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河南省重要的七零后學者之一，張延文的學術研究成果豐富，也具有鮮明的特色：領域跨躍詩學與敘事學，在從事文學研究的同時還是一位詩人，出版有學術專著《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也編著有《馬新朝研究》《欲望之源——墨白<欲望>三部曲研究》等書籍，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新時期詩群與詩歌流派研究、小說敘事研究和中原詩群研究等三個方面。對于這樣一位成果頗豐的學者，目前還沒有專門梳理張延文學術研究脈絡，研究其學術貢獻和特征的論文。那么張延文對于詩學和小說敘事研究的跨界，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其早期的詩群與詩歌流派研究與近年來的中原詩群研究有哪些聯系和不同？在詩歌研究之外，他的小說敘事研究又有哪些建樹和突破？本文對以上問題進行分析，并試圖總結出張延文學術研究的特征和獨到之處。

新時期詩群與詩歌流派研究是張延文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后以《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出版，是他詩群與流派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這一時期和領域的研究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特征。

自韋伯以來，社會學家開始將社會看作是群體和組織形成的社會網絡。張延文在《新時期 詩群流派研究》中就指出，詩人群體是從社會學角度來進行命名的。在本書中，社會學成為他研究的主要視角和方法。張延文在知識分子寫作詩群的研究中，使用了諸多如“身份”和“認同”等社會學概念，注重對其身份的考察，因為“知識分子詩群”的總體風格與社會身份和認同密切相關。張延文對知識分子詩群的社會身份和認同進行了論述，認為他們具備知識分子的身份，而且“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屬性，并主動認同這種文化身份，在具體詩歌寫作活動中加以實踐。”[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51.]

在現代社會學誕生之前，人們都以個人行為來解釋社會現象。在涂爾干等社會學家之后，人們將社會當作一個客觀性的領域，而韋伯不僅注重對社會組織的研究，更闡釋了社會觀念與理想中的物質和權力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張延文詩歌研究的社會學視角不只體現在社會群體和組織的準確把握上，更體現在他分析了詩歌現象背后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利益訴求，進而闡明了單純詩歌現象背后的深層動因。他還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分析影響詩群、流派命名的外部力量，將之細分為：意識形態的力量、民間的力量、批評界的力量。在此之外，他還進一步分析了資本的力量和西方強勢文化的入侵，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生活的多元性的洞悉。

社會學與政治學有著深刻的聯系，張延文的宏觀詩學研究也會從社會學轉移到政治學的視域。如面對世紀末發生的詩壇裂變，張延文指出其是中國詩歌由“政治詩歌”到“詩歌政治”的轉換，進而分析出整個九十年代詩壇中的詩歌運動、民刊策略等等背后的政治含義。他在對第三代詩人價值與意義的分析中，也注重對其文本的社會性特征給予發掘，如他認為：“‘第三代詩人’群體流派的寫作指向當中可以發現其內在的主旨，仍然是一種現代性的追尋，對于個體價值的指認，個人生命自由和個人存在意義的確認，一種個體主體性的內在要求的深入和細化。”[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35.]但他并沒有止于這種現代性，而是進一步揭示了現代性的復雜性。他結合中國社會現實，認為第三代詩人“個人主體性的獲得是在喪失部分社會功能的前提下獲得的。”[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38.]張延文在這里揭示了個體和社會之間關系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二者在90年代的詩歌寫作中不可得兼，也是對90年代中國社會狀況的反映。這正是他從社會學角度對于第三代詩人的洞見。

社會學的研究視角，不僅聚焦于宏觀，同樣也注重對文本的微觀細讀。如他通過文本細讀發現了詩人文本之間的相互影響，群體之間的相互滲透，如“新傳統主義”對“知識分子寫作”帶來的影響。

