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得發紫”形容一個人受寵或走紅，這種說法和我國古代的“品色衣”制度密切相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顏色的象征意義往往與社會等級、政治權力緊密相連，早在周代，中國就已形成以顏色區分身份的傳統。《禮記》記載：“天子著青衣，諸侯著赤衣，大夫著素衣。”此時的顏色等級尚未嚴格制度化，但已初步體現出“以色辨尊卑”的觀念。到了漢代，隨著官僚體系的完善，官服顏色開始與官階掛鉤，但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標準。

真正將顏色與官品系統化結合的，是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孝文帝。他推行漢化改革，參照《周禮》制定了以紫、緋（紅）、綠、青四色區分官階的制度，其中紫色為最高品級，僅限三品以上官員穿著。

五代畫家趙喦《八達游春圖》（局部），畫中八人頭戴官帽，身穿紅、紫、綠色官服，騎著駿馬在苑林中春游

唐代是中國官服顏色制度成熟的關鍵時期。首先，黃色上升為皇帝的專用色。在中國古代的色彩體系中，黃色并非一開始就是最高貴的顏色。先秦時期的禮服推崇上玄下黃，說明黑色的地位比黃色要高。從染色工藝來看，黃色染料的來源比較豐富，幾乎是所有彩色布料中成本最低廉的一種顏色。因為價格便宜，黃色在民間的應用范圍曾經十分廣泛，不僅士卒穿黃，普通人的便服也普遍使用黃色。

唐朝初年規定，皇帝與庶人都可以穿黃色衣服，但皇帝用的是色澤略深、黃中帶紅的“赤黃”，也叫“赭黃”。因為大家都屬于黃色系，在實際使用過程中很難分得那么清楚，這一點讓皇帝很是不爽。恰好唐高宗年間發生了一件事，給了皇帝一個借口，直接導致了黃色成為帝王的壟斷色。

有一天晚上，洛陽縣尉柳延穿著黃色便服外出，被一名巡官及其手下攔住盤問，指責他違反了夜行法禁。柳延沒穿官服，手底下人也不認識他，巡官便帶領手下將自己的頂頭上司給打了一頓。這事傳到了朝廷里后，唐高宗認為就是因為色彩混穿，才導致了這種以下犯上的事情發生，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及各級官吏再穿黃色。從此，黃色成為皇帝的專用色。

其次，各級官員的品色衣制度日趨完備。唐高宗時期頒布《衣服令》，明確規定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這一制度不僅細致劃分了顏色與官品的對應關系，還引入了“賜紫”制度——低品級官員若立下大功，可由皇帝特賜穿紫服，以示恩寵。詩人杜甫在《徒步歸行》中寫道：“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道出了八品小官身著青袍的寒酸。而白居易的經歷則更為典型，他初入仕途時擔任校書郎，穿的是最低等的青袍；后來升任左拾遺，換上了淺緋色官服；等到外放江州司馬，雖然品級未變，卻因是“員外同正員”而得以續穿緋袍。他在《琵琶行》中寫道：“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里的“青衫”實為文學筆法，真實情況是他的緋袍被淚水浸透，顏色更深了。這種對官服顏色的敏感，正是唐代官員身份意識的生動體現。

宋代延續了唐代的官服顏色制度，但進一步細化了色階。宋神宗時期，官服分為九等：一品至三品紫，四品至五品緋，六品至七品綠，八品至九品青。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賜紫”現象更為普遍，許多五品官員因受寵而提前穿紫，導致紫色逐漸泛濫。為了區分，朝廷又引入了“金紫”與“銀紫”——三品以上金魚袋配紫袍，五品以上銀魚袋配紫袍。這種“紫上加紫”的現象，正是“紅得發紫”這一俗語的歷史源頭——官員從穿緋（紅）到賜紫，意味著地位達到巔峰。

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了一個趣事：真宗朝有位叫李垂的大臣，為人剛直，因不肯依附權臣丁謂，多年不得升遷。有人勸他稍事逢迎，他回答說：“吾若見丁謂，不過緋衣換紫耳，然吾志豈在一襲紫袍哉？”后來仁宗即位，李垂終因正直被擢升，得紫袍加身。

明清時期，官服顏色制度再次調整。明代廢除了紫袍，改以緋色為尊，一品至四品穿緋，五至七品青，八至九品綠。而且，官服玩出了更高的花樣，“補子”橫空出世——文官要繡禽，武官要繡獸，一品是仙鶴，二品是錦雞，九品淪落到練鵲和海馬。但顏色的象征意義并未消失——黃色成為皇帝專屬，而紅色仍是高官的標志。這一變化反映出皇權專制的強化，顏色不再僅僅是品級符號，更成為皇權壟斷的象征。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陳品

編輯/陳品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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