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美國史教學與研究”，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近十幾年來，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這首先體現在出版了數量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包括專著、論文、教科書等，內容涵蓋重大事件、雙邊關系、地區政策、人物思想等幾乎各個層面。更重要的是，這些成果反映了這個領域研究的基礎工作所取得的重大進步，包括大量外交檔案和歷史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更多得到較好專業訓練的青年才俊投身其中，廣泛而活躍的國際、國內學術交流，等等。可以預期，有了現在的學術基礎，未來還會有更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問世。

該領域研究的進步所產生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特別體現在其成果正逐步被相關領域吸收，并改變著一些固有觀念，包括宏觀的判斷和對個案的解讀。例如由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其中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等方面的內容所占篇幅之多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該著作在若干章中都辟設專門部分，更深入地闡述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的發展及其對中共歷史的影響。這在黨史正本的書寫中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和進步。如果比較以往出版的黨史、革命史論著，則會有更深的體會。

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是一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必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以下結合筆者近來研究的體會談一些看法。

一、“正名”：準確概括研究對象

本文標題中的“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指的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中國對外關系歷史。盡管筆者過去多次使用過“當代中國外交史”的概念和稱謂，但之所以不再使用，乃因“外交”這個概念嚴格來說是指各國政府之間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政策和行為過程，但一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特別是當代國家的對外關系，無不超出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往范疇，其復雜和豐富的內容自不待言。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進程中，除以政府為主體的外交行為外，還存在其他外交行為體，特別突出的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行為體的黨際對外關系——中共中央就專門設置對外聯絡部以處理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這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對外關系中尤為明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中央直接負責處理與蘇聯的關系，尤其在諸如中蘇結盟、抗美援朝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中更是如此。中蘇兩黨關系的走向決定了中蘇國家間關系的起伏，這種情況直到60年代中期才開始改變。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進程看，隨著國家各個領域越來越開放以及整個社會領域的迅速變化與發展，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內容已經變得更為廣闊、豐富和復雜，也更難以用“外交”來概括。簡言之，在不同的行為體于不同領域、不同時期所起的作用尚未經過規范研究加以厘清之前，“外交史”這個概念應如何界定，還需要學界仔細斟酌。筆者初步認為，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使用“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來概括這個研究領域，更能反映實際情況。

二、歷史分期問題

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是由不同歷史階段構成的。就歷史淵源看，其包括了對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之對外關系的繼承，也有對所銜接的國民政府對外關系的延續，只是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對外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且處于不斷改變其特點的發展和變化過程中，從而呈現了階段性。解讀和界定這種階段性應是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如同研究任何歷史過程一樣，研究中國對外關系史必須要了解甚至首先需要界定其發展演變的階段性。進一步說，要規范地研究其階段性，還需要提出劃分階段的標準。已經出版的諸多通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分期標準，但從具體內容和邏輯來看，每個研究者實際上都有自己的基本標準：或者以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為標準，或者以對外關系的主要內容為標準，或者二者混而用之。這種情況就表明學界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提倡“規范性”的研究。所謂“規范性”研究，首先就需要提出明確而合理的劃分歷史階段的標準或依據。當然，對什么是“合理的”，不同學者肯定會有各種解釋和論述，爭論也是在所難免的、正常的。

關于如何劃分中國對外關系史的不同階段或分期，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沒有引起專門討論，這是不應該的。目前還只能從韓念龍主編的《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以來的各種論著或教科書等載體中，解讀學界存在的各種不同見解及其背后的邏輯。顯然，學界不僅在如何劃分中國對外關系史的階段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在分期依據或標準方面也存在不同觀點。這其實是一種正常現象，學術研究中不可能存在唯一“應該”的標準。問題在于一些論著在如何劃分歷史時期方面，并未明確說明標準和方法，甚至在一本書中都沒有統一標準。有些論著沒有明確指出和論述分期標準，是因為作者確實還缺乏明確意識，這導致在進行歷史分期時存在標準不一致、不協調的情況，這不符合基本的研究規范。

