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導師的新著《做田野》，忽然想起，第一次跟著楊老師做田野是在2005年。20年過去，我這個師門不成器的學生沒能走上學術之路，但“做田野”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準則，已經影響了我的工作和人生。

研究生畢業(yè)時，楊老師臨別的叮囑是，“希望你能有獨立工作的能力”。當時不甚明白，后來我當調查記者、在互聯(lián)網大廠做HR、到藝術圈帶團隊、成立藝術策劃工作室……換了很多行業(yè)和賽道，也許有人覺得這樣不安定，沉不下來，我卻始終享受這種在路上的感覺，展開一次訪談、策劃一次展覽、給學生講一次課、進入一家新的企業(yè)、遭遇完全陌生的行業(yè)，每次經歷都是“新”的，仿佛進入田野，每次帶著“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釋”，我漸漸發(fā)現(xiàn)，那些行業(yè)與人生之間的隔離現(xiàn)象之下，有著阡陌縱橫的意義連接。田野的方法不局限于學術領域，楊老師關于“獨立工作能力”的囑托，是期待我們能具備基于洞察之上的行動與實踐能力。“做田野”可以任運無間的話，工作與生活中的每次擦肩而過都能成為契機，青青翠竹盡是法身， 郁郁黃花無非般若。

書中提到，楊老師受到一次社區(qū)公共事件的啟發(fā)，被訪人在陳述時，由于利害關系而有傾向性，經過主觀加工，便成為意義建構的產物，因而是一種“意義的真實”。“這就跟以前我們的理解——‘真’就是‘事實’——有著很大的不同”。

十多年前，我在粵北調查一次建筑工人與開發(fā)商之間的沖突，一位工人在沖突中意外殞命，工人們抬著棺材沖到施工現(xiàn)場，雙方劍拔弩張。我在訪談中發(fā)現(xiàn)，雙方對矛盾緣起、事故現(xiàn)場還原的描述存在巨大的沖突，如今，這種事件常常在輿論場被簡化成階層或勞資沖突，資本家和刁民總有個要背鍋。可我不能也不該站在二元對立的角度來調查和寫作，最終以確認的“新聞事實”為軸線，將雙方對“真實”的不同描述對應呈現(xiàn)，這種意義真實的背后，便能看到當年地產熱潮背后的群體博弈。

做某家互聯(lián)網大廠的HR時，我負責過內部論壇的管理，企業(yè)內部也會出現(xiàn)“輿情”。兩撥人因為公司自媒體平臺的某項運營活動產生激烈的分歧，甚至一度要線下約架。我尋找雙方情緒最激烈的員工，發(fā)現(xiàn)所謂“三觀”不同，也是源于“意義的真實”，不同員工對一項企業(yè)運營活動導向性的意義解讀產生了差異。處理類似矛盾，又要從員工的生活史出發(fā)，以“將心比心”的方法進行紓解。借這個機會，我也逐步了解公司內部不同社群背后的形成機制和活動方式，這既是工作方法，也是實證研究。

那次經歷，也印證了《做田野》書中所說，“懸置是感知的前提條件”。先把前見放下，別急著站隊，再進行意義的辨析與區(qū)分，進而完成萃取。楊老師提到一次田野經歷，西部農村幾戶村民長期互助，提出“道德共同體”的概念，來回應地形所造成的、山區(qū)與半山區(qū)的農村社區(qū)在分田到戶后一盤散沙的社區(qū)整合狀態(tài)，這回應了本質追問“社會何以是可能的”。回到日常生活，這種思考方式有助于我重新認識，社群以何種方式組織、團結、互動和認同，換一個視角理解工作生活里的“拉幫結派”，跳出圈子外，處理人之間的復雜關系，如同一面鏡子，讓自己超然，也讓自己警覺。

讀研究生時，跟楊老師去四川做調查。那是師門跟了很久的一個村莊，遇到一戶相熟的人家，楊老師向女主人問起丈夫去哪兒啦，回答是“死了”，丈夫過世不久，她言語中并沒有哀傷，甚至帶著一絲迎賓式的禮節(jié)性笑意。她身后是蓋好不久的房子，半成品，水泥和磚石還裸露著，看樣子放置了有段時間。我一時難以理解她的遭遇和態(tài)度，直到一年后我去汶川地震現(xiàn)場做報道。當時我為了報道唐家山堰塞湖，要跟著救災隊伍翻越唐家山，整整6個小時才走到山頂，遇到一對中年夫婦，他們用一根粗大的木頭抬著沒有輪胎的摩托車，走了一夜山路，肩膀上早已血跡斑斑。他們的神色也一樣木然，說起兩個在北川上學的孩子，一個上中學，一個上小學，“都沒了”。停頓許久，男人突然大哭起來，從心理的自我保護機制中掙脫出來。物，在遭遇重創(chuàng)后會或許成為某種羈絆，代表人不是一無所有，代表著與社會的某種聯(lián)結。我把身上的錢和藥品都給了那對夫婦，這太微薄，當時我還年輕，不知所措，只能把他們的故事寫進稿子，希望他們如今平安。

