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國際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5月6日去世，享年88歲。奈的職業生涯跨越學術和政策，著述良多，本月初還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專欄文章。對于中美關系及戰略選擇，奈曾寫過較多文章。2022年9月他在英國《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雜志發表長文，探討美國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他提出，合理的對華戰略應避免妖魔化中國，將中美關系定性為“合作性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或“競爭性共存”，并對合作與競爭兩方面給予同等重視。在此進程中，需要美國重視內政管理與自身科技創新，需要充分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保持對外開放、強化聯盟關系和國際機構，捍衛一個基于規則的有利體系。他認為，美國握有一手好牌，但打不好也會輸掉。如今，川普坐到桌前，我們以此文作個對照。

How not to deal with a rising China: a US perspective

面對中國崛起，

美國有何所為？
文 l 約瑟夫·奈譯 l 常進

來源：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前言摘錄

20多年后，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領先大國嗎？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認為追求主導地位是一種自然的愿望，但……未來并非只有一種可能，而是存在許多情景；而哪種情景更有可能發生，部分取決于美國針對中國行動所選擇的應對戰略。

那么，政策制定者應如何應對這種不確定性呢？大多數人只是憑直覺對事件做出反應；但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一個世紀前的著名警告所說，這些注重實際的人往往是一些已被遺忘的文人思想的囚徒。根據我的經驗，他們認知的主要來源往往是歷史類比和國際關系（IR）理論。但這兩者都無法完美地反映現實。

1國際關系理論的心理地圖

國際關系理論有多種范式，最普遍的兩種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者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視角理解世界，認為只有適者才能生存，而自由主義者則看到了實現洛克式社會契約的可能性。簡言之，不同理論模型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提供了不同的心理地圖（認知）。

幾個世紀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事務的標準模型，也是大多數政策制定者共有的認知。但即使是接受現實主義模型的人，也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因為現實主義有許多變體。漢斯?摩根索的經典現實主義允許通過妥協和勢力范圍來管理權力平衡關系，而約翰?米爾斯海默的結構進攻性現實主義，則預見到克制的失敗以及戰爭可能性的增加。現實主義的其他變體關注現有霸權國與崛起挑戰國之間不斷變化的權力平衡，并認為由于無法管理霸權過渡，沖突可能會由此產生。

對于像政治學家羅伯特?吉爾平這樣的人來說，結構性問題在于像 1914 年前的德國這樣的崛起大國的力量增長；而對于像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這樣的人來說，20 世紀30 年代的災難，是崛起的美國未能在取代衰落的英國時提供國際秩序和開放經濟等全球公共產品。在一種變體中，崛起的大國表現得過于強勢；在另一種變體中，它又過于軟弱。正如珍妮絲?斯坦（Janice Stein）在為本期特刊撰寫的導言中指出的，我們應該同情那些求助于霸權過渡理論（hegemonic transition theory）來尋找應對中國崛起方法的政策制定者。

2歷史隱喻與類比

這些理論差異常常被簡化為“歷史教訓”，仿佛過去的智慧之光能穿透未來不確定性的迷霧。雖然歷史對政策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必須謹慎對待。用馬克?吐溫可能并不真實存在的話來說，“歷史總是驚人相似，但不會簡單重復”（或“歷史充其量只是有時會押韻，而不會重復”）。人們常常將歷史教訓過度簡化并誤用，仿佛未來會與過去相似。正如杰出的歷史學家歐內斯特?梅曾經說過的，每當政策制定者受歷史類比的誘惑時，他們應該在一張紙上畫一條線，在一邊列出“相似之處”，在另一邊列出“不同之處”。

在關于美國應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當前辯論中，歷史隱喻和類比俯拾皆是，其中三個尤為突出：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以及1914 年“夢游者”（走向戰爭）。

1. 修昔底德陷阱

許多人注意到了中國崛起的結構性情形與修昔底德對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處。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以此類推，中國崛起及其引發的美國的恐懼，很可能引發戰爭。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與雅典的本質差別，比如雅典是一個民主國家……；斯巴達是一個內向型的陸地強國，而美國是一個全球海軍強國；還有背景上的巨大差異，比如核武器的存在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試圖量化1500年以來的霸權轉移案例，他的發現是，歷史上16個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有12個導致了戰爭。但他的統計數據和研究方法受到了質疑；目前也不清楚什么才構成一個“案例”。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個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它并非簡單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老牌強國英國應對崛起的德國。除了德國崛起之外，一戰爆發還源于德國對俄國崛起的恐懼，對衰落的奧匈帝國中聲勢日隆的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恐懼等。

