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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老師雖然是支持主觀價值論的，但他認為，主觀價值論依然有BUG。

他舉了一個什么例子呢？

比如，一個人手里有一個碗，這個碗是對于這個人來說，價值很高，可能就是他奶奶留下來的，是一個念想，如果有人不小心把這個碗碰壞了，那么，要怎么賠償。

假設這個人主觀上就認為這個碗的價值是天價，開口要賠一個億，那么法院會怎么判？

鄧老師說，現有的司法審判往往以市場價進行賠償。

他認為，這就是主觀價值論在賠償問題上，與現實經驗不符的一個例證，說明主觀價值論也有BUG，也不完美。

這里不談奧派的方法論了，就談現實經驗吧。

其實這個問題，不就是強拆問題嗎？

很多釘子戶，不就是因為拆遷方公布的某一個標準賠償價他不滿意，所以他不接受，最后成為了釘子戶的嗎？

現行的法律實踐中，這樣的案例很多呀。

某地公布一個拆遷賠償標準，每平米賠償5000元，大多數人接受了，但有一個人認為，這個房子是老房子，是祖輩留下來了，不給一萬一平，他就不拆，這就是主觀價值呀。

最后不就沒有拆嗎？釘子戶的存在，就說明司法正在向主觀價值靠攏。

我們先來看，各個經濟學派分別有什么意見？

芝派中有一派叫法律經濟學，以波斯納、科斯為代表，在國內以薛兆豐為代表，有過很多這類案例分析。

比如，有人去珠峰爬山，用膠卷拍了一組照片，他花費幾百萬上珠峰，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拍這幾張照片，結果送到攝影店去洗照片時，攝影店把這卷膠卷給報廢了，請問，這時，這個爬珠峰的人，是否可以向攝影店要求天價賠償，比如一張照片賠十萬？

波斯納等人認為，不能這么賠。

因為攝影店不知道這個照片的價值，事主要么事前進行說明，要么自己購買保險，否則攝影店這個生意就無法存在了，人人碰到問題都可以主張天價賠償，那怎么辦？

芝派的法律經濟學并未完全否定主觀價值的存在，而是認為，面對這種問題，應該采取事前明示、保險的方式來解決。

我認為這一部分是有道理的。

一個在市場上有公開價格的價值一個億的元青花，大家認為損害了就要賠償，一個主觀價值上認定他值一個億的家傳破碗，是否也能享受一樣的待遇呢？

接下來，芝派的法律經濟學進一步認為，誰的保護責任大，誰要承擔更主要的責任。

看到這里，你是否看到科斯的影子？在鐵路邊的稻草與火車公司的著名案例中，科斯就假定，如果鐵路公司與農田稻草是一個主人，那么，稻草就不會放在鐵路邊上，因此，不會被點燃。在這一理論下，法律經濟學就繼承了科斯的觀點，誰避免災難的成本低，誰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這顯然是荒謬的。

用保險的方式來解決，是與奧派觀點一致的，也就是說，人們要在行動中進行學習，契約越來越復雜，就是為了解決主觀價值論在司法實踐中的各種現實經驗難題。

因為，即使你認為你家的碗值一個億，對方也不一定能賠一個億，那么，進行事前聲明、契約、保險，就是解決現實司法實踐中主觀價值無法解決的問題。

現實不是一個完美世界，窮盡一切司法手段，人們依然難以避免受損。

比如，你離開家一年，把家里的別墅交給一個乞丐去保管，他最后將別墅里的財產揮霍一空，不管你主觀上認定這些財產值多少錢，你都無法挽回你的損失，因為對方沒有錢。

人們在現實中，就會與規模更大、更有實力的安保公司進行約定，由他負責看管，并約定出問題后的賠償價格，這時，主觀價值就會在契約中發揮作用。

法院這時，根據契約執行賠償標準，就是完全依據主觀價值來評判了。

法律經驗上的難題，源于契約的不完備，源于契約的不普及，才有無數經驗判處上的難題，這些難題，并不能否定主觀價值論。

還記得有一個王剛砸寶的事件嗎？

這個事件或許是傳聞，我沒有查證過，但可以作為例子來討論，事主拿一件文物來進行鑒定，或專家鑒定為假，那現場就要砸了他，但是，砸完后，導致了糾紛，事主認為這就是真貨，反過來要求天價賠償。

