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在物質豐裕的時代，一種精神上的“饑荒”正在蔓延。有這樣一種理論，許多“大師”都在說，他們的統一觀點是“人生無意義論”，這種觀點越來越多地被年輕人認同。宇宙如此地浩瀚無邊，跟宇宙的“大”比起來，個人確實“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所以這種觀點認為人生本質上是沒有意義的，這種思潮與網絡流行的“躺平學”、“佛系文化”相互交織，形成當代社會特有的精神困境。當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說“人是自己意義的設計者”時，某些人卻將其曲解為“既然可以設計就可以不設計”的虛無主義。

我認為這種悲觀的論調并不是“人間清醒”，對社會發展也是有害的，是一碗“毒雞湯”，必須被糾正。無數的事實表明，持“人生無意義論”論點的人并不是想開了，看透了，而是想不開，沒看透，很容易陷入抑郁癥的深淵無法自拔。他們會想，既然人生無意義，那活著干什么？于是自然而然產生輕生的想法。尤其是那些經受經濟打擊和情感困境的人，被這種觀點所迷惑，更容易產生輕生觀念，主動走向死亡，所謂“看破紅塵”成了他們心理防御機制的失敗投射。相比而言，還是古人的智慧高，他們認為人生的崇高意義在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種對“三不朽”的追求，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比消費主義包裝下的“及時行樂”高明得多。

那些“看開了，看透了”的所謂“大師”們，在自媒體平臺傳播他們的“人生無意義論”觀念，不過是為了流量而已。那些宣稱“及時行樂”的網紅博主們，其視頻點擊量的商業本質恰恰拆穿了他們的哲學偽裝。我希望我們這個社會的年輕人們，接受積極向上的教育，而不是悲觀的、頹廢的教育，我認為對待生活的態度，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遠比“四大皆空”更有利于推動社會進步。現在已經有人追求“剎那歡愉”結隊輕生了，甚至想輕生的人還成立了“自殺微信群”，研討用什么方法死比較舒服，這種“毒雞湯”的社會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關于“立德”，古代是非常推崇的，“二十四孝”上了史書，他們的故事得以千百年流傳。在用人上，德才兼備，是把德放在前面的。在沒有科舉考試的時候，古人靠“德行”推薦人才，曹操不就是“舉孝廉”的典型嗎？新中國成立后，雷鋒精神成為“德”的標桿，全民學雷鋒一度盛行。做了好事發個獎狀，這種精神鼓勵對人產生的愉悅，比金錢鼓勵一點也不差。心理學中的“品德優勢理論”證實，美德實踐能激活大腦獎賞回路，這種精神愉悅遠超感官刺激。但不幸的是，“雷鋒精神”竟然慢慢消失了，精致利己主義反而大行其道，這是改開產生的副作用，目前已到了全民討論“老人倒了扶不扶”的地步，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

關于“立功”，古人更加推崇。戰國時期秦國之所以能一統六國，就是因為商鞅變法，號召全民“立功”，激發起了老秦人的無窮斗志；漢朝延續了這一“立功”思想，人人想“馬上封侯”，視“馬革裹尸”為光榮，才有了衛青、霍去病等英雄脫穎而出，才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大漢盛世。岳飛、于謙之所以成為“立功”的符號，是因為他們挽狂瀾于既倒，故雖冤死而不朽。新中國的成立也產生了無數的“立功”英雄，他們就是為建立新中國而不怕犧牲的革命先烈們。如今“立功”早已突破傳統范疇，研究“兩彈一星”的科學家們，貴州“天眼”團隊的工程師們，振興中國芯片的科技人員隊伍等等，他們都是“立功”的新時代典型，正是這種超越個體生命周期的價值創造，構成了文明延續的基石。從某個角度來說，我是認同“英雄創造歷史”的，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正是這些突破“現值貼現”思維的價值創造者。

關于“立言”，我更是推崇。汗牛充棟的古人智慧，正是通過“立言”得以傳承。我認為寫一本書的成就，遠比掙多少錢的成就更有價值。如今“立言”在數字時代獲得新生，許多人通過網絡傳播他們的思想，收獲多姿多彩的人生。可以說，我之所以能成為作家“立言”，就是沾了網絡時代的光。劍橋大學知識史研究中心發現，人類80%的重大突破來自已有知識的創造性重組，這正是“立言”的現代詮釋。某大學生通過持續三年記錄“道德日志”立言，成功將公益行為從刻意練習轉化為內驅行為，驗證了亞里士多德“德性源于習慣”的論斷。我認為，追求“三不朽”的人生觀產生的深層快樂，遠非感官刺激可比。在這個頹廢主義盛行的自私自利時代，用“三不朽”價值觀引領時代潮流絕不是迂腐的復古，而是以最清醒的姿態對抗存在的虛無。因為唯有創造價值，才能最終定義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