將歷史情況套用到當前事件上忽略了重要的差異：例如，當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權力差距遠大于 1914 年前德國和英國之間的差距，因為德國早在1914 年前就已經超越了英國。即使是古希臘的案例也不像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樣簡單。他聲稱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它在斯巴達引發的恐懼。但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認為，實際上雅典的實力并沒有增長。在公元前 431 年戰爭爆發前，權力平衡已經開始穩定。是雅典的政策失誤讓斯巴達人認為戰爭值得冒險。

雅典的崛起在本世紀早些時候引發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但隨后的三十年休戰撲滅了戰火。卡根認為，要引發第二次災難性的戰爭，需要一個火花點燃那些未被完全澆滅、卻因糟糕的政策選擇而不斷被煽動的“干柴”。換句話說，戰爭不是由客觀的結構力量造成的，而是由糟糕的政策決定造成的。堆積木柴可能會增加火災的可能性，但這種結構也可以作為一種警示，提醒人們不要玩火。

那么，就美國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政策制定者能從歷史中得出什么教訓呢？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部分是由雅典的崛起引起的，部分也源于斯巴達的恐懼。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無法遏制中國的崛起，但他們可以影響中國崛起在美國引發的恐懼程度。夸大其詞可能會調動國內支持，但如果過度夸大并導致誤判，那將陷入終極的修昔底德陷阱。希臘歷史中的隱喻作為一般性的預防措施可能有用，但如果傳達出一種歷史必然性的感覺，就會很危險。也許從希臘歷史中得到的更好教訓來自《奧德賽》：“小心帶著禮物的希臘人”。

此外，與霸權轉移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可稱為“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所經歷的災難，是因美國取代英國成為頭號強國卻沒有繼承英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所致，結果導致全球體系陷入經濟大蕭條、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而如今，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會幫助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嗎？在全球層面，諸如穩定的氣候、金融穩定或海洋自由等公共產品是由大國領導的聯盟提供的，因為它們能看到自身貢獻的效果并感受到好處。當這些大國不這樣做時，全球公共產品就會供應不足。一戰后，英國變得過于虛弱而無法扮演這一角色，孤立主義的美國繼續搭便車，結果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到目前為止，情況喜憂參半。中國領導人談到了公共產品；中國現在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第二大出資國，并且領導著 15個最重要的聯合國機構中的4個。中國也從多邊經濟機構中受益，但和其他大國一樣，它試圖使這些機構服務于自身利益。中國還創建了類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樣的平行機構，并利用“一帶一路” 倡議與美國競爭。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產品，并試圖使規則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傾斜。在南海……在防擴散或氣候變化等一些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行為變得更加合作。

中國既不是純粹的修正主義國家，也不是純粹的維持現狀的國家。它的行為體現了霸權過渡中修昔底德和金德爾伯格所描述的結構性困境。競爭很可能發生，但只關注競爭的隱喻可能會使政策制定者忽視合作領域。古希臘歷史及其對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啟示可以提供有用的警示，但無法提供政策答案。

2. 新冷戰

對于尋求調動國內政治支持的政治領導人來說，新冷戰的言辭被證明是有用的，一些分析人士用這個隱喻來描述一場長期的沖突。杰出的歷史學家哈爾?布蘭茲和約翰?加迪斯對于世界是否正在進入新冷戰的問題給出了“是” 與“否” 的回答。有人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引發了新冷戰，但特朗普不是問題的唯一根源。他給已經燃起的戰火添了把柴，但點燃戰火的是中國。

2008年的大衰退使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并增強了人們對美國衰落的看法。此后，中國~變得更加自信……在貿易方面~改變了競爭環境。特朗普笨拙地以關稅戰回應，不僅針對中國，還包括對盟友的懲罰。華盛頓的一些人開始談論全面“脫鉤”；但認為美國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情況下完全與中國經濟脫鉤是錯誤的。

這就是為什么新冷戰的隱喻可能會誤導美國政策制定者對中國所帶來挑戰的本質的認識。在真正的冷戰中，蘇聯是直接的軍事和意識形態威脅，而且美蘇兩國幾乎不存在經濟或社會相互依存關系，因此遏制是一個可行的目標。而如今與中國的關系中，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額達數千億美元，并且存在數百萬次的社會交流，包括學生和游客的往來。此外，中國的~政治體系學會了如何在~利用市場的創造力，這是蘇聯從未掌握的。不能以對待相對薄弱的蘇聯經濟的方式來遏制中國。與美國相比，更多國家將中國視為主要貿易伙伴，雖然它們希望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但它們不愿意像冷戰盟友對待蘇聯那樣削減與中國的經濟關系。