那么，這是允許的嗎？

當然是不行的，因為在契約中早已進行過約定，你接受這種規則，哪怕這個寶物就是真的，你也求償不了。

這不就體現了主觀價值嗎？由契約約定好了。

在現實的法律中，當然是存在很多用客觀價值抹滅主觀價值的事件，但這些事件，往往是由政府強制導致。

比如，一個人被司法錯誤審判，導致冤獄，當下的法律按當下的社平工資進行賠償，這被很多人認定為不合理。但這不是普通法的規則。

在更接近于普通法規則的司法實踐中，精神賠償也引入賠償，因為過往被政府強制規定的賠償標準，明顯違反主觀價值論，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不滿，精神賠償就開始引入司法實踐當中。

也就是說，在現實的司法實踐當中，其實是朝著主觀價值的方向去發展的，人們認為，這樣才是更加合理的。

比如，過去有不少黑社會，就宣稱，我打你一頓，不就是賠你醫藥費嗎？現在可以么？不行了。賠償醫藥費，就是一種違背主觀價值論的賠償方式，他將被侵害者的侵害用客觀的方式進行鎖定，從而讓黑社會囂張過一段時間。

但現在的司法實踐是，被害者出具諒解書，才可以對打人者進行輕判或不判，這就是一種主觀價值論的司法實踐中的體現。

是否諒解，就是一種主觀價值論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

甚至有不少案例，打人者要賠償幾十萬，才能獲得受害者的諒解書。

在一些重大案件中，也奉行這一原則。

比如在醉駕致死的一些知名案例中，是否判處死刑，取決于受害者家屬是否簽署諒解書，這時，賠多少，就由受害者家屬的主觀價值決定了。

正是因為司法實踐中曾經長時間采取客觀價值的方式進行賠償，導致了人們對司法的各種不滿，因此，司法也要在這種壓力下調整，向著更傾向于主觀價值的方式改變。

有人會誤解這種主觀價值，以為，受害者就可以因此漫天要價，哪怕一個碗也要求天價賠償。

問題是，盡管我們承認主觀價值，但世界依然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稀缺性的世界。

受損者的主觀價值，到底是多少，在發生糾紛時，在契約不完備的情況下，的確不能由受損者單方面判斷的，否則司法就起不到定分止爭的功能，每一個人面臨損失時，都會漫天要價。

那要怎么辦？前面已經給出答案了，三種解決方案：

第一，阻止損害的出現

禁止強拆，就是阻止這種損害的出現，既然你主觀價值認定你家房子值十萬一平，那就不拆，不拆就不存在事后的賠償問題。

第二，事前契約約定

通過與其他人之間的契約，約定財產的價值，如果一個保姆上門，你和他說，你家的擺件一件就價值十個億，你來打掃，打翻了就要賠十個億，那么，保姆要么拒絕打掃，要么開價打掃一次二十億。

第三、保險管控風險

自己為主觀價值高的東西進行損害投保，以防止意外的出現。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契約。

普通法最核心的原則之一，叫“契約自由”。

啥意思？就是說，只要不違法、不違背公共秩序，成年人之間愛怎么簽合同，就怎么簽合同，法院原則上不干涉。

你愿意花一百萬買一根稻草，他愿意花一塊錢賣一座金山，只要雙方都是自愿的，頭腦清楚，那這個合同就有效！

這背后是什么邏輯？不就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價值論嗎！

合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為里面的條款寫得多“客觀合理”，而是因為它反映了簽約雙方當時的“真實意思表示”。