造成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分期標準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同作者對那些標準所包含的內容存在不同理解。迄今為止，有關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研究的各種理論、方法的發展，對明確分期的標準是有啟發性的，即需要將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放在一個層次豐富、復雜且互相影響的系統中加以考察，因為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都不是由單一因素所決定的。況且，對國家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具有重大影響的各種因素之間也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如國際環境、國內環境和決策者、執行者之間就存在著實質性互動，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單獨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那種將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或對外關系的變化，簡單歸結為對外部變化著的形勢的反應，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當然，探討和介紹相關的理論和方法是非常復雜的任務，這里提出一個相對明確而系統的分期依據，即以中國對外政策的發展變化為基本線索，以反映對外政策重大變化的關鍵性事件為標志，劃分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中的關鍵是“對外政策”，因為它是國際國內兩大體系互動的產物，又是對外關系發展的指導原則，并且包括了制定和執行的實踐。一國對外關系的重大變動往往可以從對外政策的變化中找到基本原因。“對外政策”構成了描述和解讀對外關系的基本線索，也框定了所要研究的范圍。本文提出這一建議是為了引起進一步討論，囿于篇幅，在此不做專門論述。

三、對外政策與國家戰略的關系

大量研究表明，有關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的任何研究都必定涉及國家內部政治體制和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動、國家發展戰略或國內重大政策的調整、由不同領域和層面的訴求所引發的政治斗爭以及社會思潮與主流觀念的變化等。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都會對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產生不同影響，研究當代中國當然不是例外甚至更甚。這首先是因為當代中國的對外政策具有相當明顯的“內向性”，即對外政策總體上是為國內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受到國內政治形勢的重大影響，對外政策的形成與執行取決于中國內部的整合情況。所謂“內部整合”包括執政黨和各種政治力量內部的團結和對決策達成共識的程度、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執行機制以及能否在國內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等。

一般來說，影響當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國內系統基本上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個層次是國家戰略或重大政策的轉變、反映這些轉變的政治斗爭和政治運動以及決策層內部在重大政策問題(包括對外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等。第二個層次更深刻一些，涉及“建設現代國家”這個歷史性命題，所謂國家戰略的選擇和構建實際上反映了對“建什么國”的認識、決定和信心等。這里只談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近年來的大量研究證明，中國對外政策的轉變通常都有國家戰略轉變的重要背景，都伴隨著中國領導人對國家戰略的探索、確立或根本性調整。這里所謂的“國家戰略”是指國家發展戰略和安全戰略的綜合，即國家生存、安全和發展的根本之道，也就是決定中華民族的存亡、興衰和榮辱的根本之道。如中蘇結盟是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確定的，也是同中國選擇蘇聯模式建國和實現現代化同時進行的，而導致中蘇同盟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更深層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政局演變，即當赫魯曉夫試圖對蘇聯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有限改革時，毛澤東在推動中國的發展道路向相反的方向延伸，這是導致后來中蘇論戰的一個關鍵原因。中美戰略關系的形成有著類似背景。70年代初中國決定打開對美關系，主要是出于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但發展與美國及其盟友的關系，與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政策極不協調，這是制約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長達近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共同面臨的外部威脅只促成了中美和解，中美關系實現正常化卻是與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直接聯系在一起的，中美戰略關系的形成也是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同步的。

不論上述兩次對外政策大變動的過程如何復雜，它們在客觀上都與國家戰略的根本轉變是同步的，要證明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同時發生的兩個進程之間沒有相互影響或沒有直接關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這兩次重大轉變都伴隨著國內廣泛的政治動員和激烈的思想交鋒，最終推動著對外政策的戰略性改變。進一步說，國家戰略轉變與對外政策轉變之間也存在互動關系，前者的改變往往會被后者的改變推向一個方向并最終定格，通常隨后都會出現內政與外交比較協調一致的時期，如1949年至1959年以及1979年至1989年。顯然，這兩次對外政策的轉變既是國家戰略選擇的結果，也是國家戰略得以確立的必要條件。