張延文不僅通過文本細讀發現影響，還通過對具體的文本分析來完成文學史既定論述的顛覆。九十年代詩歌流派或群體的命名及詩學主張，與其具體的詩歌創作實踐并不完全相符，這構成了中國當代詩歌流派及群體的復雜性特征。作為一個自身也進行詩歌創作的研究者，他通過對詩歌的文本細讀來分析詩歌群體內部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如對民間寫作詩群的分析中，他指出真正富于創新精神更具代表性的民間寫作，不是韓東、于堅等民間寫作群體的代表性詩人。他對于堅具有民間精神的詩歌理論“拒絕隱喻”進行分析時，注重從文本層面來尋找與其相矛盾的地方。通過對于堅詩歌《對一只烏鴉的命名》的分析，他歸納出于堅的詩歌寫作慣于營造隱喻的策略。對這樣一首詩的分析，具有十足的典型性。因為烏鴉正是史蒂文斯《看黑鳥的十三種方式》中的主角，而后者正是因為隱喻手法的超絕成為經典。于堅對烏鴉的寫作也無法排除史蒂文斯的影響。張延文指認出詩中的隱喻，認為其不僅脫離了口語范疇，而且“脫離了直接的生命意識，成為一種文化的衍生物。”[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57.]

這樣的文本細讀，成為了對于堅的“拒絕隱喻”詩學觀念的一種有效解構。而與此同時，他通過對伊沙、沈浩波的詩歌細讀，分析出了他們詩歌對隱喻的消滅，對事物象征性價值的徹底消解。張延文將之歸納為對詩歌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深層價值和意義的放棄：“他們在文本里追求語言帶來的快感，生理的快感超過了精神的追求，而且將是否會帶來社會的道德價值方面的不良影響放在一邊。”[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57.]這一解讀可以說是對文學史固有觀念或常識的顛覆。而這樣的顛覆通過文本細讀和深入的分析來完成，具有非常強的說服力。

張延文在宏觀社會學的視角下展開的文本細讀，使他的詩歌研究不僅僅是對文本的解讀和闡釋，也成為一種文本社會學。他對于詩歌現象的命名也體現出一種社會學的嚴謹性。由于張延文也從事詩歌寫作，對于詩歌圈子有較為深入的了解。他將對詩人日常生活中的了解也放進對其詩歌文本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研究模式。這樣的研究模式，使他的文章中不僅有詩，更有人，有對詩人研究者之間關系的感性呈現。但張延文并沒有因為情感的介入而過分情緒化和主觀化。他將“下半身寫作”“垃圾派”等詩潮稱為崇低詩潮。這一命名與崇高相應對，只反映一種美學態度和社會思潮，而并不帶有道德色彩。這使張延文的詩歌研究又具有一種嚴謹性。

張延文關于地域性詩歌群體的研究，也是自《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開始的。在這本書中，他認為詩歌的地域性書寫與個體性凸顯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個體意識和日常生活場景之間的關系。在這樣一種關系中，恰恰是地域性構成了一種個體性。這與他后來對中原詩群的個體詩學研究理念相契合。

他在研究第三代詩歌時就認為其重要特征是“使得那些早已成型的文化意象日漸讓渡于帶有個人色彩的、充斥著地方方言和地方景觀的日常化描寫。”[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20.]而地域化特征的凸顯，也與去中心化的時代密切相關。張延文指出：“和社會的主流文化意識形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甚至采取逆反和對抗的方式來獲得個人主體性的確立，已經成為一種大的趨勢，這種邊緣化是主動性的，或者說是有意為之。”正是第三代詩歌的這處自我邊緣化的立場，與中心的有意疏離，使其詩歌的地域化特征得以加強。張延文概括為：“‘第三代詩群’的地域性特點，也是和這種分散化的現實密不可分的”[ 張延文.新時期詩群流派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38.]。網絡時代的到來，并沒有對地域詩歌構成顛覆。張延文認為，網絡帶來的虛擬生活，反而讓詩人更好地反觀自身的現實境遇，使其寫作更具備地域性特征。

