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在回京任軍機大臣的路上，專程去山西祁縣拜訪了一位老者。

老人名叫喬致庸，是喬家大院的主人，也是一名商人。

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時，得到過喬家的愛國資助。他來到喬家大院，為喬致庸一家寫了一副對聯(lián)：“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額“履和”二字，意為履中蹈和。此聯(lián)被雕刻在大院門前。

祁縣最氣派的建筑，就是喬家人修建的這座封閉式城堡大院。大院坐西朝東，四周臨街，磚墻高達十多米，上層有女墻式的垛口，宛如一座軍事要塞。

發(fā)家不易，守家也難。氣勢宏偉的喬家大院守護著家門榮耀，在風雨飄搖的兩百年間屹立不倒，見證帝國巨富家族化作過眼云煙。

▲山西祁縣喬家大院。圖源：攝圖網(wǎng)

1

死活不認命，是喬家發(fā)家的秘訣。

喬家祖上是窮人，窮到要上街要飯的程度。有段時期，喬家不忘在祭拜先人的報本堂里擺著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提醒子孫后代，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

有道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喬致庸的爺爺喬貴發(fā)是個不認命的主。

清康熙年間，喬貴發(fā)出生于祁縣喬家堡，他作為喬家的第一代創(chuàng)業(yè)人，最早擺脫貧窮的束縛。

據(jù)后人口述，喬貴發(fā)年輕時大字不識一個，窮得叮當響。有一次，村里有個本家侄兒娶媳婦，他光著膀子就去廚房幫忙，想讓喜事辦得更加熱鬧，人家卻瞧不起他，還當眾羞辱喬貴發(fā)，嫌棄他太寒酸，來不來都一樣。

人活一張臉，這件事讓喬貴發(fā)氣得要命，他干脆一走了之，離開了祁縣。

當時，有股“走西口”的浪潮，北方各省居民前往長城以北的口外謀生，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之間的通道。祁縣位于太岳山北麓，自古四通八達，有一條北京通往川陜的大官道，還有一條經(jīng)過子洪口穿越太行山的南北古驛道。于是，喬貴發(fā)跟隨著走西口的移民潮，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塞外。

喬貴發(fā)只身北上，最初也不過是個打工人，在蒙古草原的薩拉齊廳（今內(nèi)蒙古土默特右旗）給人拉駱駝，還在一家當鋪當過小伙計。他省吃儉用，總算攢了點兒本錢，做起磨豆腐的小買賣。

晉商基因，在這個窮苦小販身上漸漸萌芽。

山西地處內(nèi)陸，山多地少，促使不少人出外謀生。山西商人因明朝政府實行“開中法”掌握了財富密碼。他們運送糧食物資到邊境糧倉，換取專買食鹽的專利執(zhí)照——鹽引，并售鹽到各地，此后不斷興盛。

清代，晉商達到鼎盛，甚至將貿(mào)易觸角伸向亞歐各國，成為實力最雄厚的商幫之一。晉商后期主要以府南縣為主，即太原府以南的幾個縣，包括祁縣、太谷和平遙等。祁縣人走南闖北，很會做生意。

▲山西省地圖。圖源：山西省自然資源廳

擺豆腐攤的喬貴發(fā)原本跟致富八竿子打不著關系，但他頗有生意頭腦，存下點錢，找到一個姓秦的山西老鄉(xiāng)，一起前往包頭創(chuàng)業(yè)。

包頭也叫“包克圖”，蒙語是“有鹿的地方”，屬于河套地區(qū)，南傍黃河，土肥水美。清朝前期將其劃為“黑界地”，不讓漢民進入，后來才放開政策，使其成為走西口的商業(yè)重鎮(zhèn)，但這個新開發(fā)區(qū)，除了馬，什么都缺。

喬、秦二人趕上包頭開放的風口，在此開了家草料鋪，接待往來商販，順帶經(jīng)營食品生意。他們來得早，經(jīng)營有道，生意越做越紅火，別的小商小販也競相效仿。

同行對喬貴發(fā)的生意看紅了眼，不久后，這座邊塞小城店鋪眾多，形成惡性競爭。眼光長遠的喬貴發(fā)看出這一行沒有優(yōu)勢，果斷做起了“買樹梢”的生意。

▲內(nèi)蒙古包頭靈覺寺。圖源：攝圖網(wǎng)

險中取利，是喬家發(fā)跡的另一秘訣。

所謂“買樹梢”，類似于期貨交易，意思是，春天樹梢上只有綠葉，但到秋天能結多少果子難以確定，如果春天以一個價格買了“樹梢”，到秋天果子豐收就大賺，反之則虧大了。

喬貴發(fā)用“買樹梢”的套路進行糧食交易。

他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秋冬時把賣糧得到的錢帶回家，到春夏之際卻往往手頭拮據(jù)，日子都過不好。喬貴發(fā)在春種夏耘、尚未秋收的時候，利用農(nóng)民的求穩(wěn)心理，商議先給他們一個穩(wěn)定的糧價，同時按這個糧價和訂購數(shù)量付錢，讓他們手頭寬裕起來，秋后不管市場糧價如何，都按這個價格和數(shù)量交割糧食。農(nóng)民都樂于吃下這個“定心丸”，紛紛與喬貴發(fā)合作。