四、加強研究對外決策體制

有關對外政策分析的理論研究反復且深入地表明，任何政策都是在國內既定的體制和機制中完成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決策的過程、特點和質量。因此，在研究當代中國的對外關系史之前，有必要確定中國決策體制和機制具有哪些基本特征。這里首先還是要指出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即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前，有過長達22年的同國內外敵人和對手進行各種斗爭的歷史，包括建立政權和軍隊、長期處于優勢敵人的包圍之中、同主要對手進行復雜的聯盟(統一戰線)和戰爭、認識和處理國際性的問題等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中共形成了獨特而有效的決策體制和機制，并據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后處理過國際聯盟、國際危機管理和大規模境外戰爭等復雜問題。從歷史沿革的角度看，當代中國的決策體制基本上就是從革命年代繼承過來的，它可以被概括為“協商—共識”，這既是實質也是過程。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對外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更依賴于國家的內部整合，即在執政黨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內部保持團結和步調基本一致以及凝聚盡可能多的政治支持，這些都同通過有效的機制達成共識的程度存在明顯關聯。

“協商—共識”體制具有可以觀察到的基本運行程序。當外部出現需要專門處理的重要事態后，最高決策者在通常情況下，首先會在最高層集合少數相關的領導人(有時包括有關職能部門的領導人)進行分析和討論。在某些情況下，最高決策者甚至只同有關的個人進行事前溝通。得出初步結論后，他們會在更大的范圍內(如召開政治局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展開討論以便達成共識。在這個階段，如果出現不同意見，最高決策者有可能對原有方案加以調整，直至達成共識。如果需要的話，還會在更大的范圍內如中央委員會、中央工作會議等再次展開協商討論，以便在更大范圍內達成共識，從而保證政策方案的進一步完善以及得到更順利的實施。

在這個體制中，最高決策者享有最高決策權，包括確定議程、決定討論時間、選擇小范圍討論的參與者等，甚至在意見分歧時具有最終決定權。最高決策者的決定權既來自制度的相關授權，也來自像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政治權威。盡管如此，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仍然是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它是戰略決策和相關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和能否被順利貫徹的重要保障。綜觀歷史，決策層內部的互動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的確遭到嚴重削弱甚至破壞，但大多數情況下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實上，在涉及戰略安全領域的重大問題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仍然遵循體制的基本原則。70年代初的中美秘密和解外交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從整個過程來看，原有體制的規則和慣性有效地確保了這一重大政策轉變的實施和完成。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后來的回憶和每一本涉及中美關系的著作中，都對這次“改變世界”的秘密外交贊不絕口。至今還有人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希望再次體驗當年那種秘密高效決策的快感。

“協商—共識”體制的產生與成型并能在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得到延續，是有特殊歷史原因的。除革命年代特別惡劣的環境之外，還有幾個重要因素，如中共領導人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認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最高決策者以及相互之間的忠誠，這是決策體制得以運行的重要保障；各個根據地長期被分割包圍，各地區情況差異極大甚至互不關聯，使得最高決策層的某些重大決定也只選擇(有時也只有可能選擇)相關的局部地區進行協商，這種客觀環境決定了最高決策者選擇參與者的權力被廣泛地理解和接受；由于各地區情況差異極大甚至互不關聯，做出任何戰略選擇都必須判斷問題是否具有全局性，以及判斷全局性的決定對不同地區所產生的可能后果，如果不能達成基本共識包括共同的理解和認可，任何戰略決策都有可能在不同地區或不同領域無法得到有效貫徹。

這種決策體制得以一直延續，固然同長期領導大規模的、內容極為復雜的革命運動的巨大慣性有很大關系，但也的確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政治體制中獲得保障。從當代中國的決策實踐看，這種決策體制被證明更適合于傳統安全領域，其合理性更多地體現在處理安全問題和國際危機管理過程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在決策過程及其之后，通常都會表現出不計或較少顧及代價的心理傾向，畢竟中共在革命時代一直面臨著緊迫的生存危機，選擇通常關系到生死存亡。歷史案例的研究或許能在這方面提供某種啟發，但并不能提出比較精確的衡量決策得失和決策質量的標準。大戰略研究的某些原則是有啟發的，例如最簡單的標準就是戰略決策導致的結局是不是使國家的處境基本上好于之前。無論如何，已經相當發達的決策科學研究特別是相關的理論研究，非常有助于改變這個領域研究的薄弱狀況。