相互依存是一把雙刃劍。它產生了對其他國家所發生事情的敏感性網絡效應，因此可以促進謹慎并阻止魯莽行動。但當相互依存不對稱時，它也會造成脆弱性，而這種脆弱性可能被較強的一方用作政治武器。這就是當前與中國的關系與冷戰截然不同的原因。在與蘇聯的關系中，美國參與的是一場標準的二維國際象棋博弈，在軍事領域高度相互依存，但在經濟或跨國關系方面并非如此。與中國的關系中，美國參與的是一場三維博弈，每個層面的權力分布都不同。在軍事層面，世界仍然是單極的，美國是唯一的全球大國；但在經濟層面，權力分布是多極的，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是主要參與者；在政府無法控制的跨國相互依存網絡層面（如氣候和流行病），權力分布混亂，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掌控。

當美國政策制定者審視經濟層面時，他們必須記住，雖然對稱的相互依存可以抑制沖突，但不對稱的相互依存會成為一種行使權力的武器。他們必須在傳統的軍事棋盤上（或者用中國的二維隱喻“圍棋”）精心謀劃橫向的行動。然而，如果他們忽視經濟或跨國棋盤上的權力關系以及各棋盤之間的縱向互動，美國將遭受損失。如果你在三維博弈中只下二維國際象棋，你會輸。應對中國的一個好戰略必須涵蓋相互依存的所有三個維度，而新冷戰的隱喻過于局限于傳統的二維模型。

就相互依存的生態方面而言，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物理和生物規律使得脫鉤變得不可能。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這些跨國問題。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既涉及與他國的權力關系，也涉及對他國的權力。無論好壞，美國與中國陷入了“合作性競爭”，需要一個能夠同時實現兩個相互矛盾目標的戰略。這與冷戰時期的遏制不同。

應對中國的挑戰需要一個更復雜的戰略，該戰略要利用美國在國內外的硬實力和軟實力資源來維護一個基于規則的有利體系。一些悲觀主義者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率，認為這項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相反，如果美國將其盟友視為資產，西方民主國家（美國、歐洲、日本）的綜合財富在本世紀仍將遠遠超過中國。但盟友對中國的看法并不都與美國完全一致。關于新冷戰的言辭在維護聯盟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戰的隱喻可能有助于爭取國內政治支持，但作為一種海外戰略則適得其反。

3. 1914年“夢游者”（sleepwalkers）

新冷戰的隱喻作為一種戰略，其作用適得其反，但這并不排除新冷戰甚至熱戰的真正可能性。我們可能會因意外或疏忽而走向這種局面。如今更合適的歷史隱喻不是 1945 年，而是1914年，當時所有大國都預期會發生一場短暫的第三次巴爾干戰爭，以重建權力平衡。然而，它們迎來的卻是一場持續四年、摧毀了四個帝國的世界大戰。

那時，各國領導人對曾被稱為“歐洲協調” 的國際秩序的新變化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民族主義的日益強大。事實證明，在團結工人階級方面，民族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強大，也比將銀行家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更強大。

在一戰爆發前夕，歐洲領導人對曾經被稱為“歐洲協調”的國際秩序的新變化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這些新變化包括日益壯大的民族主義、不斷上升的對和平的自滿情緒，以及德國野心勃勃但卻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決策者必須對中國民族主義以及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保持警惕，在局勢緊張程度上升的情況下，意外升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 世紀初權力平衡進程中失去適度性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和平的自滿情緒上升。

第三個因素是德國的政策，野心勃勃但模糊不清且令人困惑。現在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

多年以來，美國對臺政策一直致力于在壓制法理臺獨的同時阻止中國進行武統。……1914年的教訓是要警惕“夢游”走向戰爭，但它并沒有為臺灣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必須警惕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美國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再加上外交姿態，臺灣問題……，意外升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描述1914 年時總結的那樣，一旦災難發生，“它們會給我們（或者看起來會給我們）一種災難不可避免的感覺…… 偶然性、選擇和能動性就會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但克拉克得出的結論是，在1914年，“未來仍然是開放的——只是…… 盡管歐洲兩大武裝陣營的陣線日益強硬，但有跡象表明，重大對抗的時刻可能正在過去”。糟糕的政策選擇是災難的關鍵原因。

