激情和生活熱情，五十歲以后的人生變得充實而精彩。同時，徐家良的子侄輩也趕上了浦東開放開發的大好時機。這便是將徐家良個人經歷講述出來的公共價值所在。因此，我不揣淺陋，斗膽一試，寫出了《歸來徐家良：貴州到上海有多遠》這本書稿。

最后，感謝徐家良先生和他的夫人盧瑞英阿姨不嫌其煩地一次次接受我的采訪，如今徐老先生已是92歲高齡，仍精神矍鑠，講述往事條理清晰，可謂“仁者壽”，祝他和夫人健康快樂，活過百歲；感謝復旦大學教授李天綱的厚愛，再次為拙著作序，使粗帛劣絹增色不少；也感謝現代出版社不棄，繼《尋找徐傳賢：從上海到北京》之后出版此書。

2024年12月22日于北京東城獨樹齋

（本文為《歸來徐家良：貴州到上海有多遠》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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