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0年6月，被告人吳某梅通過某網絡傳銷系統APP注冊成為會員。該APP以“免費注冊”為噱頭，吸引用戶下載并綁定收款方式，但實際盈利需通過購買虛擬動物、消耗虛擬幣（太陽幣）等方式激活。會員通過發展下線獲取推薦獎和團隊獎勵：推薦獎按下線會員總資產的10%（第一代）、5%（第二代）提成；團隊獎則根據下線層級及人數設置不同等級（如馴獸大師、動物園主等），按比例抽成下級收益。吳某梅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10層，有效下級賬號4142個，非法獲利122萬余元。

重慶市奉節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吳某梅的行為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盡管會員注冊“免費”，但參與者需通過購買虛擬商品、消耗虛擬幣等變相支付對價，才能參與核心盈利活動，本質上屬于“以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其層級結構及返利機制完全依賴發展下線數量和資金規模，形成典型的金字塔式傳銷模式。結合涉案賬號達57萬余個、資金規模巨大等情節，法院認定吳某梅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十二萬元。（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題目：吳某梅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入庫編號：2025-03-1-168-002）

二、法理分析

（一）變相“入門費”的實質判斷：穿透形式看本質

根據《刑法》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核心要件之一是“以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本案中，涉案APP表面允許“免費注冊”，但僅提供基礎賬號功能，無法實際盈利。參與者必須通過購買虛擬動物、消耗太陽幣等行為激活獎勵機制，才能參與核心經營。法院穿透“免費注冊”的表象，認定其本質是以“變相購買商品”掩蓋“入門費”屬性。

這一裁判思路體現了刑法對傳銷活動“實質違法性”的審查原則。傳銷組織常通過形式合法化掩蓋非法目的，例如以“虛擬商品”替代傳統實物商品，以“消耗虛擬幣”替代直接繳費。然而，只要參與者需支付對價，無論是金錢、資源或虛擬資產，才能獲得盈利資格，即可認定為“入門費”。本案中，太陽幣的消耗雖為虛擬行為，但需通過充值或完成任務獲取，實質上仍屬于資金投入。法院的認定警示：傳銷模式的“創新”包裝，不改變其違法內核。

（二）層級返利機制的違法性：脫離商品交易的“拉人頭”本質

傳銷活動與合法直銷的關鍵區別在于盈利模式。合法直銷以商品銷售為利潤來源，而傳銷則以發展人員數量為核心計酬依據。本案中，吳某梅的收益完全依賴下線會員的層級數量和資金規模。動態獎勵的設計，使得上層會員通過“拉人頭”即可抽成下級收益，形成“金字塔”結構。這種模式脫離正常商品交易邏輯，本質是利用新參與者資金填補舊參與者收益，具有明顯的欺詐性和不可持續性。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若“返利主要來源于發展人員的費用而非經營利潤”，即構成傳銷。本案中，虛擬動物交易僅為幌子，會員收益完全由下線投入支撐。吳某梅發展10層下線、4142個賬號，非法獲利122萬元，充分暴露其行為的傳銷本質。法院的判決明確：無論傳銷活動如何偽裝，只要盈利邏輯與“拉人頭”綁定，即構成刑事犯罪。

（三）情節嚴重標準的司法適用：社會危害性與刑事可罰性

傳銷活動的危害性不僅在于騙取財物，更在于擾亂市場經濟秩序。本案涉案會員賬號達57萬余個，資金規模巨大，大量參與者遭受財產損失。根據司法解釋，“組織、領導的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累計達120人以上”即屬“情節嚴重”。吳某梅發展的有效賬號遠超此標準，且其作為上層組織者，對傳銷網絡的擴張起關鍵作用。法院結合其退繳違法所得、自首、認罪認罰等情節，依法減輕處罰，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告人雖為從犯，但其行為對傳銷網絡的擴散具有實質性推動。法院在量刑時兼顧了其犯罪作用與悔罪表現，既彰顯法律威懾力，也為類似案件的量刑提供了參考：對傳銷組織中的“中層骨干”，即使非首要分子，仍可能面臨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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