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預思”死亡，到“預演”死亡

哲學家朱銳在被宣布僅剩數十天的生命，每天都在體驗身體的疼痛與功能喪失之際，與年輕人進行了生命最后的十日對談，他說：“對話是最好的告別方式。”這些談話，加上他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的最后一門哲學課的部分內容，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后，輯成一個小小的集子問世，名為《哲學家的最后一課》（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4月第1版）。

《哲學家的最后一課》書封

我讀之再三，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對一個哲學概念的不同看法。

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將人類稱為“面向死亡的存在”。在他看來，既然人類能夠意識到自身不可避免的死亡，那么真實地生活就意味著直面這一事實。這就是他所謂的“向死而在（生）”（Being-towards-Death），在他的哲學體系中具有根本地位。

朱銳先生說，他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他的理由是，當死作為一種確定性呈現在我們面前時，何談時間的未來與現在的籌劃？一旦死亡直逼而來，在真正面對死亡的時候，人的身體結構和心智結構已經被完全改變（《哲學家的最后一課》，第62-62頁）。

這是一個被預先宣判將要死去的哲學家的切身體驗。因為他面對著某種死的悖論：“我的心智很成熟，完全健康，但是身體已經徹底失控，人格也不再有同一性。”（第48頁）可以說是，精神未死，但身體將亡。到最后，“一口水，一碗湯，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奢侈”（第52頁），人生最大的快樂，是走到醫院對面那條街上的飯館，進去點餐，坐下來吃飯（第51頁）。

朱先生的意思是說，面對死，只有保持自由的籌劃，才能叫做“向死而在”。而存在主義所說的“向死”是一個健康的人用一種思想實驗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存在，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這和一個癌癥患者知道自己只有半年甚至只有半個月的生存期是完全不一樣的。“真正的向死而在是真切地知道，在一個我們所能感知到的時間維度內，生命即將結束。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一種身體要離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宇宙的殘酷。”（第64頁）

可以這樣理解，海德格爾所說的向死而在是存在意義上的，朱銳先生所說的向死而在是身體意義上的。海德格爾的名著《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1927）中的核心思想其實非常簡單：存在即時間，而時間是有限的。對于人類來說，時間的終結就是死亡。因此，如果我們想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意味著什么，就必須不斷地將我們的生命投射到死亡的視野中。只有在面對生命的有限性，并努力在死亡的事實中尋找意義時，我們才能建立起真實的人生。

《存在與時間》書封

這讓我們想起那句古老的格言：“哲學就是學會如何面對死亡。”（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to die.）這個觀點源自16世紀法國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而蒙田又是引用了西塞羅（Cicero）對蘇格拉底之死的思考。蒙田曾表示，他養成了一個習慣，在想象中常常想到死亡，甚至死亡就近在嘴邊——在吃的食物、喝的飲料中，都帶著死亡的意識。蒙田寫道：

“為了從根本上剝奪死亡對我們的最大優勢，讓我們采取一種與常規完全相反的方法。讓我們消解死亡的陌生與新奇感，讓我們與死亡建立親密的關系，時常將其置于我們的思緒之中。無論何時何地，都要把死亡的不同面貌呈現在我們的想象中；在馬失前蹄時，在瓦片掉落時，甚至在針刺傷時，讓我們立刻反思，并對自己說：‘好吧，如果那就是死亡呢？’然后，讓我們鼓勵自己，增強自己的勇氣。”

對于那些稍微喝多了一點的人或是不小心撞到樹上的人來說，這種說法可能聽起來不無陰郁。但其實并非如此。蒙田說：“無論在歡樂和宴饗中，我們都要用脆弱的生命狀態時刻提醒自己，絕不讓自己因歡樂而過于忘我，忘記去反思和考量我們歡樂的每一刻是如何通向死亡，又有多少潛在的危險威脅著它。”

他最終以一句令人震驚的話來總結他的思考：“預先思考死亡就是預思自由；學會如何面對死亡的人，便學會了不再為奴。”這一觀點振聾發聵：奴役的本質是對死亡的恐懼。正是對消亡的恐怖，讓我們永遠處于束縛之中。

