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談國內改革，留言一定會出現針對分配的質疑，認為國家不管窮人，覺得貧富差距在擴大。對于分配，小鎮之前曾提到，分配可以分為八個層次，絕非富人、窮人這么簡單，越靠前的層次對調節分配的作用更大。

關于分配，一個關鍵問題是到底什么是窮人？

月入3000是不是窮人？能夠在網上留言指責貧富分配不均的，是不是窮人呢？

窮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說自己是窮人，但如果從全國整體角度看，月入3000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是穩穩的中產，無論如何不能算窮人。（參見《》）

國家最近十幾年，對窮人的投入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計代價，只不過國家眼中的窮人，絕不是月入3000以上、還能在網絡上抱怨的中產人群，而是后20%收入者。中產想要提高收入，不能寄希望于國家傾斜性幫助，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大家可以打開統計年鑒，查看五等分人均可支配收入這一項。2023年后20%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9215元，而中間的60%分別為20442元、32195元、50220元，前20%高收入組則為95055元。

注意這是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個人收入扣去稅費之后的余額，月入3000，已經達到前60%的水平，相當于后20%人群的三倍收入，又怎么能算絕對意義上的窮人呢？

的確，富人、財富自由人群、金融圈等高收入人群，相比普通工薪階層，確實占據了更多資源；可從全國范圍看，最大的分配不平等，恰恰是城市相對農村的不平等，如果要調整貧富分配，最需要做的是大幅削減城市投入，轉移到農村，可如果這樣做了，現在網絡上呼吁調整貧富分配的，又有多少能堅定支持國家呢？

看看地區間轉移支付就知道了，今年國家表示要強推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就有不少反對的聲音。但如江浙等傳統糧食主產區，現在耕地面積大面積減少，如果不是北方五省區近幾年開墾了超過2億畝耕地，18億畝紅線早就守不住了，但誰都知道，糧食生產又苦又累，還嚴重制約當地其他產業發展，如江浙等糧食主銷區地區，又憑什么不補償呢？但真要補償，提高糧食售價，又有多少當地人不會抱怨？

這幾年隨著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和人口流動，地區差距有所縮小。東部、東北、中部、西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最高的東部較最低的西部，從2017年的1.66倍，縮小到2023年的1.6倍，而東北、中部、西部也更為接近。

關鍵還是城鄉之間的差距，比如農村，后20%的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23年僅為5264元，而城鎮后20%則為17478元。

對國家而言，調整分配，更優先的是調節城鄉分配，是拉動后20%人群的收入，而不是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月入3000以上的中產人群。只是城鎮中產人群在網絡上擁有壓倒性的話語權，而這十幾年生活改善巨大的后20%尤其農村低收入人口，極少在網絡上發言，就顯得好像國家不重視分配。

治大國，難度很大，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難度越來越大。

人民二字太過籠統，利益訴求越來越多元化，到底優先滿足誰呢？

任何國家進入較高收入階段，也就是小康社會，都會碰到人民訴求更加多元的挑戰，而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規模巨大，導致問題最為復雜

我們可以設定幾個維度，比如收入、教育、醫療、環境、公平、閑適等多個維度，這些維度還可以增加更多，但僅僅六個維度已經很復雜了，觀察下從低收入到高收入階段，民眾訴求的變化。可以參考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當處于低收入階段時，人民訴求相對單一，無非就是要解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最低一級的“生理需求”，也就是吃飽穿暖，如果普通老百姓一年到頭能吃頓餃子、喝上一口劣酒，那已經是幾千年來的盛世了。

這時候人心很容易達成一致，經濟和生產力是重中之重，什么閑暇、環境、教育、醫療等等都可以先放在一邊，因為根本顧不上。

而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更高的需求階段，人的訴求變得多樣化，部分人開始追求教育、醫療，追求更好的衣食住行，比如在城鎮化率低于30%的上世紀70、80年代，城鎮和農村的訴求截然不同，但這時候的分歧還比較有限，就算城鎮人口更高的訴求，在今人眼中，也不算什么高需求。

然而到了較高收入階段，也就是自1990年代整體上開始進入小康社會，不同人群對“發展”的定義就出現分化，而且差距越來越大，這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疆域大國就變得更加突出。

比如，有的人更在意閑暇，要求不要繼續卷了，要抵制加班，但有的人更在意收入，只要收入更高，工作環境惡劣、加班、辛苦等等都不算事；還有對環境的需求，有錢人更渴望藍天白云，而很長一段時間，并不富裕的人群并不在意環境，或者也顧不上，只是隨著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向高收入階段沖刺，全民對環境的訴求開始發生轉變，普遍要求更好的環境，這也是國家推進環境治理的人心所向。

這也是理性的利益訴求。因為越是收入低的地方，往往自然環境更加惡劣，如果環境進一步惡化，只會更艱難，而且富人更有能力避險，就算水土污染，也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或者干脆移民來獲得更好的生活環境，反而窮人避不開、躲不了。尤其2012年全國范圍霧霾爆發之后，整治環境漸漸成了全民的普遍共識，但就算在這一共識下，仍然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博弈，比如高度依賴鋼鐵等高排放工業的地區，為了維護環境，犧牲巨大。

這幾年，“一問三不知”的馬科長，在網絡上的形象也開始出現變化。從2011年剛被采訪時被全網嘲笑，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理解馬科長，認為他最起碼護住了當地的鋼鐵產能。