3大國競爭的回歸

無論時間框架如何，自特朗普總統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國家安全戰略》以來，美國國內有關接觸戰略的辯論受到了質疑。這份戰略有很多可探討之處。在冷戰的四十年間，美國的大戰略專注于遏制蘇聯的勢力。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蘇聯解體，美國失去了這一戰略核心。2001 年“9?11” 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試圖以所謂的“全球反恐戰爭”這一整體戰略來填補戰略空白；但這一戰略提供的指導模糊不清，導致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邊緣地區陷入了長期戰爭。自 2017 年起，美國見證了“大國競爭”的回歸，拜登政府將其重新命名為“戰略競爭”。

作為一項大戰略，大國競爭的優勢在于聚焦于安全、經濟和價值觀所面臨的重大威脅。盡管恐怖主義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持續性問題，但它所構成的威脅比大國威脅要小。恐怖主義就像柔道，弱小的對手利用強大對手的力量來對付其自身。“9?11”事件導致數千名美國人喪生，而我們的應對措施讓我們付出了更多生命和數萬億美元投入到“無盡的戰爭”中。最大的損害是這一戰略讓我們對自身造成的傷害。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在亞洲，奧巴馬政府試圖“轉向” 或尋求亞洲“再平衡”，但全球反恐戰爭使美國深陷中東事務。

大國競爭戰略有助于美國重新聚焦，但它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它把截然不同類型的國家混為一談。俄羅斯是一個衰落的大國，而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這可能導致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認識不足；然而，正如世界在 1914 年慘痛地發現的那樣，正是一個衰落的大國（奧匈帝國）最能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災難后果。如今的俄羅斯在人口和經濟方面都在衰退，但它仍擁有巨大的資源，這些資源可以被用作破壞因素，在核武器、網絡沖突、中東事務方面都是如此，就像它目前在烏克蘭所做的那樣。美國需要制定一個單獨針對俄羅斯的戰略，不能將其與正在崛起的中國相提并論。

第二個問題是，這一概念雖然對世界面臨的新型威脅發出了必要的警示，但并不足夠。它仍然專注于二維博弈。自 1914 年或 1945 年以來，國家安全和世界政治議程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的戰略低估了生態全球化帶來的新威脅。全球氣候變化將使我們付出數萬億美元的代價，其破壞力可與戰爭相比。新冠疫情導致的美國死亡人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自 1945 年以來美國參與的所有戰爭中的死亡人數都要多。然而，我們的戰略體現在五角大樓的預算上，其預算規模是疾病控制中心的 100 多倍，是國家衛生研究院的 25 倍。

與此同時，華盛頓在討論如何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國。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稱這種情況為“新冷戰”；但正如上文所討論的，將中國強行納入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歪曲了美國所面臨的真正戰略挑戰。冷戰的比喻可能會誤導我們。我們和我們的盟友與中國經濟的相互交織程度，比以往與蘇聯經濟的相互交織程度要深得多。此外，即使有可能打破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我們也無法擺脫生態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因為生態相互依存遵循的是生物學和物理學規律，而非政治規律。由于我們無法獨自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一些方面我們必須與其他國家共同行使權力。應對氣候變化或流行病，需要我們在與中國競爭的同時與中國合作。

4在不確定性下制定戰略

由于未來并非只有一種可能性，好的戰略必須考慮多種情況，其中一些情況美國能夠施加影響，而另一些則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美國的控制范圍。審慎的、不讓自己后悔的戰略，目標不是去規劃那些我們可能無法實現的最優結果，而是追求一種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長期結果：至少不造成傷害。其目標不是那種涉及政權更迭的勝利理論，而是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實現有利于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這是一個能夠團結盟友的目標。維持構成現有亞洲軍事平衡的聯盟，是一項成功戰略的必要條件，但由于美國也是一個全球性大國，該戰略還需要更多要素，即跨地區聯盟。

正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所主張的，與中國進行大國競爭的目的，并不是要打敗或徹底戰勝威脅，而是要追求一種“有管控的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

合理的對華戰略要求美國避免妖魔化中國，而是應將中美關系定性為“合作性競爭”（cooperative rivalry）或“競爭性共存”，并對合作與競爭兩方面給予同等重視。如果從長遠看中國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那對于一項旨在在傳統意義上以及經濟和生態相互依存的時代成功管理大國關系的戰略而言，這只不過是一個意外之喜。

