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X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接受盧某的委托，指派金翰明律師在盧某涉嫌合同詐騙罪一案中擔任其二審階段的辯護人，綜合全案事實、證據，辯護人認為：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經濟合同糾紛，一審判決事實認定錯誤、法律定性錯誤。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盧某在客觀上實施了“隱瞞機器未付清款項、未取得機器所有權”而將涉案機器出售給黃某的行為；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盧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合同詐騙的主觀故意，懇請貴院依法改判盧某無罪。

辯護人主要有以下四點辯護觀點：

第一，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盧某在客觀上實施了“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而將機器出售給黃某的行為。

第二，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盧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合同詐騙的犯罪故意。

第三，盧某未到現場處理糾紛、不接電話等單純的躲債行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關于“逃匿”的規定。

第四，本案因果關系認定存在重大問題。

辯護人的詳細辯護意見如下：

一、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盧某在客觀上實施了“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而將機器出售給黃某的行為。

首先，認定上述事實的主要證據為“被害人”黃某陳述，缺乏其它證據相互印證，該證據的真實性存疑。

本案證明盧某存在“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而將涉案機器出售給黃某的證據，主要為黃某的陳述，系孤證，缺乏其他證據相互印證。

且黃某系本案的“被害人”，與本案盧某存在直接的利害關系，在不能現實取得機器的情況下，其主觀上認為合同利益面臨不能實現的風險，不能排除黃某在無法取得機器后，編造“對機器未付清欠款等情況不知情”的事實，以作為行使個人權利的理由。

但一審判決僅依據上述真實性存疑的言詞證據，即認定黃某對于機器的性質不知情，從而認定盧某實施了合同詐騙罪的客觀行為。

其次，黃某關于其對盧某“未結清機器款項、非機器的所有權人”的事實不知情的相關陳述，不符合常理。

其一，關于對盧某“未結清機器款”的事實，黃某不知情的陳述不符合常理。

根據黃某詢問筆錄，其從X年即開始從事二手機器銷售，盧某與其第一次討論交易時，曾告知有X批機器欠兩次款，后盧某告知其已經全部支付完畢。其依據以上事實認為，盧某“已經全額付清這批機器的，有處分權。”

根據黃某詢問筆錄，購買機器前其有去查看機器兩次，當時盧某說還有一期沒有付清款，后其帶人來看機器，盧某說機器已經付清款項了。

根據本案一審庭審筆錄，黃某陳述，在該次交易過程中，其沒有查閱盧某關于機器的購銷合同、發票和付清款項的憑證等。

辯護人認為，黃某上述陳述不符合常理，對于幾百萬元的機器買賣行為，在盧某事先已告知，存在分期付款且部分款項未支付的情況下，黃某僅憑盧某所述“已付清款項”，不查閱任何能夠確認物權的相關憑證，明顯違背正常的市場交易規則。

其二，關于機器存在融資租賃性質不知情的陳述不符合常理。

根據黃某詢問筆錄，其自X年即從事該類機器的二手買賣。雖然一審庭審中，黃某多次強調，基于交付時機器并未鎖機、沒有貼融資租賃標簽的事實，故其沒有核實機器的所有權歸屬。

辯護人認為，該陳述內容不符合常理。由于盧某事前已告知，機器存在融資租賃的相關事實，雖然在交付機器時，機器并未鎖機，但根據在案事實可知，點擊顯示屏即能查詢機器的“按揭機”性質。作為長期從事該類機器買賣的黃某，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在數次檢驗機器的過程中，進行如此簡單的核查。故辯護人認為，黃某相關陳述不符合常理，相關證據的真實性存疑。

最后，證人孫某證言為傳來證據，且來源于黃某，不能與黃某陳述相互印證。

根據證人孫某證言，其“沒有打電話去查這個機器的的所有權問題，當時黃某說這個廠是盧某的，機器也是盧某的，沒有所有權的爭議問題，盧某已經全額購買了這批機器。”

