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分級是個老話題了。很多年前，就有人推動這項所謂的改革，并已形成分級及分級出庭的初步方案稿，開始征求中央各部門意見。印象中，是要根據執業年限、社會影響、頭銜等因素，把律師分為出庭律師和事務律師；再把出庭律師分為一二三等，一等可以在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出庭，二等可以在高級法院及下級法院出庭，三等僅可以在基層法院出庭。當時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各方面的態度既是堅決的也是鮮明的：斷然拒絕，并感覺匪夷所思。“這種稿子是誰推動的，怎么還能拿出來征求意見？”

前段時間看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律師法修改列入2025年立法工作計劃。修法過程中，一定還有意見會倡導律師分級及分級出庭。對此大可不必擔心。法律不是誰家的私人領地，更不會成為哪個人壟斷既得利益工具。律師分級及分級出庭，決不會成為立法的考慮因素和內容。

但考慮到律師分級涉及到對律師本質、律師職責定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認識，且倡導分級的意見還會時不時冒出來擾亂視聽，作為曾經的立法工作者和現在的律師，我認為我有義務，就這一問題寫篇稿子，刪繁就簡的明確問題，由表及里的擊破實質。

一、律師要不要分級？

我們的社會很復雜，復雜的不僅是利益，更是人心。對于再簡單的社會現象，總能生出千奇百怪的不同意見。對于律師分級這樣涉及重大利益的問題，更是如此。

推動和贊成的意見總是以道貌岸然的形式呈現的：

比如：現在有些年輕律師，玩的轉互聯網，但沒有辦案經驗也不會辦案子，通過互聯網截流了案源。案子做不好，還擾亂了市場。

比如：有些年輕律師到高級甚至最高法院開庭的表現不好，整體不利于維護律師形象。

再如：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需要時間累積和經驗積累，分級以后，有利于律師間的傳幫帶和青年律師的培養。

又如：現在律師市場混亂，律師出庭表現雜亂不齊，分級以后可以發揮高等律師的示范作用，維護律師市場秩序。

還如：分級是推動法治進步的重要步驟和方法。法治發達國家，如美國、歐洲等，均有律師分級和分級出庭制度。

以上，統統是胡說八道。我原來認為，對于人的判斷，“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經受了市場歷練后，我更傾向于，“不要聽其言，而只要觀其行。”因為，只有行動才會不背叛利益。而語言，會，經常會！

判斷律師要不要分級，就只看一點就行：保障了誰的利益。

我們的社會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贏者通拿”：掌握了一個領域的話語權后，不僅要為自己攫取利益，而且還要掌握別人命運和利益。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滿足私欲。

律師分級的話：

“由誰分級？這個“誰”怎么選出來，靠的住嗎？”

“依據什么標準分級？標準由誰定？定的標準是不是合理？”

“分級與收費高低間有沒有關系？怎么確定這個關系的配比？”

“分級與招攬案源有沒有關系？怎么防止以分級之名，行招攬案源之實？”

“分級與律師意見的高低有沒有關系，級別高的律師的意見，是不是就比級別低的律師的意見高？如果不僅不高，反而低了怎么辦？”

“分級與平等是什么關系？市場機會平等，提出意見的權利平等，以及對待意見的態度平等，怎么實現？”

以及最終的，“分級到底是悖離了法律要求還是滿足了法律要求？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通過上述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對比，可以清晰看出，律師分級，說著好聽，實際就是既得利益者，上車以后焊死車門的霸車運動。“車在往前開，司機是我的，售票員是我的，車上的人都是我的。想上車，那得看我怎么分配站點和車上坐席。”這是市場該有的樣子？這是法律該保障的形態？這是應該追求的方向？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二、律師能不能分級？

前面談了律師要不要分級的問題，答案是確定的，就是倆字：不要！這個問題還是淺層次的。僅靠兩方面意見的對比，沒有觸及問題實質，還會陷入實質性爭論。“你說分級不能規范市場，我偏說能。而且各自還都能舉出些個例來。”這樣就陷入永無休止的無效爭論。

