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1896年9月2日-1963年11月18日),滿族,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著名書畫家、收藏家。為清恭親王奕訢之孫。曾留學德國,篤嗜詩文、書畫,皆有成就。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書法,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又與吳湖帆并稱“南吳北溥”。
溥儒 疏林遠岫圖
他是皇家舊王孫,被慈禧太后評價為“楷書神童”,被世人譽為“20世紀楷書第一人”,“中國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又與吳湖帆并稱“南吳北溥”,他就是溥儒(溥心畬)——中國最后一個皇室藝術家。
溥儒 百事如意
設色紙本 鏡心
35.5×73 cm
溥儒,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后改字心畬,號西山逸士、羲皇上人,齋名省心齋、寒玉堂。清宗室,清恭親王奕訢之孫。曾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生物學、天文學博士學位。篤嗜詩文書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入民國后,隱居京西戒臺寺十余年,后曾任教于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1949年渡臺,任教于臺灣師范大學。著有《四書經義集證》《爾雅釋言經證》《寒玉堂論畫》《寒玉堂詩文集》等。
溥儒 策駒圖
設色紙本 鏡心
67.5x32.5cm
溥儒這一代宗室子弟,取名皆從單人旁,光緒皇帝賜其名為儒,這是一個極為鄭重的字眼。按溥儒《華林云葉》記光緒皇帝召見時所言:“汝名曰儒,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光緒皇帝引用了《論語》中孔子告誡子夏的原話,希望溥儒做一個君子式的儒者,而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可見期望之高。
溥儒十歲生日時,慈禧太后在頤和園召見,并以“萬壽山”為題,命溥儒作詩。他稍加思索,便吟成《萬壽山詩》,其中有一聯是“彩云生鳳闕,佳氣滿龍池”。慈禧聽了大為驚訝,十歲孩童有這樣的才智,不禁夸贊道:“本朝靈氣鐘于此童”。
溥儒四歲讀《三字經》《千字文》,六歲入塾讀書,七歲學做詩,兼習經史。作為八旗宗室,他熟讀儒家經典,還要遵守清朝先祖“馬上得天下”的祖訓,兼習騎術。然好景不長,清帝遜位,他不得不和母親搬出恭王府,遷至北京西山戒臺寺。在戒臺寺期間,他專心讀書習字,臨摹從恭王府攜出的宋元名帖和名畫,打下了良好的藝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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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 并蒂花
紙本鏡心
62x21cm
溥儒避居戒臺寺后,自號“西山逸士”,過著“樂志琴書,心懷遐舉,與世無競,與人無爭”的生活。戒臺寺四周遍植松樹,溥儒就拿起畫筆描摹這些松樹的形態,結果卻畫得頗為零亂,于是他找出所藏唐宋元明的古畫揣摩比較,臨摹一陣,再重新對樹寫生,循環往復。
生不逢時,親眼目睹王府興衰敗落,面對人生的大起大落,溥儒表現的非常淡漠,甚至有種冷眼旁觀的灑脫,一如他在詩中所寫:
北窗高臥久不起
醒來天地皆秋聲
清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他更加領悟到榮華富貴之后的平淡才是人生至境,因而他在畫中營造出的空靈超逸令人嘆服。
溥儒 策杖行吟
設色紙本 立軸
49.5x20.5cm
1924年,溥儒遷回恭王府的萃錦園居住,涉足于社會之中,開始與張大千等著名畫家往來,向他們虛心請教,不問政治。兩年后,他在北京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首次書畫展覽,因為繪畫題材豐富多樣,繪畫風格融合了中外之所長,一時間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有人評價他為“出手驚人,儼然馬夏”。
1925年,溥儒和幾位宗室書畫家,創立了近代著名國畫團體松風畫會,自號“松巢”。松風畫會是京津畫派的主要成員,迄今已有近90年的歷史。他并不常參加集會,不過,只要他一到,氣氛立刻不同。無論分析繪畫,敘述士林掌故,乃至彈古琴、奏三弦,無不妙趣橫生,引人入勝。
1928年,經近代詩人陳三立引見在北京相識后,張大千和溥儒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傳奇交往。二人惺惺相惜又相互唱和,曾經合作了多件作品,成就了一段畫壇佳話。
進入20世紀30年代,“南張北溥”之名傳遍大江南北,聲名日隆,不脛而走,他們如雙子星座般照耀著中國畫壇,成為當時畫壇最具影響力與知名度的畫家。
溥儒 春巖樹色圖
設色紙本 立軸
130×64 cm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國成立不久,溥儒藏在一艘小船里,從上海冒險偷渡至舟山群島,又從舟山輾轉赴臺。像當年赴臺的許多人一樣,溥儒認為不久即可重返故園,無奈歲月蹉跎,北歸無望。悲秋、思鄉、懷人,成了他固定不變的情緒周期。隨著年歲日增,他的書畫文學中越來越多留有念舊憶往的色彩。故妻、故友、早年的弟子,時時在念;故鄉、故園乃至江南舊游之地,都成了他一再描繪的題材。
溥儒以"北宗"山水畫馳譽畫壇,他大多數山水畫的構圖可明顯看出是從南宋的"邊角"之景變化而出,皴法也多用斧劈、釘頭,然而他的畫中,大塊的側鋒斧劈皴較為少見,畫面所體現出的是一股和諧寧靜之氣,設色淡雅,意境悠遠而耐人回味,正是歷代文人畫家所致力追求的境界。
對于書畫,溥儒屬于“無師自學”型的人才。學畫過程不是來自老師手把手的教學,也不是在畫院里接受專業的訓練。他依靠的是用眼睛去看,既觀賞外在的自然風景與生活環境,因此,他的習畫過程決定了自己的繪畫風格。
他的學生劉國松曾經說過:“可惜他是生不逢時,如果早生個三五百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清代已降,文人畫已漸趨沒落,溥先生再高的才華,只手已挽救不了文人畫的頹勢,難怪有人要稱他為“中國文人畫的最后一筆”了”。
溥儒 定軍山
設色紙本 立軸
60.5x28.5cm
溥儒筆下的花鳥畫,用筆精細周到,敷色淡雅,寥寥幾筆,即攝其精髓,令人嘆服!在他的畫中,只覺一股肅潔清雅之氣逼人而來,毫無煙火俗氣,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榮華富貴散盡之后的平淡超逸,是畫家對淡泊生活的向往。溥儒不僅書畫好,而且從小即通詞詩、詩詞典籍,他晚年在臺灣對弟子說,如果有人稱他為畫家,不如稱他為書家;如果稱他為書家,不如稱他為詩人。這不是自負,而是畫家更看重自己的詩心,同時也更說明藝術自來是詩、書、畫、印密不可分的。
溥儒身為清廷貴胄,身份煊赫,他的書畫作品在民國年間就很受追捧,其價格比單純的職業畫家高出一截;時至今日,他的繪畫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高超的繪畫技巧和獨特的氣質風格,展現了“書卷氣”的最高境界,被藏家認知、欣賞,受眾廣泛。在文人書畫體系中,“逸品”位于神、妙、能之上,而溥儒恰恰以“逸”勝之。他的作品不僅是一種藝術表現,更是一種文化傳承和人文關懷。1963年11月,溥儒在臺灣病逝,享年68歲。“中國文人畫的最后一筆”,遂成絕響。
來源:西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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