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銜儀式。粟裕與陳賡同時被授予大將軍銜，位列十位開國大將之首。這兩位軍事家的命運軌跡，自1927年南昌起義起便產生交集，又在1961年的上海迎來最后一次深度對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部隊中，20軍3師6團1營營長陳賡與11軍24師教導隊班長粟裕初次共事。起義部隊南下途中，陳賡在會昌戰斗中腿部中彈，粟裕則在天心圩整編時被朱德親自提拔為連指導員。這段早期革命經歷為二人日后的戰友情誼埋下伏筆。

1947年夏季，華東野戰軍與晉冀魯豫野戰軍協同作戰的態勢逐漸形成。8月6日，中央軍委致電陳賡、謝富治兵團：“立即渡河南進，創建豫陜鄂根據地，配合劉鄧、陳粟兩軍作戰。”這封電報標志著“陳謝兵團”正式組建。與此同時，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西兵團正在魯西南與國民黨整編第5軍周旋。

1948年6月，豫東戰役進入關鍵階段。粟裕于6月15日致電陳賡：“請貴部務必牽制胡璉兵團于漯河地區，遲滯其東進速度。”陳賡接電后，命令所屬4縱、9縱對駐馬店實施佯攻，成功將國民黨軍第18軍拖在豫中地區達8天之久。這份戰術配合為華野主力殲滅區壽年兵團爭取到寶貴時間。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期間，兩人的協同達到新高度。11月23日，中野司令部向總前委報告：“黃維兵團固守雙堆集，汽車防線難以突破。”時任華野代司令員粟裕立即致電陳賡：“建議采用近迫作業戰術，逐段蠶食敵防御體系。”陳賡將此建議付諸實踐，指揮東集團部隊挖掘交通壕1.2萬米，最終在12月15日全殲黃維兵團。

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陳賡就任二野第4兵團司令員，粟裕則擔任三野代司令員兼政委。南京解放后，陳賡兵團南下兩廣，粟裕部轉向東南沿海，二人的直接軍事合作暫告段落。但共同指揮大兵團作戰的經歷，使兩位將領建立起深厚的專業信任。

1951年9月，粟裕就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陳賡則被任命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1954年10月，粟裕升任總參謀長，陳賡于次年9月調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這段總參共事期間，兩人辦公室僅隔兩個房間，每日共同處理戰略籌劃、國防建設等重大事務。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后，粟裕離開總參，轉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陳賡因心臟問題逐漸減少工作量，但仍保留副總參謀長職務。1960年3月，陳賡突發心肌梗塞，經搶救后遵醫囑赴上海療養。中央辦公廳將其安置在徐匯區湖南路一處法式別墅，這里原為民國時期法國銀行家宅邸，配備獨立庭院和防空洞設施。

1961年1月，粟裕因美尼爾氏綜合征復發，經中央批準到上海治療。組織部門將其安排在泰安路一處普通公寓，此處距陳賡住所約3公里。2月8日下午，陳賡通過華東局辦公廳得知粟裕抵滬，立即派司機駕車接老戰友到家中敘舊。

在湖南路別墅的會客廳，陳賡指著墻上懸掛的淮海戰役作戰圖說：“當年打黃維，你的土工作業法確實高明。我們挖到距敵陣地30米處，手榴彈都能扔進他們的機槍工事。”粟裕回應道：“你們兵團在東集團的突破速度，完全打亂了黃維的防御節奏。”兩位將軍就著龍井茶，從下午三點暢談至黃昏。

臨別時，陳賡突然提出：“你現在的住處太過簡陋，我這里空房間多，搬過來住更方便討論問題。”粟裕婉拒道：“組織安排自有考慮，我住的地方離華東醫院近，復查病情更方便。”事實上，粟裕住所雖簡樸，但配備有專職醫護人員，這是中央對患病將領的特殊照顧。

