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徐鶴鳴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字數：392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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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美國發動的貿易禁運和1812年爆發的美英戰爭（也稱為“第二次獨立戰爭”）改變了美國執政黨對發展制造業的態度。時任美國總統杰斐遜及后來的麥迪遜總統在建國初期曾一度認為美國應該重點發展農業，排斥發展制造業。而這場戰爭使美國上上下下認識到發展現在制造業對于國家安全與獨立的重要意義。1815年戰爭結束之后，美國國內對關稅和貿易政策討論的重點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除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外，進口關稅是否應該用來保護國內廠商免受外國競爭成為政策討論的重點。這代表著美國貿易政策思想的重要轉變。

一、貿易保護主義的雛形

1815年英美戰爭結束，然而和平帶來的不總是好消息。隨著對外貿易的恢復，戰爭期間快速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備受打擊。許多弱小的美國企業破產，工業產量在1816年下跌了7%。[1]從整個經濟增長狀況來看，戰爭結束后第二年的1816年美國人均實際GDP同比下將4.0%。不幸的是，美國在1818年又遭遇了金融恐慌。直到1824年人均實際GDP才達到2205美元，基本恢復到2015年戰爭結束時的水平。因此早在1815年2月向國會遞交和平條約時，麥迪遜總統（1809-1817）就要求國會考慮“對歐洲戰爭期間在美國各地廣泛興起并達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制造業加以保護和促進的手段”。這成為國會在戰后面臨的關鍵議題之一。

圖1、1812-1815年“美英戰爭”后的經濟增長狀況

數據來源：根據Maddison（2023）計算

除此之外，1812-1815年戰爭期間美國的軍事弱勢暴露無遺，愛國主義情緒高漲，促使國會的許多議員決心扶持新興制造商，并確保國家擺脫對外國制造業產品的依賴，實現經濟獨立。作為當時高關稅派別的領袖，來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萊在1811年-1820年以及1823-1825年長期擔任眾議院議長。他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最終取決于在關鍵產品供應上擺脫對外國的依賴，大力發展國內制造業不僅能提高國家安全，還會帶來更廣泛的經濟利益。因此亨利·克萊主張通過足量的關稅對本國制造商提供徹底而有決定意義的保護，其目標是爭取在本國市場上替代進口產品，以鼓勵工業增長。由此可見，國家安全無論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會成為促使政府積極推動制造業發展的強大外因。

美國的執政者認識到，如果給予國內企業適度幫助，那么制造業的發展不僅能抵御外來競爭，還能成為國內財富和對外貿易的重要源泉。自建國以來，美國國內關稅議題的討論首次聚焦于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而非增加財政收入。隨著支持低關稅的聯邦黨于這場戰爭之后逐漸從美國國家政治生活中消失，通過關稅推動制造業發展這一任務變得更加容易了。因此此時美國國會中已經不再有一個支持低關稅和開放貿易的有組織政黨了。

1816年，時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達拉斯（Alexander Dallas）應國會要求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采用新的進口關稅稅則。新關稅稅則主要立足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籌集足夠的財政收入以滿足政府開支，特別是償還戰爭期間的債務；二是調節國內三大主要經濟利益群體（即農業、工業和商業）之間的矛盾，加速發展制造業。

此時關稅已經正式被作為支持國內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達拉斯把美國國內產業分成三種類型：成熟產業、國內新興產業和高度依賴進口的產業。但是他給出了一份與產業界認知相反的關稅菜單，對有能力抵御外國競爭的產品（成熟產業）實行高關稅，對最缺乏競爭能力的產業（新興產業）實行溫和或較低關稅。對成熟產業征收高關稅不會導致供應短缺，依靠國內競爭足以保護消費者不需要支付過高價格，還能獲得相應的稅收收入；對新興產業實行較為溫和的關稅是為了增強國內制造商的競爭能力，以使其能同國內進口商在同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從而鼓勵新興產業的發展。

美國南方農業各州則一如既往的堅決抵制高關稅。他們認為關稅提高了南方消費的進口產品的價格，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此外，高關稅在削減進口的同時還會導致外國對美國出口產品的需求下降，其中大部分是產自南方的農產品。因此，高關稅將減少南方的出口，提高其消費的進口產品的價格，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

二、首部保護主義關稅法案誕生

盡管美國南北雙方關于是否采取高關稅政策發生激烈真摯，但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最終通過了首部保護主義關稅法案，即《1816年關稅法案》。[2]在《1816年關稅法案》中，美國國會對當時新興的棉紡織行業設定了結構性差額關稅。簡而言之，對進口紡織品規定“最低估值”條款。當進口紡織品價格低于關稅法案設定的“最低估值”時，進口商品需要繳納關稅；當進口紡織品價格高于關稅法案設定的“最低估值”時，則不需要繳納關稅。在《1816年關稅法案》中的具體規定是，標價低于每平方碼25美分的產品都必須按照每平方碼6.25美分的標準繳納關稅。這意味著越廉價的進口紡織品所需要承擔的關稅越重。