由此，死亡構成了我們塑造和構建自我認知的基準。在這個意義上，朱先生的思考與這些哲人是一致的。例如，他多次提到，他曾進行“死亡練習”，這比蒙田更進了一步，不僅是“預思”死亡，甚至是“預演”死亡，為的是擺脫對死亡的恐懼（第10-16頁，第19頁）。2024年春，在授課的最后一個學期，他對學生說“哲學家是不懼死亡的”（導言第16頁），要用理性和知識，實現從恐懼到不恐懼（第5頁），這也即是“追求靈魂的自由”（第22頁）。

以“本真”的方式無畏地存在

海德格爾討論死亡時，的確有忽略身體的趨向，對他而言，向死而在指的是人類自知死亡不可避免，并以一種本真（authentic）的意識來面對這一事實的存在狀態。這一概念不僅僅是關于肉身的終結，更關乎人在意識到自身有限性之后，如何理解存在、如何作出選擇。

他曾在德國南部黑森林地區蓋起一個簡陋的小木屋，作為他常年的工作間。他在那里感受到四季的變換以及山野的沉重與樹木的生長。“在隆冬的夜里，當一場猛烈的暴風雪咆哮著鋪天蓋地而來時，”海德格爾寫道，“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學的美妙時光”。

海德格爾認為他的哲學工作沒有任何獨特之處，它屬于農夫的勞作，因此他的思想應該堅硬、直截而又沉重，就如同那荒涼的山上世界。海德格爾常常孤身一人在此思考，但他并不覺得孤單。相反他相信這種孤獨具有最本源的力量，它使人的此在（Dasein）走向了萬物本性的近處。

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海德格爾開始寫作一部后來給他帶來世界性聲譽的哲學著作，那就是前文所說的有著里程碑般題目的《存在與時間》。這部長達1500頁的哲學著作內容艱深，可是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表達海德格爾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尋找和找到的生命感覺。

對于海德格爾來說，頭等重要的問題就是去認識我們究竟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人在海德格爾看來并非如同一個物體那樣存在著，他不是簡單地在那里，而是有一個“此在”，此在在世煩忙于世，煩神于人，合煩忙與煩神，煩（Sorge）被稱作此在存在的整體性（這里用陳嘉映先生的譯法）。

此在存在于出生和死亡之間；當此在還活著，還沒有完結，它如何得以達到整體性呢？這里必須引入死亡。“死亡是此在本身向來不得不承擔下來的存在可能性。”死亡不是一個對生存漠不相關的終點。死亡之為終點把生命的弦繃緊了。生命正是由于充滿緊迫感造成的張力而成其為生命的。這樣在生存意義上領會死亡被稱為“向死存在”。“只要此在生存著，它就實際上死著。”

這個此在在海德格爾那里絕非避難的天堂，正相反，那是一筆“債務”。死亡等待在生命的盡頭，不只是他人的死亡，而且是你我的。認識此在的這一基本前提并且面對它，其中包含著生命的本真。但是畏懼（Angst）等待在這種本真之中，并非面對確定之物的畏懼，而是作為人的深不可測的本性的畏懼。在經驗這種畏懼之前逃避是每一個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爾了解這種逃避的許多方式：逃入某種煩，也即逃入策劃、盤算和期待之中；逃入消遣，逃入到那些所謂的“常人”（Das Man）之中，進入其中沒有人是他自己的輿論，消失在一種普遍的不負責任之中。

所有這些逃避手段在海德格爾看來最終都導致人將自我掩蔽起來，僵化地生活而且割斷生活和自我的聯系。如果人們能夠承擔起這個世界的重負，如果人們有勇氣忍受面對空虛時的恐懼，如果人們以加倍的鎮定堅守在這種危險的此在之中，那么人們將會以“本真”的方式無所畏懼地存在。

死亡的四個正式標準

海德格爾區分了幾種不同類型的“死亡”。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認為，不同類型的存在者以不同的方式結束。

僅僅作為生物的存在體，在某個事件或過程使其身體無法繼續維持有機功能時就終結了，海德格爾將這種終結稱為“亡故”（Verenden，德語意為“結束”或“完成”）。這是任何生物體的終結，是純粹的生理死亡，適用于“僅僅活著的東西”（包括非此在的生命體，如動物）。對于人而言，“亡故”即臨床意義上的死亡，它是一個經驗性的事件，而海德格爾恰恰指出，“死不是一個事件”。