證人孫某并未直接與盧某就涉案機器的權屬問題進行過溝通，其關于涉案機器所有權為盧某所有的證言，皆來自于黃某，系傳來證據。且不能排除黃某在明知機器所有權歸屬的情況下，對孫某隱瞞真相，以達到促成交易、賺取差價的目的。故孫某的證言真實性存疑，不能認為與黃某陳述相互印證。

綜合在案事實與證據，一審判決認定盧某“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而將機器出售給黃某的證據，主要為“被害人”黃某陳述及傳來證據孫某的證言。從本案的基本情況、結合常情常理，辯護人認為，該證據的真實性存疑。一審判決僅依據上述證據，認定盧某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二、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盧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亦無合同詐騙的犯罪故意。

首先，盧某的行為系民法上的無權處分行為，若根據一審判決認定黃某“不知情”的相關事實，黃某可對該批機器善意取得，盧某需要對A公司、B公司承擔違約責任。

本案盧某的行為是典型的無權處分行為。對于無權處分，若第三人對出賣人“無處分權”不知情，且支付了對價，并進行公示（本案中為交付），第三人即可善意取得物的所有權。

根據C公司與A公司簽訂的《銷售合同》，C公司、A公司、B公司簽訂的《銷售合同》《保證合同》等文件內容，在C公司未付清相關款項前，相關機器的所有權仍歸屬于A公司、B公司。

故盧某向黃某以580萬元價格出售X臺機器的行為，是典型的無權處分行為。若本案中交付行為實際完成，且根據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即黃某對盧某“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不知情，則黃某可善意取得該批機器的所有權，本案則不存在合同詐騙犯罪的問題，盧某只需向A公司、B公司承擔違約責任。上述事實通過盧某向黃某實際交付機器的行為，能夠予以證明。一審判決認定上述事實為合同詐騙罪，系定性錯誤。

其次，在案證據證明盧某無任何非法占有的目的，盧某及C公司存在實際交付機器的履行行為，證明盧某對該批機器有真實的履約意愿，并非為了騙取黃某的貨款。

根據本案的盧某供述與辯解、黃某陳述及證人證言，均能證明如下事實：在孫某將尾款D萬元轉賬到盧某的銀行賬戶后，盧某就已實際交付了機器。但在王某、孫某叫來運輸車搬運的過程中，A公司及B公司的人來到現場，并阻止了機器的搬運。

綜合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及在案證據，能夠確定如下事實：盧某在收到機器款項后，就向黃某交付了機器。即使一審判決認為，盧某對“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的民法理論并不知情，但盧某實際的交付行為能夠證明，盧某在主觀上具有真實的履約意愿，客觀上有積極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無非法占有的目的。

合同詐騙罪與經濟合同糾紛的本質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通常是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以不履行合同或少量履行合同的方式，騙取被害人的財物，而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非法占有目的，亦是通過其實施的客觀行為及在案證據予以證明。

本案明顯的區別在于，即使按照一審判決認定，盧某客觀上實施了隱瞞部分事實的行為，但盧某存在實際的履行行為，現實地交付了機器。

且根據盧某訊問筆錄，盧某認為其已經支付了兩家公司大部分的貨款，認為其對于涉案機器是有處分權的，故其將機器賣給黃某是真實的履約意愿，而并非為了騙取財物。

由于本案系因盧某意志以外的原因，即A公司、B公司的阻攔，黃某等才未能將機器運走。且盧某在得知情況后，仍以電話溝通的方式，希望通過提前向A公司支付未到期E萬元機器款項，促成A公司追認其實施的處分行為，以確保黃某完整地取得機器的所有權。

