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秦朔朋友圈

作者｜知止齋主

立夏的午后與朋友品茶聊天，談及西方文壇的盛事，自然說到了勃朗特三姐妹的傳奇。

夏洛蒂以《簡·愛》道盡女性獨立之精神，伍爾夫曾贊其“將熾熱的情感注入嚴謹的形式”；

艾米莉的《呼嘯山莊》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奇特的小說”，毛姆稱其“猶如荒漠中突起的火山”；

安妮《艾格妮絲·格雷》則被勃朗特研究專家蓋斯凱爾夫人評為“用最樸實的筆觸揭示了最深刻的真理”。

此語既出，令我頓生遐想：東方華夏文明五千年，可有這般閨秀并耀之奇觀？

初時憶及建安三曹、眉山三蘇，皆為須眉丈夫；復思卓文君、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皆孤星獨耀。錢穆先生曾嘆：“中國女性文學，多零珠碎玉，罕有連城之璧。”

正悵然間，忽憶合肥張氏四姝。

大姐元和精研昆曲，俞平伯稱其“得傳字輩真傳，曲苑正宗”；

允和《最后的閨秀》，董橋評為“民國閨閣文化的活化石”；

兆和與沈從文書信集，金介甫謂之“比《邊城》更動人的情書”；

充和詩書畫三絕，白謙慎贊其“當代文人藝術的最后絕響”。

葉圣陶曾言：“九如巷張家四才女，誰娶了都會幸福一輩子。”

西有勃朗特三姐妹以小說震撼了英倫，東有張氏四姐妹以才藝照耀了華夏。

夏志清先生曾將二者相提并論：“雖相隔百年，然皆以閨閣之身，成就不朽文章。”余秋雨亦云：“張氏姐妹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最優雅的樣貌。”

此般對照，不正是文明對話的絕佳注腳？西方才女以筆墨見長，東方閨秀以才藝稱絕，猶如日月同輝，各放異彩，共同譜寫著人類文明的華美樂章。

勃朗特三姐妹生于荒原，死于荒原，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霍沃斯（Haworth）那座陰冷的牧師住宅中度過。

油畫版的勃朗特三姐妹

她們筆下的世界——無論是《呼嘯山莊》里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狂暴的愛恨，還是《簡·愛》中羅切斯特莊園的陰郁秘密，抑或《荒野莊園的房客》里海倫·亨廷頓的悲劇——都浸透了荒原的氣質：荒涼、野蠻、自由、不可馴服。

勃朗特三姐妹與約克郡荒原的關系，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居住地”或“寫作背景”，而成為了一種精神上的共生。她們的作品、生命乃至死亡，都深深地烙上了這片荒原的印記，就像那塊生長在皮膚之下的胎記——既是宿命的標記，也是靈魂的映照。

荒原不是風景，而是一種活物，它會吞噬、會誘惑、會報復，就像《呼嘯山莊》里希斯克利夫說的：“我和荒原一樣永恒，它的風霜刻進了我的骨頭。”

勃朗特三姐妹的寫作風格同樣如此——粗糲、激烈、不妥協，沒有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常見的矯飾與溫情，而是直接撕開人性的暗面，讓激情、瘋狂和絕望像荒原上的風暴一樣席卷著讀者。

約克郡荒原既困住了勃朗特姐妹，也成就了她們。霍沃斯的生活閉塞、貧瘠，疾病（肺結核）像幽靈一樣纏繞著這個家庭。她們的兄弟勃蘭威爾酗酒、墮落，兩個姐姐瑪麗亞和伊麗莎白早夭，而三姐妹自己也在盛年相繼離世——艾米莉30歲，安妮29歲，夏洛特38歲。

荒原的殘酷，像宿命一樣壓在她們身上。但正是這種殘酷，讓她們的寫作充滿了一種近乎殉道的力量。

｜劇照

艾米莉的《呼嘯山莊》尤其如此——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的愛情不是浪漫的，而是像荒原上的荊棘一樣，帶著刺，流著血，卻依然瘋狂生長。而在她們死后，荒原既吞噬了她們，也讓她們成了永恒。

勃朗特三姐妹的墳墓就在霍沃斯的教堂，緊挨著荒原。她們的肉體歸于塵土，但她們的精神卻像荒原上的石楠花一樣，年復一年地重生開放。

今天的約克郡荒原，早已和勃朗特姐妹的名字綁定——游客們走在荒涼的小徑上，尋找著《呼嘯山莊》的原型“高頂山莊”（Top Withens），或站在霍沃斯牧師住宅的窗前，想象她們當年如何在這里寫下那些震撼世界的文字。此時的她們成了荒原的一部分，而荒原也成了她們的一部分。

胎記是出生時帶來的，無法抹去。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學、生命與約克郡荒原的關系，正是這樣一種精神胎記——她們的靈魂被荒原塑造，而荒原又通過她們的筆獲得了永恒的表達。