五、應重視研究對外關系之思想觀念的歷史

目前學界在研究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時，涉及觀念形態的內容還很少，還沒有專門著作。但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絕對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意識形態，它本身也是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一般來說，意識形態作為一套系統性的思想體系，在對外關系和政策領域，通常用于界定和解釋國家的自我形象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它包括了國民記憶中的主要歷史經歷以及國內的主要訴求，因而可以用于開展政治動員，使對外政策獲得公眾的持久認同與支持。

中國對外政策領域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一套包括信仰、理論概念和象征物的觀念，其內容首先是對列寧和斯大林等有關世界政治和國家間關系理論的理解、闡述與發揮。但如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樣，有關中國對外政策理念的系統論述也來自中國的歷史傳統、思想文化尤其是近代以來與世界交往的各種經歷等元素，并且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經歷和經驗的巨大影響。這類內容可以被大致歸類為由“中國底色”和“中國經驗”構建起來的觀念系統，包括對自我形象的界定、對中國歷史的重構特別是“革命史觀”的形成、有關對外政策與國內訴求之關聯的論述等。它們與上述概念化理論有著密切關聯，但的確頗具特色并被實踐證明更具影響力、更適合政治動員，尤其是被歷史證明具有更為顯著的持久性。

9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對中國人的觀念歷史的研究表明，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關切之一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存亡絕續，這被視為一種“終極關懷”的情愫，如特別深入人心的顧炎武所論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內在邏輯就是文明的存亡絕續比王朝、家國等重要得多。所以，每個人無論貧富尊卑，都負有匡扶被稱之為“天下”之文明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保持和構建優質文明的高度重視和追求，釀就了中國政治精英的認同中一直保有一種獨特而明顯的優越感和使命感，并由此造成了兩個關鍵訴求：一是相信一定而且也能夠找到高于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現代化模式，這使他們渴望找到能超越時代和所有國家的發展途徑與治理方式；二是倡導以民族解放和平等為號召的國際正義與國際秩序。這兩點集中體現在中國政治精英的精神世界和對外行為中，使他們敘述對外關系的話語往往富含道義感和理想主義。

進而言之，從外部世界與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互動的視角分析，可以說當代世界政治極為深刻地塑造了中國領導人的世界觀，在他們建構觀察和解釋世界的基本理念的過程中發揮著特殊影響。這種影響同中國戰略文化中的兩個重要內容有直接關系，或者說是因為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中存在的兩個關鍵因素才產生了聚合反應。

首先，中國的傳統戰略思想強調對全局的關注，即所謂“不謀天下者不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謀一時”，其間邏輯促使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對外政策應該奠基于對各個歷史時期世界潮流和戰略格局的合理認識與把握，這使得中國領導人的世界觀所聚焦的主要內容是對一系列更體現中國人關切、在對外政策實踐中也更為重要和緊迫的問題的理解與闡述，如世界潮流的走向以及起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的世界地位以及確定世界地位的主要依據，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及其與過去和未來的關系，中國國家戰略的目標、方式和規劃及其合理性與合法性的來源，中國處理世界事務與對外關系的基本準則、策略原則及其倫理與道義基礎，等等。

其次，中國的漫長歷史包含著被稱為“治亂循環”的基本特點，在各種宮廷政變、內戰和下層民眾造反導致的改朝換代的背后，有時也是以深刻的變革和革命為動力的，從中產生了一套有關變革與革命、政權更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論述，諸如早在《周易》中就闡述過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思想以及后來的“天下”唯“德者據之”“順天承運”等思想。這種觀念體現在對外政策以及業已成為經典、代代相傳的奪取和治理“天下”的戰略設計等，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包含著關于歷史合法性的論述。及至近代，一切變革與革命的合法性逐步從必須順應“天命”轉變為必須順應“世界潮流”。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即此之謂。這是關于中國一切戰略、政策包括對外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論述的巨大轉變，反映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精英已經認識到，國家融入現當代世界體系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必須要順勢而為。從此，每一位革命者包括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無一例外地都從世界潮流的角度觀察和論證對外戰略的合法性，這也決定了研究者若不了解世界政治趨勢，進而準確把握中國領導人對世界政治的認識與理解，也就無法合理地解讀和評價中國的對外政策。

