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安汽車泰國羅勇工廠正式投產。這座投資約100億泰銖(20億元人民幣),年產能10萬輛的工廠(二期將擴展至20萬輛),不僅是重慶首個海外新能源汽車整車工廠,也是國內車企扎根泰國及東南亞的縮影。
比亞迪在泰國車展訂單量首超豐田,上汽、長城、吉利、廣汽、奇瑞、哪吒等車企也紛紛落子,在泰國電動汽車銷售排行榜上,前四名均為中國品牌,前十名中有8個品牌來自中國。
泰國作為東盟核心樞紐,憑借右舵車市場規模及自貿協定網絡優勢,助力中國車企規避中美關稅壁壘,同時撬動東盟、澳新及中東等區域消費潛力。
然而,這場“出海”暗藏驚濤駭浪。
地緣政治成為最大變量,美國若將泰國制造視為“中國制造”,調高關稅,中企成本優勢將瞬間瓦解;而泰國自身政策搖擺風險加劇、日韓車企反撲(占據東盟80%市場份額),更讓中企陷入“夾擊”。
在大國博弈與產業重構的夾縫中,中國車企的泰國“賭局”,既是突破封鎖的“破壁之戰”,也是檢驗全球化能力的“生死實驗”。
若成功,泰國將成為中國車企全球化的戰略支點;若失敗,則可能陷入“產能泡沫”與“地緣陷阱”的雙重困局。
國內車企搶灘泰國反映的趨勢
曾幾何時,泰國是日系品牌的“后花園”。日本豐田、本田等汽車品牌在泰國已經深耕60余年,為其帶來較完整的汽車產業及配套體系。
近年來,中國車企紛紛赴泰國投資建廠,削弱日系車長期以來的主導地位,通過新能源技術重塑泰國及東南亞的汽車產業格局。
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上汽、長城汽車、比亞迪、廣汽埃安、長安、奇瑞和哪吒在內的7家中國車企在泰國建立工廠,規劃總產能超60萬輛,并帶動420家配套企業落戶,覆蓋研發、生產、銷售、服務的全鏈條,形成“東南亞資源-中國技術-全球市場”閉環。
全球供應鏈重構與中美博弈交織的背景下,中國車企集體涌入泰國,既是一場規避關稅壁壘的“技術性突圍”,也是一場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平衡的復雜博弈。
首先,供應鏈區域化與“中國+1”戰略的深化。
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導致歐美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高關稅,迫使中國車企尋求規避關稅壁壘的路徑。
泰國憑借產業、區位與政策的多維優勢,成為中國新能源車企出海的理想之選。
作為東南亞最大汽車生產國,泰國年產能超 200 萬輛,擁有覆蓋整車制造、零部件生產及研發測試的完整產業鏈,“亞洲底特律” 的產業底蘊為中國車企提供 “即插即用”的落地條件。
在交通區位上,泰國地處中南半島中心,發達的港口與公路網絡可輻射老撾、柬埔寨等周邊國家,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 10 億人口規模的全球右舵消費市場,助力車企開拓右舵車海外版圖。
政策層面更具吸引力,泰國政府推出“30?30” 政策,目標 2030 年零排放汽車占比達 30%,通過減免電動汽車整車及零部件關稅、補貼購車等舉措,釋放市場紅利,吸引全球資本。
如,長安汽車成為首個獲批政府EV3.5 政策的品牌,享土地、稅收等全方位支持。
此外,作為東盟自貿協定核心成員,泰國制造的汽車可零關稅銷往馬來西亞、印尼等國,中國車企在泰本地化生產后,能借 “泰國制造” 標簽突破關稅壁壘,暢行東盟市場,并能間接進入歐美市場。
其次,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和標準加速輸出。
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已具備國際競爭力。
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在2025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論壇上指出:“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產品及產業鏈領先全球3—5年,這是我們走向國際市場的信心所在。”
如,中國寧德時代、比亞迪等動力電池企業占據全球超 60% 市場份額,在電芯能量密度、3C 快充等技術和成本控制上領先歐美,更以技術輸出重塑國際合作格局。
智能駕駛方面,中國 L2 級以上輔助駕駛滲透率超 60%。部分車型已實現高速場景自動駕駛。
但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卻面臨歐美技術封鎖和市場準入壁壘。
美國2024年加征中國電動車100%關稅,并要求車企使用北美本土電池材料(否則加征25%關稅),直接沖擊中國出口。