海德格爾

為此，海德格爾還進一步區分了“人的非本真的離去”（即“辭世”，Ableben）與“真正意義上的死亡”（Tod）。辭世是一個“降臨在某人身上的事件”，它使一個人喪失了扮演社會和法律角色、擁有體驗和追求目標的能力，卻不一定伴隨著存在性的領悟或承擔。而“真正的死亡”則不是降臨在我們作為“人”（person）的身份上，而是降臨在我們作為“此在”的存在上。它更應視為“生存性的死亡”（existential death）——死亡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個事件，它揭示了存在的邊界。

所以，海德格爾的死亡概念并不是死亡之后的狀態，而是此在在生之中所面對的極限可能性。為了把這一切貫穿起來，海德格爾賦予“生存性的死亡”以本體論上的重要性，因為它揭示了人類存在可能性的根本特征。如果“生存性死亡”始終作為對“我是誰”的一種威脅潛伏著，那么“我是誰”就永遠不可能以一種穩定的方式來描述。換句話說，海德格爾強調的是：人的本質就在于開放性、不確定性，是一個始終面向未來的“可以是”的存在。死亡之為“不可能的可能性”，揭示的正是人永遠無法被某種既定身份或特性完全界定——因為人始終處在可能性與未完成之中。

如果死亡是我們用來塑造自我身份的一個根本參照，是此在所有可能性中最根本、最個人化的“可能性”，它就不能被與其他形式的終結或“耗盡”相提并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仔細衡量一下海德格爾的死亡觀。

在海德格爾向死而在的觀念當中，死亡有四個相當正式的標準：非關系性、確定性、不確定性以及不可超越性。

首先，死亡是非關系性的，這意味著站在死亡的面前，人已然切斷了與他人的一切關系。沒有人能替你死，死亡也無法通過他人的死亡來體驗，而只能通過我與自身死亡的直接關聯來體驗。

其次，死亡是確定的。盡管人可能逃避或否認這一事實，但沒有人會懷疑，生命最終會以死亡作為終結。正如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言：“如果允許自殺，那任何事情就都可以允許了。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應該允許，那自殺肯定有份。”

第三，死亡又是不確定的。雖然說死亡本身是確定的，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它何時、如何降臨。大多數人希望擁有長久且充實的生命，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死神敲門的時間和方式。這也就是蒙田所講到的：“死亡等待我們的地方是無法預知的；讓我們隨時準備面對它。”

最后，死亡不可超越，這意味著死亡極其重要，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超越它。這也正是海德格爾“死亡是‘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悖論性論斷背后的思想。死亡是我存在的潛能所要衡量的極限。它是那種根本的無力感，正是它讓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完全破碎。

在《存在與時間》導言的結尾，海德格爾寫道：“高于現實的是可能性。”《存在與時間》不是一部悲觀的著作，而是一首對“可能性”的長篇贊歌，其最高表達形式便是向死而在。海德格爾區分了“預期”（Vorlaufen）和“等待”（Erwarten）。他的主張是，如果等待死亡，仍然包含過多的現實性，因為死亡將是可能性的實現。這樣的哲學會陷入病態的陰郁之中；相反，預期并非消極地等待死亡，而是把死亡作為自由行動的條件，以此來動員生命的有限性。

這告訴我們：自由并非缺乏必要性，尤其是死亡的必要性。相反，自由在于對自己的有限性——即死亡的必要性——的肯定。只有在向死而在中，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死亡作為“不可能的可能性”的觀念背后，隱藏著對自我有限性的接受，而這種接受正是肯定自己生命的基礎。

因此，向死而在并非病態的哲學思考。海德格爾的觀點是，向死而在將此在從對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沉浸中拉出來，使其回歸自我。只有在向死而在的過程中，我才會充滿激情地意識到自己的自由。

當“常人”面對死亡所帶來的畏懼時，它選擇轉移注意力，把被子拉上頭，把死亡視為某種“終將到來、但尚未到來”的遙遠現實，從而逃避其所帶來的不安。而本真的此在（authentic Dasein）則踢開那層安全的被褥，直面床底下的怪物，也就是那不確定的、令人麻痹的未來。它不再依賴于已經坍塌的世界，而是孤身一人、裸露地面對死亡，并在這崩塌之中重新認清自己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并得以繼續存在于這個世界中。我理解，這也就是朱銳先生所說的“從回避死亡到慶祝死亡”（第 118頁）。

死亡是生生不息的來源

海德格爾的觀點是否完全正確？起碼有一點是可以商榷的。海德格爾認為，唯一真實的死亡是自己的死亡。然而，死亡向來是通過他人的死亡而進入我們的世界的，無論是像父母、伴侶或孩子這樣的親近之人，還是遠在他鄉的陌生人，如遠方饑荒或戰爭的受害者。與死亡的關系，首先并非是我對自己死期的恐懼，而是我通過悲傷和哀悼體驗到的被撕裂的感受。