但地域性詩歌的價值并非絕對的，也不是按地域來劃分詩歌群體就具有文學意義。張延文在論述過詩歌群體的地域性特征之后認為，地域屬于詩歌本體之外的次級因素，更重要的是創作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詩歌作品。這種對地域性詩歌和地域詩群價值的辯證思考，呈現了其詩學研究中的嚴謹態度。也因為有這種對于地域文學價值的辯證，他后來的中原詩群研究，并不是純粹因為他身居中原，而是還有更多文學意義和價值方面的考量。

雖然張延文的學術研究是從詩學開始，但在2010年左右，他逐漸開始小說敘事研究，寫下了許多小說敘事研究的論文，與作家墨白做了多次對談，有諸多獨到的見解。他的小說敘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墨白小說研究上，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對于小說敘事的研究，張延文同樣非常注重文本的細讀。在對墨白小說個案的研究中，張延文細讀了《風車》《手的十種語言》《重訪錦城》《一個做夢的人》《欲望》三部曲等小說，通過具體文本來佐證自己的分析。

張延文分析《風車》時，將之界定為隱喻性敘事，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但從表面上看來，這篇小說的文字呈現出一種客觀冷靜甚至是冷峻的風格。張延文通過對故事的復述，從小說故事結構層面來印證自己的論斷；還通過細讀，從小說細節中尋找隱喻性的象征。如張延文專門寫了社員們在挖地時挖到陶罐，隊長砸碎后出現了一個女性陶人。張延文認為這是隊長“原始欲望發生的象征物”。這一發現，也使他對小說隱喻性敘事甚至魔幻現實主義的定位有了有力的佐證。

對《重訪錦城》的分析，也體現了其文本細讀的能力。他在《重訪錦城》的故事結構中，發現兩條線索，即外在的和隱含的線索；還從譚漁和雷秀梅穿過馬路進入紅色的士的段落中，發現了小說敘述上的斷裂。但張延文的文本細讀沒有止于文本，還使用了大量的理論話語來對具體文本進行分析。在對《重訪錦城》文本細讀的基礎上，他不僅運用了新批評派對文學語言的分析方法，還通過對敘事學的概念“信源”“信息接受者”“訊息”等的使用，分析出小說文本中所包含的冗余和不確定的信息。這些不確定信息揭示了文本中的多個講述者，呈現出文本的復調特性。這是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而對于文學作為冷媒介的揭示又加入媒介學的理論。冷媒介和多余信息需要讀者的主動閱讀和心理回應，則出自姚斯的文學接受理論。

張延文在此文還呈現了對理論概念的化用。在他用來闡釋小說中人與世界關系之時，他借用了政治經濟學術語“獲得與讓渡”，并指出小說中這種關系是以讓渡的方式而獲得的，將一種具有形而上特征的關系變得更容易理解。通過對這一概念的化用，張延文打破了理論話語學科壁壘，可以算作一種理論創新。在其《有意味的形式——墨白《欲望》三部曲的審美追求》一文中，對《欲望》三部曲中三名主人公關系概括為“三位一體”。這是對宗教詞匯的意義挪用，借助宗教詞匯來對現代文本進行的意義闡釋，同樣也對這一詞匯內在語義構成了更新，從中可以體現出其評論的詩性意味。

在《復調的發生與轉換》一文中，張延文使用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分析墨白的《手的十種語言》區分了文本中的我與敘事人，也區分了隱含作者和作者本人，并認為客觀立場成為小說具備復調性的首要因素。這樣的觀點也具有理論創新的性質。在對《手的十種語言》的研究中，他還認為小說中新聞報道、信件、詩歌、檔案、繪畫等的拼貼成為一種更廣泛意義的復調，論述從單純的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的視野，從文學藝術上的復調到文化價值上的復調。他還注意到小說中提到的畫作《印度壁畫》《老子歸隱圖》《伏羲創世圖》等，發現了故事主題中的人類文化史。由之他不僅對其文學敘事價值進行分析，同樣發掘出其文化詩學價值，并認為這種突破了文學局限的文化詩學，是復調藝術所希望達到的終極價值。

