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終為始

全球芯片代工圈有兩個張，一個是臺積電的張忠謀，一個是中芯國際的張汝京。

他們有著相似的成長路徑，都在大陸出生，在美國修煉，然后回到中國創業。

但他們從性格到做派截然不同：

張忠謀一派英倫紳士作風，總是西裝筆挺，愛抽煙斗，聽古典樂，談論管理學大師的著作，日常穩坐在大理石地磚、實木書桌的辦公室里，看似在享受，實則運籌帷幄，謀定后動。

而張汝京像個包工頭，經常頂著安全帽巡視工地，穿著襯衫套毛衣，戴著卡西歐電子表，開著小排量的老式桑塔納，吃著7塊錢的盒飯，中芯一廠主廠房上梁時，他只花20塊放了1000響鞭炮來慶祝，看似苦哈哈，實則樂在其中。

這似乎是一種隱喻，二張日后必然在合作和反目中糾纏，共同譜寫中國芯片的樂章。

張忠謀行事高調，早已名聲在外，今天我們為你講講張汝京的故事。

張汝京生于1948年，不到一歲就跟隨父母離開大陸，此后在臺灣長大，在美國求學和工作，直到1986年，38歲時才第一次重回大陸。

在他身上，家國之情發乎自然。

1996年，他在貴州正安縣捐了一所希望小學，此后十年陸續捐了20所。

這源自父母的言傳身教和環境熏陶。他的父親張錫綸是冶金專家，母親劉佩金是化學專家，抗戰時二人隸屬于重慶的第21兵工廠，那里生產了全國60%的槍炮。

到臺灣，一家人落腳在高雄的眷村，鄰里來自五湖四海，統稱為“外省人”，一灣淺淺的海峽隔開故鄉，卻隔不斷鄉愁。

父親從大陸帶去了近200個冶金學徒，繼續辦廠，這些父母留在大陸的小伙子們，陸續娶了臺灣姑娘為妻，張錫綸是永遠的主婚人。

母親和昔日校友共同創辦了臺灣的金陵女中，閑暇時給孩子們講解《史記》等古籍里的故事。

張汝京后來回憶，忠孝節義的道理都藏在里面。所以張汝京說：我生下來就是中國人。

張汝京在臺灣大學機械系讀完本科，又到美國讀了碩士博士，29歲進入德儀，加入杰克·基爾比的團隊。后者就是發明芯片的那位諾獎得主。

當時的德儀群星閃耀。張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是公司的三號人物，張忠謀。

雖然同為華人，但兩人此時身份懸殊，幾乎沒有交集。直到多年以后，二張分別創辦了臺積電和中芯國際，命運才開始糾纏。

在德儀，張汝京先后建設和運營了10座工廠，遍布美國、日本、意大利、中國臺灣、新加坡。他是公認的建廠高手，每個地方停留兩三年，工廠運營順利就轉戰他處。

但他最想建廠的地方，是中國大陸。

在各地奔走時，父親就問過他：你什么時候去大陸建廠？

早在1989年，張汝京就開始籌備。組建德儀臺灣工廠時，他申請從大陸招募幾百名工程師。將來這些人回到大陸，就會成為芯片行業的中堅力量，但臺灣當局不允許。幾年后，張汝京在新加坡建廠時，才實現這一設想。

到1997年，又有兩件事推動了張汝京的計劃。一是父親去世，埋骨他鄉。而母親寧愿今后和父親分葬，也想落葉歸根，回到大陸。二是他在德州儀器干滿20年，可以提前退休。

衣食已然無憂，是求田問舍，當個富家翁，還是去做一番不朽的事業？張汝京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對他來說，大陸不僅僅是情懷所系，還蘊藏著產業轉移的巨大機會。

他先回到臺灣，創立世大半導體并擔任總經理。在他的規劃中，公司1、2號廠建在臺灣，3到10號廠都建在大陸。

成立不到三年，世大就實現盈利，成為臺灣第三大半導體制造企業。頭角崢嶸的架勢，引起了臺積電張忠謀的警惕。于是，他們與世大的大股東談判，以50億收購公司。當時世大的市值只有6億，也就是說寧可溢價8.5倍也要拿下。

張汝京并不反對，畢竟錢到位了，對得起投資人。唯一的問題是，臺積電實際并無大陸建廠計劃。

這也不能全怪臺積電或者張忠謀，那個年代，臺灣當局主張“戒急用忍”，限制對大陸的高科技投資。臺商可以在大陸開鞋廠，開食品廠，但是不能造芯片。

張汝京又一次面臨抉擇，當局不讓干，還能怎么辦？都52歲了，數著置換來的臺積電股票，享享清福吧。

但張汝京不甘心。2000年，他辭去在世大的一切職務，放棄手里的臺積電股票，頂著當局的壓力，前往大陸，從頭創業。

如同一場輪回，曾經他父親把200名學徒帶到臺灣，這時他把300多名臺灣半導體工程師帶去上海。

他曾在采訪中說：“小的時候，只想著唯一的出路是把書讀好，將來有更好的發展。至于回大陸，不知道怎么回去，但是一定要回去。”