上述證據足以證明，盧某主觀上認為，其與黃某買賣合同的目的是能夠實現的，從其實際的履行行為及促成交易的表現，能夠反映出其主觀上無非法占有黃某財物的目的。

當然，本案不可否認的是盧某的無權處分行為，且黃某等未現實地運走機器，實質上是由于盧某尚未完整地取得機器的所有權所致，但不能把無權處分行為當然地認定為合同詐騙犯罪，否則民法中的“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制度即沒有存在的必要，認定犯罪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及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綜合上述情況，辯護人認為，本案證據不能確實、充分的證明盧某向黃某隱瞞其尚未取得機器所有權的事實；即使按照一審判決認定，盧某存在部分隱瞞真相的事實，但在案證據能夠證明，盧某主觀上也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

最后，盧某對A、B公司的實際支付行為證明，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故意，無權處分行為系為了提前履行對上述公司的付款義務、

根據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及在案證據，A公司出售給盧某的X臺機器總價款為580萬元，盧某有138萬元設備款未支付，已支付貨款占總貨款的76％；C公司與B公司融資租賃合同關系中，已支付B公司的設備款比例亦達到58％。

根據證人杜某（B公司業務員）詢問筆錄，以及《C遲延利息表》的書證，盧某于X年X月，仍在支付相關設備的分期款項。

故辯護人認為，盧某無論是對A、B公司，還是對黃某等均無非法占有的目的，亦不具有侵犯他人財產的犯罪故意。

根據盧某訊問筆錄：“我是把機器賣掉后，得到的錢可以支付給拖欠供應商的貨款。”“我被供應商逼著付款逼急了，而且廠已經停業兩個月了，需要發工人工資。”

從盧某的供述及辯解可以看出，盧某出售機器的目的系為了支付機器的分期款，以及在企業經營不善的情況下發放工人工資。只是在其與黃某的交易行為受到阻攔后，其與A公司協商未果的情況下，盧某將其從黃某處獲取的款項，先行用于其他經營支出，并未及時的支付給A公司等。

三、盧某未到現場處理糾紛、不接電話等單純的躲債行為，并不符合合同詐騙罪關于“逃匿”的規定。

一審判決以“盧某接到黃某等通過電話、短信通知，要求盧某到現場處理糾紛、說明情況的情形下，盧某始終不肯露面、直至逃匿無法聯系，并至被抓時仍未有還欠款。”證明盧某在“騙取貨款后逃匿”，故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符合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構成要件。

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四項，關于合同詐騙罪客觀行為的規定，包括“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款、預付款或擔保財產后逃匿的。”但本案中盧某的行為并不符合刑法二百二十四條關于“逃匿”的相關規定。

根據刑法條文及立法解釋，“逃匿”行為認定的實質仍然是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問題，逃匿行為通常附隨的是揮霍財產、隱匿財產等，能夠證明行為人主觀上非法占有目的。基于在案事實、證據及法律規定，結合相關判例，辯護人認為，在案證據并不能證明盧某在取得貨款后，存在揮霍、隱匿財產的行為。

根據證人杜某詢問筆錄，“X年X月X日，我發短信給盧某‘盧總，您出來處理一下吧，大家當面溝通一下會比較好’，當天下午他回了一個電話給我，他說機器他自己處理，欠我們的貸款會每月付給我們。”

根據黃某陳述：“后來我又打了第二次電話給他，催他過來，他和我說他給80萬給A公司，他叫我問A公司同不同意，A公司說不愿意。”

上述黃某陳述及杜某證言能夠證明，盧某在收到黃某等貨款后，并未逃匿或者揮霍、隱匿財產，對于證人杜某等人仍通過電話溝通的方式，希望促進糾紛的解決，協助黃某取得機器，以及向A公司承擔違約責任。但其提出的解決方案受到杜某的否定，盧某在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采用回避以及不接電話的方式躲債，該行為不應符合合同詐騙罪關于“逃匿”的相關規定。

根據盧某訊問筆錄，盧某對于未去現場處理糾紛進行了合理解釋，即“由于當時的場面很混亂，我怕回去被人毆打，就沒有回廠里。”