張延文的分析未局限于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而是針對文本，進行了理論的拓展與生成。這種研究方法一方面與理論先行和強制闡釋不同，顯示了其文學研究的文本本位思想；另一方面，他對復調藝術終極價值的判斷也構成了一種理論創新。

張延文的小說研究注重對敘事形式的剖析。如在《墨白小說敘事時間的形式和價值》一文中，他對墨白小說敘事時間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以一種隨筆式的寫作，將對敘事時間的定義，柏格森的心理時間等概念，墨白小說的文本，與墨白的對話，糅合在一篇文章中。這種非典型的學術論文，卻具有一種深刻的復雜性。因為它并不局限于個體經驗，而是從人類社會思想史的宏大的視野來理解時間，同時個人性的經驗也參與到了對時間這一重要事物的辯證認知上。他在論述敘事時間時，也通過文本而涉及到了敘事空間，并作出了“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的敘事空間是敘事時間發生作用的有效媒介”的論述，可以見到作者研究思想的辯證性。

張延文的敘事研究，并未止于形式，而是不斷探索形式背后的思想或者是二者的復雜關系。他對墨白小說的研究，就包括了敘事研究、文體研究、主題研究等多個方面。而這幾個方面的研究又存在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現象。如在主題研究方面，他側重對墨白小說中“神秘性主題”的研究，認為墨白小說對神秘的表述，不僅是敘事方法，也是敘事的態度。他從神秘性主題的生成和體現入手，將神秘性和詩性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認為墨白小說的這種詩性集中體現在隱喻和象征的使用上。《風車》和《夢游癥患者》中就充滿了詩性的隱喻和象征。

這就構成了文體研究與主題研究的有效融合。不僅如此，他的主題研究中，也有敘事形式研究。如他對敘事時間的注重，分析了記憶對于敘事時間形成的重要作用，記憶中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差別，認為這些也增加了墨白小說敘事的神秘性。除此之外，對敘事內容的文化研究，也成為主題研究的一部分，如對民間神秘文化，帶有神秘色彩的非理性主義的書寫的研究。在對這種書寫的研究中，張延文還寫下了許多有關于理性與非理性的辯證思考，使研究帶有一定的哲學意味。張延文從多個角度來對墨白小說神秘性主題進行研究，并且認為這種神秘性對于理解墨白小說的現代主義風格來說，是一把重要的鑰匙。這是他對于墨白小說研究的獨到見解，也可以看作他詩學研究向小說領域的進一步延伸。

在具體文本分析上，也可以看到張延文并未停留在單純的文學領域。他的許多研究，都以文學理論為切入點，卻沒有止于文學理論，而是往往以文學理論為線索，進入到文化理論甚至哲學領域。這在張延文對墨白的訪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與墨白的對話，從文學到哲學，從時間到空間，從現代性到后現代性，將文學話題放入到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來談。他將專業的學術術語轉換成為更加普遍化的思想話語，不再是學院對于思想話語的壟斷，呈現出其思想的深刻性。作家墨白因為這樣的對話，也有了更多小說形式之外的思想表達。這種表達讓人看到墨白文學創作的思想和意識自覺。這種直接的思想表達，對理解和研究墨白的小說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對墨白寫作價值與意義的進一步確認。

歷史思維，是人文學科學術研究中重要的思維方式，也是人文領域價值和真理判斷不可缺少的語境。張延文的研究注重歷史語境中的辯證思考。如在《理性主義精神的非理性反思》一文中，他提出了對理性的反思，而且將之放入歷史的語境中，去考察理性主義和反理性之間的辯證關系。