52歲這一年，他不僅回了大陸，還帶上一支隊伍，要為祖國做一番事業。

這個選擇，讓他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也真正迎來了屬于他的輝煌時刻。

那時大陸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比臺灣落后五代。官方砸鍋賣鐵投資100億的909工程，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一切都即將改變。

2、二張之爭

中芯國際是如何誕生的？

資金、人才、設備、技術，大陸一應俱缺，而張汝京逐一解決。

首先，他有資金號召力。

中芯成立幾年前，大陸啟動“909”工程，投資百億人民幣搞芯片，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電子工業項目，用國家領導人的話說，就算砸鍋賣鐵也要把半導體產業搞上去。

然而，當時中國的砸鍋賣鐵，對于燒錢的芯片行業只是杯水車薪，同年韓國單是進口半導體設備就超過25億美元。

而中芯，一期融資10億美元，投資方包括上海實業、北大青鳥，美國的摩托羅拉、高盛，臺灣的漢鼎，新加坡的祥峰等等，再加上4.8億美元的國內銀行貸款，相當于120億元人民幣，超過集全國之力打造的909工程。

不難看出，中芯的股權非常分散，加上注冊在開曼群島，以外資身份在上海辦廠，所以雖然名為“中”芯，建在大陸，但你無法判定它是否是一家中國企業，這都是在為后來的斡旋做準備。

其次，張汝京有人才號召力。

他在業內深耕20多年，全球建廠，積累了不少海內人望和信任，中芯初期除了300多名臺灣芯片人才，還有100名海外人才加入，很多是張汝京在德儀時的老部下。

他到美國演講招人，對著臺下華人喊：我在臺灣長大都想報效大陸，你們是大陸培養的，難道不要回去嗎？

很多人心底都有成就國產芯片的夢想，只差一面集結的旗幟，這些人最終拿著比美國低一半的薪資，加入了中芯。

當然，為愛發電難以持續，股權激勵和福利不能少。

張汝京在浦東建起中芯花園作為員工宿舍，又建起中芯國際學校給員工子女就讀，讓那些海外員工在大陸安心扎根。

再次，張汝京有人脈資源。

他到大陸后發現，攢一套同水平的工廠，在上海比在臺灣困難得多。因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瓦森納協定》，限制對中國出口設備和技術，至少落后兩代才能出口，經過層層審批，實際往往落后三代以上。

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芯片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資金支持，但在大陸，你拿了政府資金，就意味著更難拿到海外技術的輸出許可。

所以在2008年之前，中芯缺錢也不敢要政府的錢。

最終，還是作為基督徒的張汝京，動用個人關系，找來美國五大教會組織背書，保證只民用，不用于軍事，才拿到了先進設備的出口許可。這是國家項目反而做不到的事。

最后，張汝京有榜樣的力量。

中芯成立的第二年（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連帶芯片行業跌入低谷。909工程當年虧損十幾億，招致國內大量批評，日本合作方后來也退出了。

但張汝京認為，越是行業低潮期，越應該擴張，趁著低價買入設備甚至工廠，太劃算了，當年三星半導體就是這么起家的。

從打下第一根樁到建成投產，中芯只用了13個月，創下行業紀錄。到2004年，中芯已經擁有了四條8英寸生產線和一條12英寸生產線，躋身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企業。

當然，快的代價是巨額投入，長期虧損，財務報表非常難看，這就要靠張汝京的行業地位和強大意志力來說服董事會，堅持下去。

過程中困難重重，張汝京帶頭省錢，坐經濟艙，出差盡量當天往返，把工程師的嚴格和基督徒的苦行貫徹到創業中。員工們可未必甘愿，有人開玩笑說，中芯國際的英文名SMIC，是Save Money I Can，我會省錢。

張汝京的內心也很矛盾，他說一路建廠辦廠，學會了做事，沒學會做人。

但作為行業追趕者，千頭萬緒，還能怎么辦呢？他只能招攬心中有熱忱的人，開工前帶著全體主管打掃廠房，讓每個人感受到這就是自己的廠。

中國臺灣投資人評價張汝京，“他有一個中國半導體的宏偉夢想，不是為了賺錢才來做這件事，這最可怕。”