人類的死亡意識不僅涉及自身的終結，還在于我們如何通過他人的死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朱銳說：“面對家人的離世，或許也是我們每個人的‘死亡練習’。”（第122頁）同樣地，我們現在向朱銳先生學習如何死亡，也是在進行“死亡練習”。

漢娜·阿倫特

談到死亡，我覺得需要以海德格爾的弟子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作為對這位老師的補充。《存在與時間》帶著海德格爾進入了哲學世界全新的領域之中，而阿倫特參與了海德格爾的新的探索。人是否得到了向往的生活，也就是說，那生活是否真實，在海德格爾看來取決于個人。他必須尋找到一種與自身的不同以往的關系，這種關系產生于與同類、與“常人”及其“閑話”（Gerede）自覺的離棄之中。

在阿倫特看來正相反，人的入世意味著他/她與別人分享世界，因此他/她的行為總是針對自己的同類并且必須開放。她因此不同意海德格爾對于“常人”的摒棄，以及他關于人只有單獨地、在摒棄了他人之后才能尋找到自我的觀念；而是認為，人在行動中發揮了其最大能力，那是一種天賦，它開創某種全新的東西，使一個難以估量其結果的過程運轉起來。

阿倫特用“創生”（natality）一詞來概括這種能力。她以此反對曲解向死而在思想的哲學家，在他們看來，生活如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某個寓言故事里的老鼠，它從廣闊的田野里跑進越來越窄的房子，直到最后進入一個房間，一只貓正等在墻角里——生活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如此方為認識生活的途徑。

作為思想家（既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性格取向），阿倫特與海德格爾都十分關注事情的開端和結局。海德格爾醉心于開端的力量和光輝，但卻將其作為一種遙遠的和冷靜的爆發而加以體驗，一如上帝的創世或希臘人的創世哲學。他的思想被吸引到個人生存的短暫和環繞其外的無盡的虛無中，不過，盡管如此，海德格爾思想的核心是存在的意義，這種意義端賴于每個人自己去建立。

對結局的熟悉阿倫特體會很早；她7歲的時候，父親和祖父就雙雙身故。對死亡的恐懼始終伴隨她的童年，然而這些恐懼在她成熟以后消失了，或說得到了她的控制，她隨即把思想集中在創生上：開端的反復重演，新生的力量，具有改造能力的思想，她醉心于這些東西如何被植入世界的持續之中。甚至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這部記敘了歐洲文明如何在20世紀上半葉災難性崩潰的力作的結尾，她也不忘樂觀地歌頌重新開始的潛力：“開始是人類的最高能力”，接下來她引用圣奧古斯丁的話說：“肇其始，創其人。”她作結曰：“這個開始，被所有的新生所保障，它是我們每一個人。”

《極權主義的起源》書封

阿倫特的思想核心是，開始，既史無前例又無法預知，是人類自發、自主的源泉。同樣核心的是多樣化：每個人生而進入的世界都是與他人分享的世界。當我們到達這個世界之時它已經在移動；只有通過加入舞蹈我們才會變成我們自身。

在阿倫特看來，每一次實在發生的行為不是對死亡的前瞻而是對出生的回顧。如果死亡是最大的平均主義者，那么在她看來出生就是那個奠定了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的事件。也只有那個獨一無二的人才能夠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新的東西。對此阿倫特寫道：“先天性決定了每一個人都是世界上的一個新人，一個開始，一個新生兒，因此人們可以掌握主動，敢為天下先，開創新事業……新的開始不斷處于與在統計學上可以把握的可能性相矛盾的狀態中，它永遠是不斷的不確定，因此，當我們在活生生的經驗中與它相遇時……它永遠使我們覺得，它是一個奇跡。”

所以，阿倫特才會以一句名言傳世：愛這個世界。

這令我想到，朱銳先生強調，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并非對生命的否定，而是肯定，是重生（第29頁）。死亡是生生不息的來源（第27頁）。他說：“或許有一天，人們面對死亡，第一個想到的會是廣義上的‘重生’，而不再是恐懼與幽暗。”（第125頁）就讓我以這個愿望結束我這篇小小的對死亡的感受之作：我們向死而在，但愛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