經過了歷史的梳理之后，他得出了無法得到實證的事物，無法直接進行不合法的判定，因為有些非實證的存在恰恰會成為現實存在合法性的保障。這一結論是高度思辨性的，其所堅持的立場也是一種更人類學的和歷史性的視角，而非一種科學主義的立場。

這樣看似與研究文本無關的純粹思辨，對文本的分析起卻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是研究者立場的一個闡釋。這種立場直接影響了對文本的社會價值評價。這種看似脫離文本的思想闡釋在張延文的研究文章中有較多的存在，但它們不能算作研究的冗余，而是構成了研究的有效補充，讓研究更為有力。這種辯證思考在他對墨白小說敘事中的時間研究中，就有所體現。他對于時間的論述中，并沒有讓自己的論述走向單一化，而是引入了關于空間的相關論述，使這一議題具有一種辯證的豐富性。

事實上，張延文的研究在注重歷史語境的同時，也注重空間地理的比較。在《“穎河鎮體系”的精神資源》一文中，對墨白小說題記中出現的詩句進行進一步的溯源，找到了它們的出處，從茨維塔耶娃、里爾克、博爾赫斯到瓦雷里等等。這一方面可以看出張延文研究視野的寬范，世界性的角度；另一方面，讓我們看到張延文對比較和互文性研究的注重。

他還專門寫作論文將略薩與赫塔·米勒等作家與墨白的小說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不僅彰顯研究者視野的寬范，而且可以看到研究者獨特的人文地理觀念，即：地方與全球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矛盾。現代性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也波及穎河鎮這樣的小地方。在現代性的語境中，地方與全球處在一種持續不斷的互動中，地方經驗不再被限制在傳統的中心化空間格局之中。在全球化的去中心化過程中，地方經驗可以直接進行全球化的對話。張延文對墨白小說中恐懼美學的確認，通過與米勒作品的比較而概括出來的，體現出了對不同作家進行比較研究的價值。

張延文對墨白與略薩、赫塔·米勒兩位文學大家進行比較研究，也反映了其對中原文學的一種文化責任感，即將地方從舊有的空間格局中解放出來，推動其全球化的一種實踐。通過把地方文學中的作家與世界頂級作家的對比，使地方也不再是封閉和排外的，生成了一種獨特的全球地方感。

張延文是河南方城人，長期供職于鄭州高校，還有他的詩人身份，導致他與河南詩人有較多來往交流。這種與中原詩群距離上的親近，使他將自己的研究領域進一步聚焦于“中原詩群”價值的發掘與闡釋上。但這并不是他詩學研究轉向唯一和最重要的原因。他早年的詩群與流派研究中，就有對地域性詩歌意義和價值的發掘和辯證性的闡釋。如果說之前的流派和詩群研究更多停留在宏觀層面，那么，對“中原詩群”的研究也就成為他流派和詩群研究的進一步細化和深化。

如果說張延文的詩群流派研究是一種宏觀研究，那么張延文對中原詩群的研究，則是一種關于詩人的個體詩學研究。從詩群和流派論到詩人論，是不同的研究路徑。但這樣的個體詩學研究，并沒有與他的群體流派研究發生斷裂，而是具有內在的聯系。他的個體詩學研究，往往是從流派或群體的追溯開始，有一種由宏觀到微觀，由群體到個體的過渡。如他早年對知識分子寫作群體和平頂山詩群的關注，進一步延伸到他對海因、森子等詩人的研究。對于森子詩歌的研究，他從對詩歌群體或流派“知識分子寫作”追溯開始，將森子的寫作歸入其中，然后再去發掘其獨特性。對吳元成的研究，也從現代主義詩群大展來切入。這是張延文詩群與流派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延續。這樣的由詩群、流派到個人的研究，使研究者對個人詩歌的特質把握更加精準。