《做田野》書中《探究對象之三：田野訪談場景》提到“開放的自我”，指出在這個背景下，訪談時主體間溝通的發(fā)生和持續(xù)，對于增進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相互了解的作用。正因如此，我時刻以“開放的自我”為準則。進入藝術行業(yè)后，這個狹小卻復雜的生態(tài)中也存在著鮮明的鄙視鏈，堅持傳統(tǒng)的、玩兒當代的、推動市場的、研究學術的……頗有點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態(tài)勢。介入藝術行業(yè)后，我把對生態(tài)的觀察當成一次田野，觀察不同生態(tài)位中的角色與行為，以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放下所謂品位、格調、身份的區(qū)隔，理解不同人口中“意義的真實”，至少不會陷入一葉障目的自大狀態(tài)。

在《見微知著：貫入田野實踐的歷史社會學》一篇中提到，被訪人選擇將什么樣的經歷、見聞和感想表達出來則受到其生平情境的影響。例如浙江調查中，一位78歲老人在3小時訪談中，用三分之二的時間講哥哥的光榮歷史。穿越這種選擇性敘述背后，才能理解敘述者背后的機制。幾年前我訪談過一位藝術家，發(fā)現(xiàn)他用大量時間來講述自己運用的技藝發(fā)展史，卻選擇性回避了自己藝術語言的形成和發(fā)展脈絡。基于這種田野訓練對選擇敘述的認識，便不會覺得被訪人沒說出什么，反而能跳出文本有新的理解。

“感知和洞察，在實踐過程中表現(xiàn)為一種直覺，或者對材料的一種即時反應。這是將材料的意義（本質）以直觀的形式顯現(xiàn)在自己的腦海中，因此類似于禪宗的‘頓悟’，有點‘直指本性’的意味。”楊老師如是說。作為禪宗和楊門弟子，我的根性和靈氣既愧對凈慧老和尚，也愧對楊老師。所幸這么多年來沒有放棄將“做田野”融匯于生活的努力，姑且算做禪門北宗的“漸修頓悟”，漸修還在路上，也算對老和尚的“生活禪”和楊老師的“做田野”有個交待。

生活即田野。今天出門，看到一輛MPV和推著嬰兒車的女人發(fā)生沖突，那場景頗有喜劇意味，二人舉著手機開著視頻錄制吵架，鏡頭之下都壓低聲音，避免臟話或者不妥的言語，火藥味漸漸淡了下去，很快休戰(zhàn)，社交媒體對關系的影響值得玩味；上周打車去機場，碰到一個大廠“畢業(yè)”的同齡男人，聊起他團隊的內卷程度和“死亡率”，我才發(fā)現(xiàn)就是字面意義上的死亡，他目睹過同事在辦公桌上午睡便再沒有醒來，自己幸運保住了命，卻也對婚姻和孩子不抱期待，孓然一身自由自在，以準財務自由的狀態(tài)來跑網約車，這又是大廠中年危機的一個樣本；我甚至會把自己的家當成田野，當我跟老人三代同堂的時候，家庭關系呈現(xiàn)什么狀態(tài)，分灶吃飯后又有哪些變化，我把自己當成家庭社會學的個案，跳出“我執(zhí)”來觀察，那些雞毛蒜皮就不再糾纏，反而成為研究素材，也算一項樂趣。

戈夫曼提出“擬劇論”、宗薩仁波切寫過《人間是劇場》、《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讓我將有為法和無為法統(tǒng)攝起來的，便是“做田野”。將人生視為田野，工作上的煩惱、家庭中的瑣碎、生活里的遭遇都是我的觀察對象。在當下活得投入，離開當下便可以抽離，盡興而不沉溺。

做田野的方法論也給了我思考自由的契機。楊老師在書中提到：福柯揭示自由的悖謬，當“自由”從價值層面降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方式的時候，其實它就剝奪了個人選擇的自由，而自由的要義恰恰在于它是個人所具有的選擇的權利。所以，我們不會將自由看作一種絕對的價值，從而只是在制約和自由之間去尋求一種平衡。正是“做田野”的心態(tài)與方法，讓我成為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警惕自己的執(zhí)念，警惕一切狂熱。

每當我有點飄、認為自己“正確”時，都回憶當年跟著老爺子做田野。他帶著我們走遍大江南北的鄉(xiāng)村，通過訪談和觀察來理解他者，但讓我們尋找的是制約與自由之間的平衡機制和意義系統(tǒng)，而不是自以為是的論斷。走進田野的時候保持懸置和開放，每晚的討論會上又進入極力探究、始終謹慎的恐慌狀態(tài)，那種感覺至今都如秤砣一樣壓在心上，揮之不去，或許讓我一生都踩在田野上，飄不起來，緊張思考卻不敢造次，注定以“做田野”的方式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