就像《簡·愛》里說的那樣：“我貧窮，卑微，不美麗，但當我們的靈魂穿過墳墓，站在上帝面前時，我們是平等的。”

合肥四姐妹——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與蘇州園林、昆曲水磨調、徽州老宅的關系，早已超越了“閨秀”或“才女”的簡單定義。

她們的生命軌跡，就像那宣紙上的墨跡，暈染開民國江南最后的文人底色，成為那個時代無法復制的精神胎記。

合肥四姐妹生于晚清官宦世家，長于新舊交替時代的民國。父親張武齡是一個開明士紳，母親陸英出身于揚州鹽商家族，家中藏書萬卷，日常昆曲繞梁。她們從小浸泡在詩書、曲韻、筆墨之中，像四株不同的植物，在同樣的水土里長出迥異的姿態：

元和端莊持重，一生癡迷昆曲，最終嫁給昆曲名角顧傳玠，成為“曲人”；

允和靈動慧黠，與語言學家周有光相伴七十載，晚年仍能即興賦詩；

兆和倔強清冷，與沈從文的愛情如湘西山水般跌宕，最終在文字中彼此成全；

充和淡遠超脫，旅居美國半世紀，卻始終以毛筆寫小楷，自稱“合肥老四”。

她們的教養與才情，是古典中國的最后一抹余暉，就像那園林中精心修剪的梅枝，既遵循古法，又暗藏鋒芒。

蘇州園林既是她們的襁褓，也是她們的囚籠；九如巷的張宅，假山曲水，花窗映月，既是她們的樂園，也是她們的界限。兆和曾在信中抱怨：“家里太靜了，靜得能聽見繡花針落地的聲音。”

充和晚年回憶：“小時候練字，墨磨得太濃，先生就罰我抄《靈飛經》，抄到手指結繭。”

這種精致的禁錮，讓她們早熟而敏感。她們終其一生都在逃離，又終其一生都在回歸。

1937年，日軍轟炸蘇州，張家舉家逃難。充和在重慶的防空洞里寫詩：“亂世飄零雁，孤燈照影深。”元和與丈夫流離失所，一度靠典當戲服維生。允和帶著兩個孩子輾轉西南，途中幼女夭折。

四姐妹在家中下棋

但她們骨子里的文人韌性讓她們活成了傳奇：兆和在沈從文自殺未遂后，咬牙撐起了全家；充和在耶魯大學教書法，洋學生尊稱她為“中國文化的活化石”；允和80歲仍在編輯《水》雜志，笑稱“我是周有光的標點符號”。

2002年允和去世（1909年7月25日—2002年8月14日，93歲），2003年元和（1907年11月26日－2003年9月27日，96歲）、兆和（1910年9月15日—2003年2月16日，93歲）相繼離世，2015年充和（1914年—2015年6月18日，101歲）長眠于異國他鄉。

她們帶走了：元和的水袖身段，允和的即興詩才，兆和的清冷筆鋒，充和的“小楷如蟻”。突然發現，她們死后，江南的魂也漸漸地散了。

今天的蘇州九如巷成了旅游景點，游客摩挲著褪色的花窗，卻再也聽不見當年姐妹們的聯句唱和。

勃朗特三姐妹的胎記是荒原給的，野蠻而永恒；合肥四姐妹的胎記是墨汁染的，清雅卻易逝。

正如張充和所寫的那樣：“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她們用一生的時間，在宣紙上慢慢暈開，最終與那個消失的江南融為了一體。

勃朗特三姐妹（夏洛特、艾米莉、安妮），約克郡荒原的風暴、石楠、沼澤是她們的精神底色。

荒原沒有邊界，只有無盡的天空與泥濘的小徑，從而孕育出《呼嘯山莊》里希斯克利夫式的狂暴，與《簡·愛》中孤絕的反抗。

《簡·愛》劇照

合肥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蘇州園林的曲廊、假山、墨池是她們的教養框架。

一磚一瓦皆含章法，一筆一畫暗藏機鋒。她們在九如巷的深宅里讀《牡丹亭》，臨《靈飛經》，最終將古典韻律帶進了那個亂世。

荒原催生破壞與重生，園林講究克制與留白。西方三姐妹的文字像荒原上的荊棘，刺破虛偽；東方四姐妹的才情如案頭盆景，以小見大。

勃朗特三姐妹的父親是清貧的鄉村牧師，母親早逝。她們在荒涼教堂旁自學寫作，用稿紙來對抗肺結核與性別歧視。

合肥四姐妹的父親張武齡捐資辦學，母親陸英精通昆曲。她們在藏書樓與戲臺間長大，卻必須面對戰亂、流亡與亂世的碾壓。

西方三姐妹的創作是生存的吶喊，東方四姐妹的才藝是教養的余韻；一個主動地撕開時代，一個被動地承載時代。

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夏洛特暗戀過有婦之夫，艾米莉終身未婚，安妮的婚姻短暫如曇花。她們筆下的愛情（如羅切斯特與簡·愛）總是在撕裂中尋求平等。