1961年2月12日，陳賡邀請粟裕到住所共進午餐。炊事員準備了湖南臘肉、紅燒鯽魚等家常菜，兩人邊吃邊聊解放戰爭時期的往事。陳賡突然放下筷子說：“我的身體狀況自己清楚，有些工作想提前和你商量。”他取出筆記本，上面記錄著關于導彈研究院建設的若干設想，包括人才培養、實驗基地選址等具體方案。

這份筆記顯示，陳賡在病中仍持續關注國防科技發展。他建議粟裕：“將來若有機會，應該推動建立戰略導彈部隊的指揮體系。”此時粟裕雖不再擔任總參謀長，但仍是軍委委員。這番囑托體現出陳賡對戰友專業能力的絕對信任，也反映兩位將領對國家戰略安全的長遠考量。

2月16日，粟裕回請陳賡到國際飯店用餐。據警衛員回憶，兩人就臺海局勢深入交流四十分鐘。陳賡認為：“解決臺灣問題需要三軍協同，特別是要發展登陸作戰裝備。”粟裕補充道：“制空權和制海權缺一不可，還應考慮國際干預的可能性。”這些討論內容后被整理成報告，通過華東局轉呈中央軍委。

3月7日上午，陳賡在書房撰寫《關于我國國防科技發展的幾點建議》時突發胸痛。保健醫生立即實施急救，并電話通知粟裕。粟裕乘車趕到時，陳賡已陷入昏迷。華東局緊急協調上海中山醫院、華東醫院專家會診，確診為第三次心肌梗塞。經過26小時搶救，3月8日上午8時45分，陳賡的心臟停止跳動。

粟裕全程守在醫院走廊，期間三次向醫護人員詢問：“能否用直升機轉送北京治療？”由于當時上海虹橋機場尚未建成，航空醫療轉運條件不足，這個提議未能實現。陳賡逝世后，粟裕親自參與治喪委員會工作，協助整理遺物時發現書桌抽屜里放著1955年授銜時兩人的合影，背面有陳賡手書“戰友·同志”四字。

3月16日，陳賡追悼會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粟裕提前一天抵京，向軍委請纓護送骨灰至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考慮到粟裕的身體狀況，安排其乘坐第二輛靈車。送葬車隊經過長安街時，粟裕全程站立在車內行軍禮，這個姿勢保持整整40分鐘，直至儀式結束。

返滬前夕，粟裕向陳賡夫人傅涯轉交一個牛皮紙信封，內含陳賡在上海期間撰寫的七份工作建議。這些文件后來成為國防科委1962年制定《十二年科技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傅涯回憶：“粟裕大將當時說，陳賡同志未竟的事業，我們活著的人要繼續完成。”

1962年臺海局勢緊張期間，粟裕在軍事科學院組織“島嶼防御作戰”課題研究，特別要求參考陳賡生前提出的“立體防御”概念。1967年，粟裕向中央提交《關于未來反侵略戰爭若干問題的建議》，其中多次引用陳賡關于戰略導彈部隊建設的設想。這份報告對七十年代二炮部隊的發展規劃產生直接影響。

1970年4月24日，我國首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粟裕在軍事科學院會議室觀看實況轉播時，特意在座位旁留出空位，桌上擺放著陳賡的照片。這個細節被在場的研究員記錄在工作日志中，成為兩位開國大將戰友情深的歷史見證。

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治喪委員會整理遺物時，在其書房發現1948年豫東戰役期間陳賡兵團的作戰電報復印件，重要段落用紅筆標注；另有一套1961年版《孫子兵法》，扉頁有陳賡贈送時的親筆題字：“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與粟裕同志共勉”。這兩件遺物現存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號為JM19485和JM19486。

2003年，中央軍委批準公開的《陳賡日記》顯示，自1958年至1961年，共有23處提及與粟裕的工作交流。1961年2月11日的最后日記寫道：“今日與粟裕同志長談三小時，其對現代戰爭特點的理解尤具前瞻性。”這份原始記錄現收藏于中央檔案館，檔案編號ZD-11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