通過上述證據證明，盧某僅是未到現場處理糾紛，可能存在關機等情況，且根據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盧某系因與親屬之間糾紛，在處理糾紛時被抓獲，由此可見盧某一直沒有離開某市，亦沒有藏匿起來。盧某在與A公司溝通未果的情況下，未到現場處理糾紛，且因騷擾電話過多關機的行為，是單純的避而不見的躲債行為，并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關于“逃匿”的規定。

辯護人通過裁判文書網整理了多份，關于行為人避而不見、關機、甚至是更換電話號碼等單純的躲債行為，法院認定不符合“逃匿”，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判例，提交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判決及理由，供貴院參考：

判例1：（2015）鄂恩施中刑終字第0226號

裁判理由：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曾某與向某因貨物收購的質量、價格發生爭議，在雙方不能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曾某離開向某家，回到某省自己家中。曾某雖更換了電話號碼，但并沒有逃匿，也沒有變更居住地和經營場所，向某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解決糾紛。

判例2：（2015）中法刑二終字第58號

裁判理由：關于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犯罪故意的問題。經查，本案現有證據未能證實徐某以明顯低于成本價的價格大量拋售機器，亦未能查明贓款贓物的具體去向。徐某旺拖欠報案人款項后雖有離開X市的躲債行為，但僅憑該點不足以認定其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犯罪故意。

類似判例還有：（2014）鄂刑監一再終字第00011號、（2015）漠刑初字第5號、（2014）濱刑初字第4號、（2013）佛南法刑初字第1413號、（2014）呂刑終字第269號等判例。

四、本案因果關系認定存在重大問題。

首先，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盧某實施了隱瞞真相行為前提下，不能證明黃某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

關于本案一審判決認定事實證據不足的問題，前已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在案證據不能證明盧某向黃某“隱瞞機器未付清欠款、未取得機器所有權”。在此前提下，不能僅依據黃某的陳述，即認定黃某對該批機器的所有權歸屬不知情。不能排除黃某明知機器的所有權人非盧某仍予以購買的合理懷疑。而黃某在X年X月X日后，在案證據確能證明，其對機器的所有權歸屬知情后，在溝通并支付盧某所欠租金的情況下，將機器運出廠的事實，即能對該合理懷疑進行佐證。故依據上述事實，黃某主觀上不存在任何的錯誤認識，即使其財產受有損失，與盧某的行為之間也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其次，若認定黃某對機器的所有權歸屬不知情，盧某事實上已完成交付，黃某已善意取得，黃某的財產受損非盧某的行為所致。

辯護人認為，盧某事實上已完成了對機器的交付。涉案機器屬于一般動產，涉案的交付方式為現實交付中的上門提貨。根據本案的具體情況，盧某讓黃某將機器拉走，且存在兩臺機器已經被運上車等事實，雖然機器仍在廠內，但實際上盧某及廠已脫離了對機器的實際占有。即使認定機器仍在廠的范圍內，該批機器仍由廠占有，但機器的所有權已因交付行為，轉移為黃某等人所有。

故在上述情況下，該批機器的所有權已通過“善意取得”的方式，轉移為黃某等所有，A公司、B公司僅對該批機器享有債權。盧某已履行了對黃某的合同義務，并未基于合同行為使黃某遭受財產損失。

而本案在交付行為完成后，由于A等公司的介入，黃某未能順利將機器運走。從機器的所有權歸屬上，黃某基于民法上的“善意取得”行為已取得機器的所有權，實質上并未遭受財產損失；但由于A等公司的攔阻才導致黃某未能將機器運走，其形式上的“財產損失”系由A等公司的阻攔行為所致。故即使認定黃某對機器的所有權歸屬不知情，黃某形式上的“財產受損”與盧某的行為之間亦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經濟合同糾紛，一審判決事實認定錯誤、法律定性錯誤，懇請貴院依法作出公正處理。

此致

X市中級人民法院

辯護人：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金翰明律師

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