合肥四姐妹中張元和下嫁“戲子”顧傳玠，張允和與周有光相伴七十載，張兆和與沈從文愛恨交織，張充和遠嫁漢學家傅漢思。她們的婚姻是文人傳統的現代變奏。西方愛情恰是靈魂的暴風雨，東方婚姻猶如文化的接力賽。

對勃朗特三姐妹來說，小說是她們的武器。《簡·愛》控訴階級與性別，《呼嘯山莊》揭露人性原始力。

對合肥四姐妹來說，昆曲、詩詞、書法是她們的呼吸。充和的小楷，允和的散文，兆和的編輯生涯，元和的曲譜，如今皆成了絕響。西方用長篇小說來撼動世界，東方以小品隨筆來滋養光陰。

勃朗特三姐妹在霍沃斯教堂的墓碑已成為圣地，荒原因她們而永恒；合肥四姐妹在九如巷的老宅擠滿游客，充和的毛筆擱在了耶魯博物館。西方三姐妹活成了文學符號，東方四姐妹散作了文化塵埃。

勃朗特三姐妹的胎記是荒原烙下的，帶著血性與宿命；合肥四姐妹的胎記是墨汁暈染的，含著隱忍與無常。

但她們同樣：在禁錮中尋找自由（牧師住宅/深閨繡樓）；用才華對抗時代（小說/昆曲）；死后成為文化坐標（霍沃斯/九如巷）。正如艾米莉的“我比上帝更永恒”與充和的“一曲微茫度此生”——一個要燒穿黑夜，一個愿靜守晨光。

勃朗特三姐妹與合肥四姐妹，一個生于19世紀的英國荒原，一個長于20世紀的中國江南。

她們的生命軌跡截然不同，卻又在精神深處形成奇妙的共鳴。在當代社會——一個被算法、快消文化和身份焦慮裹挾的時代——她們的故事又能給我們什么啟示？

勃朗特三姐妹在閉塞的牧師住宅里，她們用想象力鑿開一扇窗，將荒原的野性轉化為文學永恒；合肥四姐妹在戰亂與流亡中，她們仍堅持唱曲、寫字、作詩，把江南文脈帶進現代。

今天，我們被短視頻、熱搜和即時反饋馴化，注意力成了稀缺資源。但真正的精神成長恰恰需要深耕——像勃朗特姐妹那樣專注寫作，或像張家姐妹那樣數十年臨帖不輟。慢，才是對速朽最有力的抵抗。

勃朗特三姐妹最初以男性筆名出版作品（如“柯勒·貝爾”），因為19世紀的文壇不相信女人能寫出《簡·愛》；合肥四姐妹她們雖出身傳統世家，卻主動求學、逃婚、留學，甚至引領文化潮流（如充和在耶魯傳授書法）。

當代女性仍面臨“玻璃天花板”和“性別標簽”，但勃朗特三姐妹和合肥四姐妹卻在證明——才華無需許可。她們不等待世界準備好，而是直接創造出了自己的規則。

勃朗特三姐妹雖然都早逝了（均未活過40歲），但她們的文字比生命更長久；合肥四姐妹雖然歷經戰爭、文革、移民，卻始終以詩書曲畫作為錨點。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疫情、戰爭、AI沖擊、經濟波動）。但勃朗特三姐妹和合肥四姐妹告訴了我們：真正的家園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寫作、藝術、學問——這些才是亂世中的“隨身國土”。

勃朗特三姐妹用哥特小說顛覆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教條；合肥四姐妹以昆曲、書法對話西方，讓古典美學在全球生根。

今天的許多人正在陷入“傳統vs現代”的二元對立——要么全盤復古，要么徹底西化。但這兩組姐妹恰恰為我們示范了“創造性繼承”：勃朗特三姐妹將荒原神話轉化為女性敘事，合肥四姐妹用毛筆書寫英文詩。一定意義上來說，傳統不是枷鎖，而是跳板。

艾米莉·勃朗特終身未婚，與荒原共舞，寫出了驚世駭俗的《呼嘯山莊》；張充和晚年獨居美國，仍每日晨起磨墨，自稱“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在這個“社交貨幣”至上的今天，孤獨常常被視為一種缺陷。但東西這兩組姐妹皆向我們證明：真正的創造往往誕生于孤獨。不必恐懼“不合群”，有些花朵只在寂靜中綻放。

勃朗特三姐妹的荒原，是精神的試煉場；合肥四姐妹的園林，是文化的庇護所。而今天的我們，站在數字時代的十字路口——可以選擇被流量馴化，成為數據的附庸；也可以像她們一樣，在荒原上種樹，在園林里開窗，用專注、才華與孤獨，靜心地守護著屬于自己的“精神胎記”。

正如張充和所寫：“不隨時俯仰，自得古風流。”——這或許就是跨越時空的答案。

No.6356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知止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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