當時從英國進口的紡織品屬于質量較高，價格也較高的高品質紡織品，美國國內無法自行生產。因此關稅對英國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不構成重大影響。美國紡織業當時主要的競爭對手是來自印度的廉價地品質紡織品，而印度并不進口美國棉花，因此維持與印度的貿易關于不像維持與英國貿易關系那樣有重要意義。因此關稅的設計足以排斥不使用美國棉花，且同美國國內廠商存在競爭的印度紡織品，卻不足以排斥以美國棉花為原料、價格和品質較高的英國紡織品，以免引起南方出口利益集團的反感。因此這一關稅結構被認為非常好地平衡了南方棉花出口商與新英格蘭紡織品制造商的利益。關稅法案實施后，美國的棉紡織業呈現出持續持續擴張。1826年美國國產與進口紡織品的市場份額基本上平分秋色，到1830年國內產量就已經遠遠超出進口。

三、美國棉紡織業初期的技術起步之路

故事講到這里，很多人會認為是高關稅推動美國棉紡織業的快速發展，并為迎接第二次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但是許多經濟史學家卻并不這么認為，因為就在這一時期，大量先進技術通過各種渠道自英國流入美國。

首先，美國棉紡織業最初的發展采用的是阿克萊特發明了水力紡紗機技術。這項技術由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帶到美國。[3]他當時是英國蘭開夏郡一家紡織廠的主管，1789年斯萊特意識到英國紡織業發展趨于飽和，而美國對發展紡織業有強烈需求且提供優惠政策，于是他化裝成農場工人，不顧英國對技術工人外遷的禁令，乘船前往美國。當時英國已經禁止紡織機械出口，政府官員也會在居民離境時搜查其行李中是否有技術資料，斯萊特還是在移居美國前憑腦子記下了設備的藍圖，該技術此后逐漸在馬薩諸塞與羅得島地區推廣。此時距離阿克萊特發明水力紡紗機約20年。

第二，幫助美國棉紡織業克服1815年戰后發展危機的技術也來自英國。戰后由于紡織品價格降低而棉花價格走高，提升技術水平、降低成本成為美國企業應對來自進口產品競爭的核心渠道。維持美國棉紡織業生存的關鍵技術是動力織布機。動力織布機可以讓紡線和織布在同一家工廠里完成。通過工序的結合，動力織布機能夠實現布匹的大量生產，并將成本減半。該技術在新英格蘭地區快速普及，到1820年已經有86家工廠采用了1667臺動力織布機。[4]

然而美國動力織布機技術也來自從英國盜版的技術。1810 年出生于馬薩諸塞州的美國商人弗朗西斯·洛威爾（Francis Lowell）前往英國考察，在那里他仔細研究了英國的紡織工廠，特別是先進的紡織機器和生產流程。當時英國對紡織技術嚴格保密，禁止機器出口和技術人員外流，但洛威爾憑借著自己的觀察和記憶，成功將英國的紡織技術引入美國。洛威爾返回美國后與合伙人創建了波士頓制造公司（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該公司從1815年開始生產結實而廉價的粗布，到1816年以后開始全力運轉。洛威爾引入動力織布機不是因為已經有了關稅保護，而是因為該技術剛剛在英國出現，很容易移植到美國，能夠大幅降低生產成本，有極大的營利性。

因此，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技術“引進”比關稅對于促進美國棉紡織業的作用更大。例如澤文（Zevin，1971，第128頁）認為：“雖然關稅可能產生了擴張需求的效應，但沒有顯著推動1815-1833年美國對新英格蘭紡織產品需求的長期增長。”在陶西格（Taussig，1931，第60頁）看來，棉紡織業的早期進步“或許因為1816年的最低關稅條款而得到了一定促進，但即使沒有保護性關稅，也不會被遲滯太久”。[5]

附表、美國自建國以來的貿易及關稅政策[6]

[1]North, Douglass,1966,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790-1860, New York:W.W. Norton,第242頁。

[2]雖然這部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扶持面臨外國競爭的制造業，但并非以高關稅培育新產業。正如《貿易的沖突》的作者道格拉斯?歐文所指出的，美國聯邦政府從來沒有有意識地啟動“新興產業”政策從無到有的培育新產業，而是當新興產業在貿易中斷環境下自發出現出后，然后迫使國會美國政法（國會）選擇通過關稅為其發展壯大創造有利條件。這一點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進口替代戰略截然不同。

[3]塞繆爾·斯萊特被稱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

[4]《貿易的沖突 美國貿易政策200年》，道格拉斯·歐文，2019年中信出版集團。

[5]Zevin, Robert B. 1971.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s Past, edited by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Harper & Row; Taussig, Frank W. 1931.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ates. 8th ed.New York:G.P.Putnam's Sons.

[6]早期美國總統的就職時間是3月4日。本附表根據正文內容持續更新。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