在對中原詩群詩人的研究中，他以理論方法的多樣性結合對詩人文本的細讀闡釋來判斷其特點和價值。對待不同的詩人，他會采用不同的理論視角來進行闡釋。

如對馮杰詩歌的研究，他使用現象學等方法來進行分析，認為馮杰在《一只黃鼬的秘密》中，對事物進行現象學式的還原，回到事物發生的現場，以細節來鋪展詩性體驗。同時他還用席勒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的理論來分析，還點明其詩歌兩個重要的書寫線索是“物象”與“我思”，并指出其寫作背景為大時代和文化傳統。在具體的分析中，張延文在這一組組矛盾及其所產生的張力中分析馮杰的詩作，既寫出了馮杰詩作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又使其呈現出一定的秩序感和穩定性。

在論述藍藍詩歌特質時，他引用薩特的文學觀來解釋藍藍詩歌的“介入”，同樣也使用嚴羽的詩歌理論來闡釋藍藍詩歌里的興趣。這顯示出張延文詩歌理論運用上的打通中西和不設藩籬。他對一地雪的研究，則落腳到一種地理詩學上，發掘獨山和白河作為一種文學地理景觀在一地雪詩歌中的意義和價值。

張延文對森子詩歌的分析中，還使用到了經濟學的“不可能三角”理論，用來論述詩歌中抒情和敘事的關系問題。將這種經濟學理論挪用到文學領域，其適應性與否還值得深入探討，但從中可以看出張延文研究方法的多樣和雜糅越界。

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性，并沒有使張延文的研究脫離文本，陷入理論話語的空轉，而是對具體文本更有針對性，也就更加突出了詩人個體的獨特性。如對藍藍詩歌解讀時中西理論的混用，恰恰是因為他想要發掘藍藍詩歌地域性與國際性的雙重特征。在具體的文本細讀時，他也進行了中西詩人之間的比較，對藍藍的研究，他就從與諾貝爾獲獎者寫起。這是他研究小說的重要方法，也用這種比較方法來研究藍藍的詩作。

理論與文本細讀的結合，使他的研究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如對馮杰詩歌中鄉村景觀的理想主義色彩的揭示，對其語言的避免口語化與散文化的特征，以及弱化矛盾和避免審丑的揭示，都是富有見地的。在這種細讀分析中，張延文還指出了馮杰作為一個現代主體的詩人立場，而其對傳統田園詩的突破，就與這種現代主體身份密切相關。這也是對馮杰鄉土詩歌寫作研究的重要論述。

發掘個體詩學的獨特性，在詩人森子這里也有較多的體現。張延文在分析森子作品時，將自己的解讀與詩人的自述相互對照。這種對照并不是一種嚴絲合縫的對應，而是通過對照映射出詩人和解讀者觀點之間的裂隙。這一點解讀者并沒有掩飾。他知道對作品的闡釋不一定要跟作者原意相符。張延文在對森子作品進行解讀時會有意延宕判斷，而是不斷從詩人的一首詩轉向另一首詩，讓詩人的話語和詩本身來解釋詩。作者將詩按照時間順序來排列，對每一首詩的解釋都要首先標明其創作時間，就像是讓詩歌本身來講述關于時代，也關于時間的故事。這也是有意對應實踐詩學的標題，是作者對于森子詩歌的一種歷史化的理解。

在論文中，張延文多次提出森子在進行具有主體性意義的深入追問，又在標題中將森子的詩學命名為“實踐的詩學”，也是對森子詩歌創作的豐富、多元的特征的揭示，即：森子雖然具有詩學上的自覺意識，但并不因理論和相關主義、風格等而局限住自己的詩歌實踐。張延文將之概括為堅定的立場和不斷調整的創作姿態。這種創作姿態也可以看作森子應不斷變化的時代的一種詩學策略。正因為這種實踐大于任何主義或理論的標簽，所以實踐的詩學的定位才恰如其分。在評論森子有關沉默的詩歌主題時，他說只有發出聲音，才能打破沉默，也可以體現他實踐詩學的特征。