抓住律師能不能分級的關鍵，需要既明確制度上規定的律師本質，又把握實踐中律師工作的特點。

首先，從制度層面看，律師不能分級。律師是市場主體。而市場的最基本要求是自由競爭。為律師設置的一切標簽，均為自由競爭的障礙。

我常感慨律師市場的混亂，也曾對此憤憤不平。但現在回頭想想，自由競爭就該有一定程度的亂象。沒有亂象，就不叫市場了。“你會鐵腚開磚，我會銀槍鎖喉。”而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需要開磚的，用你；需要鎖喉的，找我。

開磚和鎖喉的過程，本該是用行動彰顯實力的過程。但貼上“一等鐵腚”或者“二等鋼喉”的標簽，你讓別人怎么再收門票？更重要的是，用標簽、包裝和封號替換“實力彰顯”，這分明是在擾亂市場，而不是維護市場。

其次，從實踐中律師工作的特點看，律師也不能分級。

講到實踐，就必須講個實際的案子，否則沒有說服力。

前段時間，我們有個民事案件在調解。這個案子，初始看是必輸的。經過多輪的過招和折騰，現在換來了調解空間。法院積極做調解，原被告雙方也都同意調解。但因對調解數額的要求差距太大，而導致調解過程舉步維艱。

對這種情況，該怎么辦？是嚴格依照己方當事人的意見，堅持數額不變，還是洞察形勢后，及時說服當事人降低預期數額？當事人不同意，而且很堅持怎么辦？當事人的心理預期與他給你說的具體數額不一致，而他又不給你說出心理預期怎么辦？怎么判斷法院在調解中的態度，法院認為哪邊的數額更合理？怎么判斷對方當事人的心態和實力？對方當事人能不能拿得出預期數額？拿不出來，法院會怎么判？判決后，如果輸了，還有沒有補救空間？補救的成本有多高？

最關鍵的是：當事人疑神疑鬼怎么辦？律師要求他降低調解數額，他就認為律師被對方買通或者被法院施加壓力，怎么辦？如遇這種情況，還要不要要求當事人降低調解數額？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

上述這些所有的疑問，均是因案因人因事時因勢而變的情況。世界上沒有兩個相同的案子，更沒有兩個相同的當事人。正因為有這兩個“不同”，所以才有律師工作的個體化、個人化、個性化特點。

律師工作的特點就是個體色彩極濃，你有你的辦法，我也有我的手段。今天你贏了，到了明天，即便是類似案件，你會被我斬于馬下。

這種工作特點，誰高誰低？誰是一級、誰是二級？對這個工作，怎么分級？

對律師不僅不要分級，而且也不能分級。分級既缺少制度依據，更與實踐情況完全相悖。

三、律師分級的前提能不能為人接受？

我看到有學者在研究律師分級的問題，并提出：凡是帶有“師”這一稱呼的，好像都有些分級。比如：醫師、教師。當然，這位學者我很尊重。立法征求意見過程中，見過一面，感覺上是出于真心而說真話的。他沒有得提出“凡是有“師”的稱呼的，都該分級”的觀點；反而從獨立辯護的角度，得出不宜分級的結論。

但我認為，因保障獨立辯護權而不宜分級的觀點，還沒有觸及靈魂和實質。等哪天分級的意見占了上風，而后大嘴一咧說：“分級也可以保障獨立辯護權嘛。身份分級，而意見不分對錯與高度，不就可以了嘛。”你還真不好應對。

所以，刨一種錯誤的觀點，摒棄一種扭曲的現象，你得“刨根兒”。的確，醫師、教師都有分級。醫師分為主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治醫師，等等。教師也有類似的分類。

但醫師和教師都是事業編制，屬于體制內。這還真需要分級，以保證上傳下達、統一標準、組織有序。而律師是市場主體，屬于體制外。律師分級，不是不可以，只是要加個前提：那就是轉回公辦律師，領取體制工資，分級只與工資的略微區別有關。而與市場沒有任何關聯。今后我們分為局級律師、處級律師各主任科員律師。也挺好。關于分級的這個前提，你能否接受？不能接受的話，就是要與市場掛鉤。那不還是利用分級，擺脫競爭和壟斷市場嗎？

得有多大的危機感，多大的生存壓力，多大的競爭恐懼感，又是多么沒有實力和競爭力，才能提出律師分級這樣荒唐的觀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