你情我愿，這才是最重要的。你覺得這根稻草對你有特殊的紀念意義，你主觀上認為它值一百萬，你愿意出這個價，對方也愿意接受，那這個價值就是你們雙方主觀合意的結果。

法院憑什么說三道四？

在普通法體系中，對價的“充分性”法院不管。

普通法要求合同有效得有“對價”，但法院通常只審查“對價是否存在”，而不審查“對價是否充分”。

也就是說，你用一顆鉆石換人家一塊糖，只要雙方都樂意，法院也不會說你這個交易不公平，除非有欺詐、脅迫這些因素。

為啥？因為價值是主觀的！在你眼里，那塊糖可能比鉆石更重要（比如你快餓死了，或者那塊糖是你初戀情人送的）。

法院哪有資格去評判你的主觀偏好？

有人可能會說，不對啊，合同里不是也有很多“格式條款”、“標準合同”嗎？那些不都是“客觀”的嗎？

我告訴你，那些所謂的“標準合同”，它之所以能被廣泛接受，恰恰是因為它在長期的市場實踐中，被證明能夠比較好地平衡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的“主觀價值訴求”和“交易效率”。

它是一種經驗的結晶，一種被市場篩選出來的、相對優化的“主觀價值妥協方案”。

而且，如果你有足夠的議價能力，你照樣可以跟對方協商修改這些條款，讓它更符合你的特殊需求。

所以說，普通法的合同法，從根子上講，就是建立在對個體主觀價值和自主選擇的尊重之上的。

它相信，只要沒有欺詐脅迫，那么成年人自己達成的交易，就是對他們各自而言最優的安排，法院不應該瞎摻和。

那些認為法律必須是純粹“客觀”的，必須排除一切“主觀”因素的人，他們根本就不懂法律的本質。

法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個圣人拍腦袋想出來的。

它是人類社會在長期的互動和沖突中，為了解決糾紛、協調利益、維護秩序而逐漸形成的一套行為規范和爭議解決機制。

而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的主觀價值、主觀預期、主觀感受，始終是驅動法律演變、塑造法律形態最根本的力量。

普通法之所以能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恰恰是因為它在制度設計上，為個體主觀價值的表達和博弈，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它通過契約自由，讓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主觀偏好去安排交易；它通過侵權賠償，努力去彌補受害人因為權利受到侵害而遭受的主觀損失；它通過“合理人標準”和“遵循先例”，不斷地把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主觀價值觀念融入到法律規則之中。

主觀價值論與賠償不存在悖論，而是需要一個人們主動通過契約解決沖突的環境，需要人們在各種沖突是不斷追求契約的完備性的自我調整過程。

以上的這些案例，都可以通過契約解決。

天價的膠卷，簽契約不就行了嗎？家里自認為價值一個億的碗，買保險、簽契約、事前明示，都可以解決。

但要警惕烏托邦思維，認為人的一切主觀價值，在損害賠償領域都應該在司法面前按其主觀價值得到賠償，這是一種烏托邦。

因為現實社會中，有很多人為了方便和便利，不會一切事務采取簽署契約的方式來進行，甚至也不給自己的財產投保，也不采取事前聲明的方式說明主觀價值，那就得承認，他在司法上不一定有解。

面對一個沒有契約約定、事前聲明和保險約定的糾紛，司法也無能為力。這不是主觀價值論的BUG，而是人間不完美的事實。

即使有契約，也會面臨契約不完備，也就是很多情況人們沒有想到，因此司法難以解決這類糾紛。

比如婚姻，不是性關系，而是財產關系。事前沒有約定怎么辦？現實中的婚姻司法，就會給出任意的裁決，比如按一個統一標準，對半分。在離婚時，女方要求賠償，認為自己付出很多，犧牲了工作機會，生育了孩子，導致失去了社會競爭力，進而要求男方離婚后的長久贍養，不好意思，如果你沒有事前約定，法院只能按一些通行的標準來判決。

你不完美， 司法也就不完美。

這是人的不完美導致的現實不完美的世界。

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一個真正“良善”的、不斷進步的法律體系，必然是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護個體主觀價值的體系。

我們肯定不能抱著“客觀價值論”不放，還在試圖用僵化的“市場價”或者政府規定的“統一標準”來衡量一切損失、解決一切糾紛，這不僅在經濟學上是錯誤的，在法學上也是短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