其實并不是輿論轉變，而是隨著中國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民數量激增，開始從世紀初的精英化逐步全民化，尤其網絡傳播方式也發生了轉變，一些曾經不被關注的聲音得到了更充分表達。

現在的中國是全球的縮影，唯一不同的是，得益于對最赤貧人群的持續幫扶，中國已經歷史性地消滅了赤貧。這可以從瑞信銀行每年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得到佐證，該報告將全球分為富裕、優渥、小康、適宜、溫飽、貧困、赤貧七檔，中國是第三檔小康組別的最大規模經濟體，而且2022年時，全球財富10分位，中國幾乎為零，而且在全球50到90分位的中產部分，中國占據了全球的一半。

注意下圖為了讓美歐數據不至于太難看，瑞信銀行調整了90分位以后的區間。（參見《》）

但就算這樣，從20分位到100分位，每一個分位都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中國人的訴求太多元了。

后40%的人還在追求經濟和收入，中間的人希望更加平衡工作和生活，希望能夠在收入上漲的情況下過的更加閑適，而高收入人群也有更多需求，經濟、收入已經不是這個群體最核心的訴求了，比如渴望更高水平的服務消費，而國內服務供給不足，于是高收入人群開始出國消費，就體現為中國巨額服務貿易逆差。

還可以繼續用馬斯洛需求層次模型來對照。

低收入階段，絕大多數人停留在滿足溫飽的“生理”層面；等經濟得到發展，有一批人先富裕起來，就開始重視安全訴求，渴望獲得財產權的保護，希望法治和社會治理更加穩定；再繼續發展，就出現了社交與歸屬的需求，體現在十幾年前各類社交網站、平臺大發展，亞文化圈開始抱團，如LGBT+等少數群體渴望獲得社會的認可。

再往上，到了新世紀，年輕一代對創新自由、職業多元化的需求開始加強，不滿足于既定的軌道，希望更多探索人生的可能。

如此復雜的利益訴求，導致決策和治理變得極為復雜。

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城市交通。

城市交通無非汽車、公交、兩輪和步行，但不同城市風格大不一樣。

比如南方有的經濟發達城市，當地有比較發達的汽車產業，圍繞汽車產業形成了非常龐大的相關產業和就業，這當然是重大民生，所以在城市規劃上，更傾向于汽車出行優先，支持更多購買本地生產汽車，促進本地汽車產業發展，這不能說錯。

但擁有小汽車的仍然是少數，更多數民眾出行要靠公交和兩輪，尤其依靠電動自行車，而這類汽車出行優先的城市，慢行系統發展滯后，兩輪出行經常受到限制，有的城市還曾經試圖全面禁止，但在巨大的反對下不得不實質擱置。

兩輪出行是中國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尤其在溫度較高的南方，這當然是民生。但站在其他民眾角度呢？比如開車出行的，兩輪車輛亂停亂放、違章行駛，這帶來很大風險，這對行人也是不利的，要求加強整頓兩輪出行也沒錯。

然后是公交出行，這也是國家要求推進的，但隨著城市越來越大、出行方式越來越多元，公交普遍嚴重虧損。

如果加上出租車、網約車等等，利益關系就更復雜了。

上述這些人，無論是汽車工業從業者，還是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的，有誰不是人民？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肯定不能一刀切的傾斜某一方，可如果要搞平衡，很可能最終哪一方都不滿意。

疊加更多其他多元訴求，就變得更加復雜了。

比如城鄉之間的矛盾，現在國家一年往三農投資幾萬億，雖然因為脫貧是絕對的社會正確，很少有人公開反對，但也能看到，總有聲音質疑國家往貧困地區的投資太過低效，質疑為什么不把人強行遷移，甚至懷疑這里面存在利益輸送等。

而在勞資問題上，勞動者質疑資本剝削，而老板也抱怨國家太傾向于勞動保護，美資等外資也曾以撤資要求國家停止對勞動者的傾斜性保護；更具體的，都說外賣騎手不容易，可是如果提高外賣配送單價，又會有多少人放棄下單？

類似分歧，還有很多很多。

商品房業主希望維持房價上漲，而保障房群體希望擴大低價房供給，這是資產增值和居住權之間的博弈；買了學區房的家長反對教師輪崗，而更多的普通家庭要求打破學區的教育壟斷，這又誰對誰非？

在醫療上，如果要兜底、提高全民醫療水平，令醫療更加公平，DRG控費等改革是必然的，但相對而言，重癥、罕見、復雜并發癥患者肯定意見非常大。

養老方面，年輕人質疑已退休人群年年漲工資，質疑體制內退休金太高，可是站在已退休人群、體制內角度，又會怎么想。各方面的意見和訴求都是正當的，可是聽誰的、不聽誰的？

這就是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訴求多元化，各方都站在道德或法律高地，沒有誰必然錯、誰必然對，正因為訴求的多元，導致對任何群體的微小讓步，都可能引發其他群體的風險，于是政策在解決某些矛盾的同時，大概率引發新的矛盾。

已經不可能像低收入階段時，有一個相對完美、皆大歡喜的答案，只能尋求達成最小共識，達成一個相對最優的妥協，容忍局部合理范圍內的沖突，而這種最優的妥協，一定是各方都不滿意。

也正因此，在面對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已經不可能靠大放水、大刺激這樣的大開大合去解決問題，大開大合大概率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也只能更多靠細節調整，穩中求進的擴大最小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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