產生于中國本土政治文化并結合中國領導人根據自身的政治經驗和視角而形成的觀念系統到底有多么強大的影響力，的確需要歷史學界加以認真評估。基于觀察和經驗，至少絕不能說它是可有可無的，它對公眾有著重要的動員力和說服力，特別是與那些概念化的理論論述相比尤其如此。無論如何，正是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領導人政治經驗的觀念系統，結合馬列主義理論化的意識形態，共同構成了一種思想框架，中國領導人據此認識和解釋外部世界，論證對外政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以及為達成政策目標而進行政治動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不了解對外政策觀念體系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內容和內在邏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當代中國對外政策的思想源流。

六、研究對外關系史中的重要人物

研究中國對外關系歷史必定要研究參與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重要人物，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觀念與活動就是研究的中心，因為他們本來就站在歷史舞臺的中心，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被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成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以及他們周圍參與處理對外關系的諸多人物，就歷史舞臺上的表演者這個角度看，同樣是卓爾不群的。研究者面臨的問題是對當代歷史人物的研究普遍不夠豐富、深入，這極大地限制甚至妨礙了對他們處理的歷史事件的全面理解。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學界對除了站在決策頂峰的幾個人物之外的一大批非凡的中層歷史人物的研究都很缺乏，研究者對他們不甚了解也不關注，非常明顯地限制了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的深入和展開。

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同一代人，在革命時代有著幾乎同樣的政治經歷，例如擁有長期的軍事斗爭經驗和變換政治聯盟的謀略，擅長和重視大戰略的謀劃，等等。他們的內心都有強烈的危機意識，相信世界政治的本質是緊張與沖突，擔心錯失歷史機遇，因此更偏好追求變革式和跨越式的發展。特別是他們都有著異乎常人的使命感，都希望將中國建成世界一流的偉大國家。這些共同點使他們養成了為國家做出戰略性選擇的動力和才能。若仔細觀察的話，也可以大致確定，他們為實現戰略目標所選擇的方法，雖然貌似有很多不同，但思考問題尤其是在戰略性決策中的思考邏輯并無根本性差異。

與此同時，中國決策者的性格與個人風格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在不同歷史時期處理對外關系時展示了非常不同的個性，包括他們的經歷、興趣、知識背景以及對世界政治和中國對外關系的認知質量，如他們富有政治經驗的優勢和對國際政治復雜性的理解不足等。值得思考的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位擁有共同革命經歷和曾經身處冷戰時代的最高領導人，先后為中國選擇了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他們在各自領導中國的不同階段做出過非常不同的對外戰略選擇，包括不同的聯盟和基于不同戰略動機的局部戰爭等。

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高層決策人物的評價，而評價的質量取決于對他們的經歷、氣質和才能的綜合理解和把握，顯然非常不易。在某種意義上，歷史其實就是歷史人物的宿命，成為歷史人物的人擁有強烈的擔當意識，在關鍵時刻必須要代替很多人做出選擇，他們會把自己的個性和氣質灌輸到國家戰略與對外行為中去。當然，他們也不得不承受有時是非常苛刻的檢驗。

承上所論，以上所提幾點只是筆者近年來在研究過程中思考或重申的一些問題，遠不是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史研究所需重視的全部內容。不過列出這些已經可以說明，這個領域的深入發展需要研究者自覺關注并更多借鑒社會科學領域的成果。在當今知識爆炸性增長的時代，建立合理和更為開放性的知識結構并不斷加以調整是至關重要的。最后順便強調，對于所有研究者來說，能形成高品位的學術共同體至關重要，特別要避免被媒體的興趣牽著走。畢竟，做規范的研究才是學者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