很多事情只有他能做，也只有他在做。

從0.18微米到0.13微米、90納米、65納米、45納米……21世紀前十年，大陸的芯片制程工藝從落后五代，一直追到和臺灣只差一代。

張忠謀發現，當年世大半導體的威脅再次上演。甚至這次更麻煩，中芯在大陸，沒法再通過收購解決。更可恨的是，中芯以臺積電的代工模式，挖臺積電的芯片人才，搶占了臺積電無法染指的大陸市場。

2001年9月，中芯宣布年底前試產0.18微米芯片，徹底點燃了張忠謀的敵意：我們投資數億美元才掌握的制程工藝，你們不到千萬美元的研發預算就掌握了？是不是通過挖人，偷了我們的技術？

2003年，就在中芯赴美上市的前夕，蓄謀已久的臺積電在美國加州起訴中芯侵犯專利權、竊取商業機密、不正當競爭，要求賠償10億美元。那一年，中芯的營收只有3.6億美元，還在虧損。

姜還是老的辣。面對商戰經驗豐富的張忠謀，埋頭建廠的張汝京顯得稚嫩，疲于應對。

此案孰是孰非？有中芯的老員工表示，真正犯錯的是下面幾個工程師，但影響波及了整個公司。

2005年，雙方達成庭外和解，中芯承認“已獲得臺積電的信息”，并為此支付1.75億美元和解金。臺積電不再追究0.15微米以上技術的侵權，但0.13微米以下技術不得繼續侵權。

為此，中芯必須設立一個第三方托管賬戶，把新獲得的技術存在里面，讓臺積電自由查驗，來確認是否侵權。這招很是毒辣，相當于鎖死中芯的技術，每一步盡在臺積電掌握。但當時的張汝京似乎沒得選。

張忠謀并未就此罷休，一年半后，又在加州提起訴訟，主張中芯違反和解協議。這次訴訟，又選在中芯融資之前。

中芯堅決否認侵權，積極應訴，張汝京說：這次他們是騷擾。代理律師也認為勝算很大。

中芯還在北京高院反訴臺積電不正當競爭、商業詆毀。這招的高明之處在于，大陸訴訟的審理時間早于美國訴訟，前一場官司會暴露臺積電掌握的證據，哪怕主場作戰沒占到便宜，也能讓中芯更充分地準備后一場更重要的官司。

然而，那時正值“漢芯造假事件”曝光，國內輿論對半導體產業口誅筆伐，官方也放緩了扶持力度。無論如何，直到2009年6月宣判，中芯的訴訟請求，被北京高院全部駁回。

3個月后，加州法院宣判，中芯再次敗訴。

失敗來得始料未及，前一天張汝京還在和員工照常開會。得知審判結果那一刻，他在電話里放聲大哭。

張汝京不得不飛往香港，與臺積電緊急談判。

三天后，中芯公告與臺積電達成和解，代價比上一次更為慘痛，再賠2億美元，外加中芯10%的股份。

臺積電開出的另一個和解條件是，張汝京出局。隨即，中芯宣布張汝京因“個人原因”辭去執行董事、總裁、CEO 等職務。

他平靜地和下屬說：官司輸了，自己必須負責。

公司高管勸他，可以再上訴，不一定會輸。張汝京反過來勸他們，打知識產權官司純粹是商業游戲，重點不在輸贏，而在于時間和精力。他最初想幫大陸提高芯片技術水平，此時兩岸關系緩和，作為分屬兩岸的企業，沒必要繼續對立。

但在送別會上，他又對眾人強調：“不要認為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敗，不要被打趴下。”

此后幾個月，和張汝京聯系的人，都會回憶起他那段時間的平靜，但也有人感受到他隱隱的悲痛。

他一生都在建廠，離開，建廠，離開，只有這一次是被迫走的，怎么可能不遺憾。

但正如張汝京所說，他沒有被打趴下。那一年他61歲，他的目標是像張忠謀一樣，干到87歲再退休。

這是獨屬于理想主義者的人格光輝，不計較個人得失，只在乎中國芯片事業的成敗。

3、星火燎原

2009年11月，張汝京離開中芯國際，由于競業限制，他選擇進入LED產業。

此后三年，投資創辦了四家公司（映瑞光電、升瑞光電、皓瑞光電和嶸瑞芯光電），覆蓋LED產業鏈上下游。

直到2014年，張汝京終于回歸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芯片行業，他不想做和中芯競爭的事情，于是在上海創辦了新昇半導體。

一顆芯片從無到有，經歷四個環節，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當時中國大陸的生產工藝雖然不算先進，但至少每個環節都獨立成軍。