雖然張延文文學研究領域跨躍較大，研究方法多樣，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基于以上相關研究，可以看到他詩學研究的一貫性，在詩群和流派研究多年之后進行的中原詩群個體詩學研究，也使他的詩學研究相對完整。對于小說敘事的研究，他也側重研究墨白小說的詩學層面問題，并由之過渡到一種更具深度的思想研究。這種思想研究體現了張延文化學術為思想的能力和其思想深度。

而對于張延文學術研究的特點，則可以進一步總結為守望和越界。守望是對于詩學的守望，對于中原文學的守望。這守望中一方面有堅守，對自己研究方向的堅守；望則可以理解為一種觀察，但同時還有照看之意。對詩歌群體流派進行的研究，延續至為中原詩群的研究，就是用詩學研究的光，對自己所處地方有著一種映照。而越界，則是他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思路。張延文的小說敘事研究，就是對他詩學研究的越界。越界還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有更多相關的聯系。在小說研究中，他使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將墨白與略薩、赫塔·米勒進行比較研究，成為文學地理學上的越界。而在研究論文的書寫中，張延文的論文結構也并沒有嚴格遵循學術論文的刻板規范，而是在對問題進行闡釋論證時有諸多的旁逸斜出，像是文字的自然生長。在通過論文進行研究的同時，他也不滿足于研究者單一維度的闡釋，還在研究方法上進行越界，訪談法成為他研究的重點方法。通過對話式的訪談，他將墨白思想者的一面激發出來，讓他轉換了一種自我表達方法，成為學術研究的一種重要參照。綜合上述的特征，可以說，守望與越界是張延文文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有言: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于自見，謂己為賢”。此誠良言，為我之座右銘。

做評論，首先要立其誠，誠實于文本，誠實于內心，誠實于言辭之外，誠實于己身之外。自己說出的話，要自己相信，不能妄言。自己做出的判斷，要盡可能避免自身局限或者情緒帶來的偏見，并在行文中讓自己隱身。這既是對于作品的尊重，也是對于評論本身的尊重。

在評論中，道與術缺一不可，道是根本，術是路徑，路徑不止一條，需用心去尋，用目去觀，用行動去驗證。班固在《藝文志》中有言：“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文學的功能源于時代賦予，又超越時代而具有更深遠的價值。評論的術局限于時代和個人，其歷時性的功能源于道。

佛祖拈花，迦葉微笑，自有其不可說與不必說之處，但也得拈花達意，有緣者心領神會即可。《金剛經》有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老子》有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兩者看起來有差異之處，看似是花與果的不同，因果有時也分不清楚，也不必區分。

《老子》有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我們體察萬物時，要有一個反觀的過程，要明白善惡本是一體兩面，光有波粒二象性。

《儀禮》有言：“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茍足以達義之至也。”日常語言表情達意和書面語有所不同，這里隱含著即時與歷時性的差異，評論也有空間與時間屬性，有場域的規定與限制；不同語境下言辭是否充分合理，就有了天壤之別。有人拿一樣小玩意過來給你看，你大可以笑而不語，點頭與否全看心情；當他捧著像是寶貝，那大可敬而遠之，以免大煞風景。為人作嫁衣裳，要看對方的體態姿容，不能全憑著個人喜好，恣意而為。

無論春秋冬夏，刮風下雨或者艷陽高照，你在自家廳堂，可坐可臥，可笑可泣，也可沏一壺茶，喝多少喝什么全在心意。你到了別人的一畝三分田，就得小心則個，更何況這朗朗乾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沒誰閑得無聊去找人聽說教，當你不想說卻不得不張口，這或許就是評論者的宿命。古人凡事可引經據典，你要是必得為虛無之物打個樣，可要比古人難為情。文學乃無用之大用，評論者是言辭之外的夢幻泡影。

（原載《大觀·東京文學》2025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