喬貴發(fā)善于算計，專門在去年糧價爆跌的時候做買賣，春夏時節(jié)就按商定的糧價給錢，到秋天不管實際價格多高，他都能按原先商定的價格，從農(nóng)民手中拿到糧食，并囤積起來，等到缺糧時出售，大賺一筆。

在包頭經(jīng)營多年后，喬貴發(fā)取商號“廣盛公”，后來改為“復盛公”。隨著喬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包頭這座小城也日益繁華，于是開始流傳一句話：“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后來，復字號在包頭居于領導地位，有19家門店，500多名職工，經(jīng)營范圍包括茶葉、綢緞、藥材、典當、皮毛與糧食等，幾乎應有盡有。

喬貴發(fā)成為小有名氣的富商，賺得家族第一桶金后，年近五旬，衣錦還鄉(xiāng)，在喬家堡十字路口東北角建起宅院，此為喬家大院的雛形。

窮了大半輩子的喬貴發(fā)生前經(jīng)常訓誡子孫：“我本是窮人，受盡別人的歧視；后人切不可為富不仁，欺壓窮人。”商道，說到底是人道。走西口的喬貴發(fā)不忘本分，辛勞半生，終為喬家崛起打下根基。

2

喬貴發(fā)的孫子喬致庸出生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此時，喬家已無衣食之憂。

喬貴發(fā)的三個兒子喬全德、喬全義、喬全美秉承父訓，妥善經(jīng)營。三兄弟當家期間，喬家擁有約百萬兩的財產(chǎn)。與之相反的是，當初與喬貴發(fā)合伙的秦家子弟揮霍無度，吃喝嫖賭，敗光了家業(yè)，“復盛公”的股份幾乎歸喬氏一家所有。

喬家三兄弟開始介入中俄邊境恰克圖的茶葉生意，打通一條從南到北的茶路。當時南方的茶葉主要分為兩路：一條經(jīng)西口前往新疆、恰克圖，一條通過張家口到東北，關系到無數(shù)人的生計。

為此，喬家人投資了近10萬兩白銀，在祁縣開設“大德誠”、“大德興”兩大茶莊，與山西多家茶商共同保障茶路的暢通。茶商從福建武夷山啟程，過鄱陽湖，經(jīng)長江、漢水，跨越豫西山路，渡黃河，過上黨、汾河，越長城，到蒙古腹地，跨越萬里茶路，運到恰克圖進行貿(mào)易。喬家人憑借茶路生意更加興盛。

老三喬全美以“在中堂”為堂名，在兄弟中最為聰明能干，掌管了喬家的大部分生意。為避免子孫沾染惡習，他制定了“五不準”家規(guī)：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賭博；四不準冶游；五不準酗酒。

喬全美就是喬致庸的父親。

將喬家推向頂峰的喬家第三代喬致庸，本來不愿經(jīng)商，而是以讀書為業(yè)，直到晚年，他的案上還常擺著儒家的經(jīng)學典籍。

喬致庸在喬家三堂的子侄中年紀較小，家族同輩的哥哥姐姐大都比他大20來歲，他小名叫“亮兒”，年幼時父母去世，由兄嫂撫養(yǎng)長大。年少時，喬致庸只想考取功名，埋頭苦讀，還考了個秀才，完全一副書生模樣。

誰也想不到，這個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年輕人會徹底改變喬家的地位，日后，祁縣小城的這一家深宅大院將牽動全國的金融神經(jīng)。

喬家的生意本來由喬致庸的兄長喬致廣繼承，但喬致廣經(jīng)營不善，在與競爭對手的商戰(zhàn)中被下了圈套，造成喬家陷入經(jīng)濟危機，自己也一病不起。

喬致庸當時正在準備科考，聽聞哥哥的噩耗后，不得已臨危受命，接手家族重擔。他聯(lián)合與喬家有關聯(lián)的商戶，用對手打壓喬家的手段以牙還牙，大獲全勝，使喬家轉危為安。

人生總是陰差陽錯，從此，科舉場上少一個學子，山西商界多了一個巨人。喬致庸本欲從政光大門楣，卻在家族危機中被迫繼承家業(yè)，還把喬家打造成近代山西最負盛名的商業(yè)家族。

▲晚清，在絳州、祁縣之間做買賣的商人。圖源：網(wǎng)絡

3

與父祖一樣，喬致庸富有遠見。

一個多世紀前，中國的金融中心在山西。喬家原本擅長經(jīng)營糧油、絲茶等生意，而喬致庸從平遙的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得到啟發(fā)，將目光投向了前景廣闊的朝陽產(chǎn)業(yè)——票號，開辦“大德通”、“大德恒”兩家票號，并迅速在全國各地20多個城市建起分號，發(fā)展為匯通天下的大票號。