好的戰略必須基于審慎的綜合評估。低估會滋生自滿情緒，而高估則會引發恐懼 —— 無論哪種情況都可能導致誤判。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到 2030 年代，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可能會超過美國。但即便如此，中國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并且面臨著一系列經濟、人口和盟友等挑戰。

如果美國、日本和歐洲協調各自的政策，民主國家將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最大比重，并且有能力構建一個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從而保護自身利益并有助于塑造中國的行為。一個與多邊機構合作的跨地區聯盟，是管理中國崛起的穩健戰略的核心要素。

中國既有強大力量也有明顯弱點。美國擁有一些長期的力量優勢，包括地理位置（周邊是海洋，鄰國可能保持友好）、能源優勢（已從能源進口國轉為出口國）、金融實力及地位（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和美元霸權）、人口優勢（總人口預計保持全球第三，勞動力規模仍可能增加）、關鍵技術（生物、納米、信息技術）和研究型大學處于領先地位。

中國目前在一些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并且設定了到 2030 年成為人工智能領域領導者的目標。一些專家認為，憑借其龐大的數據資源以及在數據使用隱私策略，并且機器學習領域的進步更多地需要訓練有素的工程師而非頂尖科學家，中國有可能實現其AI方面的目標。應對中國的技術挑戰，美國更應做好內部的提升，而不是訴諸外部制裁。

美國的自滿情緒始終是一種威脅，但因缺乏信心及過度恐懼而導致的過度反應同樣也是問題。

美國手中握有好牌，但過度的驚慌可能會導致其無法巧妙地打出這些牌。放棄在聯盟和國際機構方面的優勢這張好牌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美國維持與日本的聯盟，中國就無法將美國擠出第一島鏈，因為日本是第一島鏈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個可能的錯誤是試圖完全切斷移民流入。當我詢問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為何他認為中國在綜合實力上不會很快超越美國時，李提到了一點：美國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并以多樣性和創造力將這些人才的力量重新組合發揮（而在民族主義背景下，是不可能走這條路的）。

如果美國放棄在外部聯盟和國內開放方面的優勢，情況可能就會發生變化。

5避免失敗

未來的呈現有很多種可能，遭遇失敗的可能情形同樣如此。審慎的“不讓自己后悔”的戰略必須對不止一種失敗保持警惕。最具戲劇性的失敗可能是一場大規模戰爭。即使美國能取得勝利，其代價也將是災難性的，如上文中所說的臺灣問題的例子，以及重蹈 1914 年那種夢游走向戰爭的覆轍的危險。

第二種失敗可能是將中國妖魔化，進而陷入冷戰，這將導致在應對生態相互依存關系時無法開展合作，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同樣，競爭若導致在減緩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擴散方面無法合作，對各方來說代價都將是高昂的。

第三種失敗可能是美國無法處理好國內政治極化問題，無法解決那些會分散注意力、導致失去技術活力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這種技術活力能讓美國成功地與不斷崛起的中國競爭。同樣，民粹主義的本土主義發展，可能會限制移民，或者削弱美國對國際機構和聯盟的支持，從而導致競爭失敗。

最后，還可能出現愿景和價值觀方面的失敗。秉持現實主義和審慎態度是一項成功戰略的必要條件，但對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的愿景意識也很重要，因為這能產生軟實力，而軟實力是美國的另一大優勢。美國有很多種方式是不應該用來應對不斷崛起的中國的；而要避免這些錯誤做法，最好的起點就是先認識到它們。

6結論

對美國來說，成功的戰略始于國內，它必須基于：（1）維護民主體制，創造軟實力，從而吸引而不是脅迫盟國；（2）制定研究和開發投資計劃，以保持美國的技術優勢，并關注特定關鍵行業；（3）保持對外開放，而不是躲在恐懼和衰落論的幕后；美國應該（4）重組既有的軍事力量，以適應技術變革；（5）加強聯盟體系，包括北約以及與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的聯盟；（6）提升與印度的關系；（7）加強現有一整套國際機構的參與，并作出補充；（8）在可能的情形下尋求與中國在跨國相互依存議題上進行合作。

1946年，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正確地預測，與蘇聯的關系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取得成功。美國不能以同樣的方式遏制中國，但可以通過~~限制中國的選擇。美國應避免屈服于對衰落的恐懼或執迷。如果把這種關系比作一場紙牌游戲，美國已經拿到了一手好牌；但即使是一手好牌，如果打得不好也會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