歐盟醞釀“技術勒索”政策,將補貼資格與專利共享掛鉤,試圖強制中國車企轉讓核心技術。這種赤裸裸的技術掠奪行為,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爭議。
因此,中國車企將新能源技術標準植入泰國,不僅規避了歐美關稅壁壘,還實現了從“產品出口”到“技術輸出”的躍遷。
如長安汽車計劃在泰國推廣AI輔助駕駛技術,并將布局人形機器人、飛行汽車等產業。與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等知名高校合作,開展產學研合作項目,為泰國培養本土的新能源汽車技術人才。
欣旺達在泰國投資14.8億美元建設動力電池工廠,推動磷酸鐵鋰和三元鋰電池的本地化生產,并建立電池回收體系。
比亞迪等車企在泰國建設的兆瓦閃充站,直接采用中國標準,挑戰日系主導的CHAdeMO充電標準,逐步掌握產業鏈話語權。
中國汽研與泰國汽車研究院、五洲檢驗(泰國)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新能源車安全標準、電池回收規范等中國標準國際化。
三是中國從“產品出口”向“生態出海”躍遷。
泰國工業部數據顯示,2025 年一季度,在泰注冊的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激增至 420 家,較 2020 年暴增 3 倍,占外資企業比例從 7% 飆升至 22%,直逼日系1400 家傳統供應商的 “霸主地位”。
伴隨 7 大整車企業與零部件軍團協同布局,東南亞汽車產業已現 “雙軌競速”:日系車企固守燃油車陣地、漸進混動轉型,而中國車企憑借新能源技術優勢,強勢主導智能化、網聯化新賽道。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還參與泰國本土新能源汽車生態體系的建設。
如比亞迪、特來電、星星充電、英可瑞等中資充電設備、系統供應商,與泰國本地企業聯手打造智慧充電解決方案。
名爵、比亞迪等品牌的電動出租車在曼谷普及,成為城市低碳交通的亮點。
中國車企在泰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中國車企面臨日系車企反擊的風險。
在泰國市場上,日系車企的影響力根深蒂固,建立了緊密的利益網絡。
這些車企在泰國深耕數十年,已建立覆蓋1400家供應商的龐大體系,從零部件到售后服務形成完整閉環。例如,豐田、本田的零部件本地化率超80%。
相比之下,中國車企零部件本土化率僅為40%-50%,且仍以直營模式為主,需時間構建本地化渠道。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泰國國內汽車銷量榜的前五名一直被日本品牌占據。消費者對日系品牌的忠誠度高達70%,認為其“耐用性”和“低維護成本”不可替代。
未來日系品牌可能通過價格戰或技術升級反擊中國車企,扭轉發展頹勢。
中國車企在泰國 “生態出海” 雖已見效,但打破日系主導格局仍需長期發力。
未來將聚焦三大方向:2026 年實現零部件本地化率 50%,提升供應鏈效率;主導東盟新能源車標準制定,輸出中國充電、回收等技術規范;推廣光伏工廠與電池回收體系,助力泰國達成 2030 年 EV 銷量占比 30% 目標,深化互利合作。
此外,泰國政策波動也會對中國車企帶來的短期壓力。
如泰國政府提高補貼門檻(如電池容量要求升至50kWh),并計劃取消進口電芯抵充本土化率的政策,2025年后車企需進一步提高零部件本地化比例。
當然,對中國車企影響最大的還是中美博弈。
泰國作為東盟國家,長期奉行“靈活平衡”的外交政策,試圖在中美之間尋求利益最大化。然而,若美國持續施壓泰國限制中國投資或要求其加入“去中國化”供應鏈聯盟,泰國的決策將面臨多重挑戰和權衡。
如,中國車企在泰國設廠的部分動機是規避歐美對中國產汽車的高關稅(如歐盟反補貼調查、美國加征關稅)。
一旦擴大關稅適用范圍或強化原產地審查,中國車企借道泰國出口的車輛,將因電池、芯片等核心部件依賴進口,被判定為 “中國制造”,大幅推高關稅成本。
事實上,泰國已于 4 月 28 日要求廠商提供原產地證明書,嚴查生產成本及合規性,直指中國車企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率不足的痛點。
更嚴峻的是,泰國或通過降低外資持股門檻、稅收減免等政策,優先扶持日韓車企與本土企業如 Siam Canning,意圖倒逼中國車企提高本地采購比例,這無疑將擠壓中國品牌的市場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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