唯獨最上游的硅片材料高度依賴進口，受制于人。

新昇半導體就瞄準這里，建起了大陸首個12英寸大硅片項目。

2016 年，新昇拉出第一根300mm單晶硅棒，2018年實現規模化生產，開啟國內大硅片產業化進程。

中國臺灣的媒體這樣評價，張汝京在為大陸半導體拼最后一塊拼圖。

他給公司取名，總有寓意，“世大”是目標“世界最大”“中芯”是“中國之芯”，而“新昇”，這次沒有明說，或許暗示著一場新生。

但這遠遠不是最后一塊拼圖。

張汝京將新昇交給上海硅產業集團繼續運營，自己則投身下一場創業。他說國內缺大硅片的問題有了實質性解決方案，那就交給國家繼續做大做強。

2018年，張汝京在青島創立芯恩半導體，嘗試CIDM模式。

這是一個新的理念，張汝京是國內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芯片生產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IDM，整合元件制造，由一家企業完成芯片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的全流程，比如行業先驅德州儀器和英特爾，主做存儲芯片的三星，都用這種模式。

另一種是臺灣首創的設計（Fabless）與代工（Foundry）分開，例如臺積電、中芯就只做代工，高通、華為海思就只做設計。

IDM更利于協同優化，利潤也比只做單一環節更高，但鏈條更長，管理更難。而設計與代工分開，風險更分散，靈活性更強，但協同能力偏弱。

張汝京認為，最適合中國大陸的是CIDM，也就是共享IDM模式。

大陸對各類芯片的需求巨大，但芯片人才仍然不足，當時成規模的芯片設計企業不超過五個，所以通過CIDM模式，十多家企業共同出資，交叉持股，集合人才，共享資源和工藝，這樣既能實現合力，又能分擔風險，根據客戶需求規劃產能，也能保持靈活。

他說大陸很大，我們要把幾個地方的優點都學來。

青島有多家智能家電企業，需要大量芯片，此前普遍采購通用款式，直到芯恩成立，才有了本地第一個芯片制造項目，實現上下游聯系，定制化開發。

芯恩兩輪融資150億元人民幣，但張汝京還是一分錢掰成兩半花，要做出別人花兩三百億才能建好的工廠。他從國外買來二手設備，只要原價的20%，又從美國日本請來維修專家，算上零件和人工費用，不到原價的30%。老師傅帶著新人翻修，既節約了成本，又讓員工熟悉了設備。

有人開玩笑說，芯恩提前完成了大部分固定資產折舊，還沒開工就開始賺錢了。

芯恩的8英寸芯片項目投產不久，12英寸芯片項目還在搭建，張汝京又邁出了下一步。

2022年，他加入上海積塔半導體，擔任執行董事，主做車用芯片。那一年，中國整車廠商的產能，正受到芯片的制約。

張汝京加入后，積塔迎來了135億元人民幣的融資，如今已是車規級芯片產能國內第一。

放眼中國芯片產業鏈，哪里有短板，他就補哪里。雖然不再像當年那樣，端著一碗盒飯在工地上盯進度，但振臂一呼，總會有一大群人、一大筆錢聚集在他麾下。

而他還是事業成型就退出，留下模板就換賽道，一如當年在德儀建廠的時候。

有人笑他這是為旁人作嫁衣，他說如果所有新娘的漂亮衣服都是我們做的，那也很好。

今年張汝京76歲，離開中芯已有15年，全球先是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再是進入萬物互聯時代，而后進入AI大模型時代，對芯片的需求只增不減。

行業風起云涌，越來越燒錢，需要舉國之力托舉。

張汝京創辦新昇的2014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發布，規模超千億的“國家大基金”成立。

張汝京加入積塔的2022年，美國芯片法案出臺，計劃提供527億美元的補貼和稅收抵免。

但芯片不只是資金密集型，還是人才密集型產業。

當年的美國，“八叛逆”創辦仙童，其中幾位后來又創辦英特爾，先有這群人，后有硅谷。

當年的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挖來東芝半導體事業部部長川西剛等眾多人才，才逐步實現對日本的超越。

中國大陸也一樣，黃昆、謝希德這些半導體前輩開班授徒，教出了王陽元、許居衍、俞忠鈺等行業先行者。后來的產業發展，又離不開一批臺灣人才，比如張汝京。

時至今日，最缺的仍然是產業人才。

因此張汝京運營芯恩時，還和青島大學、青島科技大學、山東大學合作，從本科開始培養人才，規劃產學合作方案。

每一個項目都是一把炬火，每一個人才都是一點火種，而張汝京，是那個為眾抱薪的人。

星星之火，燎原了嗎？還沒有。

但一位相識20多年的老下屬評價張汝京說：他從不灰心。

“從不灰心”，這四個字也適合送給尚未成功的中國芯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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