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6日，第六屆歐洲政治共同體峰會（EPC）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舉行。這場由法國總統馬克龍主導的“非正式對話平臺”，表面上是歐洲國家應對俄烏沖突、能源危機與移民潮的團結宣言，實則暴露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難以彌合的裂痕。正如法國政治學家皮埃爾·馬南的詰問：“民族國家的主權如何轉化為超國家的集體意志？”這一靈魂之問貫穿峰會始終，撕開了EPC作為“團結神話”的虛幻面紗。

主權、價值觀、利益：歐洲政治共同體的“三重困境”

EPC的構想可追溯至1952年，當時法國等六國試圖通過《巴黎條約》建立“歐洲防務共同體”及其附屬EPC，但因法國議會否決而失敗。冷戰后，密特朗于1989年提出“歐洲邦聯”構想，仍未能突破主權困境。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馬克龍重啟EPC倡議，試圖以“非正式對話平臺”規避主權讓渡爭議。然而，歷史經驗表明，當成員國在主權問題上寸步不讓時，任何“共同體”都只能是空中樓閣。

本屆峰會以“新世界中的新歐洲”為主題，試圖通過柔性合作彌合歐盟內外裂痕。然而，EPC“無立法權、無執行力”的設計，本質上是成員國對主權讓渡的集體恐懼。當法國力推“清潔工業聯盟”卻遭北歐國家抵制，當匈牙利拒絕簽署支持烏克蘭的聯合聲明時，這場峰會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危機管理”表演——將俄烏沖突、能源轉型等議題包裝為“技術性合作”，實則是對地緣政治博弈的刻意“去政治化”。

峰會中成員國的博弈，折射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價值觀共識”與“利益沖突”的深層撕裂。意大利總理梅洛妮將歐洲描繪為“文明家園”，實則是右翼政黨對歐盟財政規則（如《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反抗。這種將財政紀律包裝為道德義務的敘事，如同中世紀教廷的“圣戰”敕令，試圖用意識形態掩蓋現實矛盾。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非自由民主”實踐，則是對歐盟價值觀標準的公開挑戰，恰似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諸侯，以主權獨立對抗教皇權威。

英國首相斯塔默的“毀滅性制裁”言論，本質是英國試圖通過強硬姿態重建歐洲影響力，但其“非歐盟成員國”的身份注定了其話語權的邊緣化。而德國總理默茨對派兵烏克蘭的猶豫，則折射出德國在“戰略自主”與“跨大西洋聯盟”之間的搖擺。阿爾巴尼亞的主辦權看似提升了西巴爾干國家的參與度，但其“投資前沿”的定位實則是歐盟利用該地區作為經濟緩沖區的算計。正如歷史學家托尼·朱迪特所言：“歐洲的邊界從來不是地理的，而是政治的。”

EPC的階段性成果與其局限性形成刺眼對比。其“圓桌論壇”模式本質上是成員國間的討價還價，無法形成統一戰略。以能源轉型為例，法國的“清潔工業聯盟”提案與北歐國家的環保主義立場沖突，暴露出歐洲在產業政策協調上的無力。正如經濟學家哈耶克所言：“沒有統一的經濟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第17輪對俄制裁的“技術升級”看似精準，實則是對現有制裁框架的修修補補。俄羅斯通過“能源人民幣”結算與“影子艦隊”規避機制，已部分抵消制裁效果，而歐洲的政治共同體在此過程中淪為“制裁疲勞”的推手。

移民問題的“頭痛醫頭”策略，恰如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批判的流動性治理困境。峰會僅提出“加強協調”與“打擊非法移民”，卻未觸及移民潮的根源——非洲與中東的貧困、戰亂與氣候危機。這種“去政治化”的應對，進一步削弱了歐洲的道德權威。正如地緣政治學家保羅·肯尼迪所言：“制裁從來不是單邊武器，而是全球權力結構的再分配工具。”

EPC的存續取決于歐洲能否在主權重構、地緣政治再定位與價值觀“再生產”等方面實現突破。歐洲需在“民族國家主權”與“超國家治理”之間尋找平衡，可嘗試建立“主權共享的試驗性區域”。歐洲需擺脫對美國的“戰略依賴”，通過“經濟主權”構建獨立于中美之外的第三極，同時警惕“去全球化”的陷阱。歐洲需超越“自由民主”的單一敘事，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歐洲文明”框架。可參考意大利哲學家恩佐·馬爾蒂尼提出的“歐洲精神共同體”概念，將“地中海文明”“基督教傳統”與“啟蒙理性”熔鑄為新的認同基礎。

地拉那峰會或許只是歐洲“新世界”的序章。當成員國在主權、價值觀與利益間反復拉鋸時，EPC的存續將取決于歐洲政治精英能否超越“危機應對”的短期思維，構建一套適應21世紀挑戰的“新歐洲憲政秩序”。若歐洲無法在“共同書寫的歷史”中重塑集體認同，其面臨的危機將遠比俄烏沖突或能源危機更為深刻。正如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所預言：“21世紀的政治革命，將發生在如何平衡集體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命運，或許正是這場革命的試金石——而這場革命的成敗，將決定歐洲是成為地緣政治的棋手，還是繼續充當大國博弈的棋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