所謂票號，是以晉商為代表的古代商幫開設的金融機構，盛行于清道光至光緒年間，主要經(jīng)營匯兌業(yè)務，又可進行存、放款與代官府解錢糧、存捐稅等，有一部分類似于現(xiàn)代銀行的職能。隨著商業(yè)發(fā)展，商人異地采購商品數(shù)量擴大，需要調(diào)動的金銀現(xiàn)錢也逐漸增多，票號通過匯兌等業(yè)務讓經(jīng)商更加便利，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金融力量。

喬致庸當家期間，喬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號遍設大江南北，信譽卓著，管理嚴格，存款源源不斷涌入。興盛時期，大德通的股本與存款總額達七八百萬兩以上，為資本的20多倍，四年即為喬致庸獲利20多萬兩。這兩家票號，直到1951年才真正歇業(yè)。

喬致庸家族憑借票號之利，一度富可敵國。

據(jù)《清稗類鈔》統(tǒng)計，喬家的資產(chǎn)有四五百萬兩，這個數(shù)字還不包括土地、宅院、店鋪等不動產(chǎn)。清朝時，一個縣令的年俸也就幾十兩，加上養(yǎng)廉銀也就幾百兩，可喬家一個大掌柜一年就有1000兩白銀的收入。

咸同年間，清廷為鎮(zhèn)壓太平軍、捻軍需要大量軍資，鼓勵各地富商捐輸助餉，喬家也多次參與捐納，喬致庸因此得到二品官銜與頂戴花翎的賞賜。1900年，庚子國難時，慈禧、光緒逃離北京，途徑祁縣，受到喬家人的隆重接待，又得到喬家票號捐銀30萬兩，供兩宮西行避難之用。慈禧賞給喬家的九龍燈等珍寶，至今還擺在喬家大院。

▲雨中的喬家大院。圖源：圖蟲創(chuàng)意

喬致庸經(jīng)商才華過人，一生功成名就，可他教育子孫，做生意首重“信”，其次是“義”，第三才是“利”。

講求誠信，喬致庸半點都不含糊。

有一次，包頭復字號旗下油坊的伙計在胡麻油中摻假，被喬致庸發(fā)現(xiàn)了。胡麻油用生性耐寒的胡麻作為原料，是西部、北部寒冷干旱地區(qū)常用的食用油，歷史悠遠，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

喬致庸大怒，責問那個造假的伙計，你是想砸了咱們的招牌，砸了大家的飯碗嗎？接著，他趕緊命人四處收回賣出的摻假油，全額退款。喬致庸為此道歉，并再次公開表示，喬家的祖訓就是講“信義利”，寧可失了銀子，也不能坑害客戶。

棄文從商的喬致庸一生亦儒亦商，他將《朱子治家格言》寫在喬家的門扇上，一旦家中晚輩犯錯，就需跪在地上從頭到尾背誦，接受懲戒，不許再犯。晉商各大家族中，以喬家家教最嚴。

喬致庸告誡子孫勤儉持家，親擬對聯(lián)，刻在內(nèi)宅門上，其中寫道：“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財，緣惜福。”這是說，要獲取名利，就要靠自己勤奮努力，賺了錢，也要知足惜福。

此外，喬致庸給父親的“五不準”家規(guī)加了一條，不準虐仆。喬家對待傭人十分寬容，不以惡語相向，也不打罵虐待，保證他們吃得飽、穿得暖、有尊嚴，不僅工錢較高，還會發(fā)面、肉、柴、煤等日用品，甚至給年老的仆人發(fā)贍養(yǎng)費。

喬家請女仆也不請年輕漂亮的姑娘，更看重的是勤勞能干，最好是有經(jīng)驗的中年婦女，不許子孫納妾，也不許他們沾花惹草。喬致庸活了89歲，娶了6個老婆，都是前妻亡故之后續(xù)弦，堅守不納妾的原則。

在祁縣，喬致庸有口皆碑，備受尊敬。

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甚至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很多財主都無法自保，喬致庸卻出巨資賑濟災民，組織家傭上街施粥，同時讓家人“禁肉食，著粗服”，將省下來的錢糧都投入到賑災救荒之中。在他的帶動下，祁縣各家富戶紛紛效仿，使祁縣成為流亡災民較少的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國家多災多難，祁縣也發(fā)生了饑荒。喬致庸再次命家人縮減開支，開倉濟糧，給喬家堡的人按人口配發(fā)糧食，對外地來的饑民也施舍米粥。

在此后的多次歷史事件中，喬家雖然日漸衰敗，卻未受到太大沖擊，一部分原因或許是他們廣行善舉、善待傭仆，幫助過不少鄰里鄉(xiāng)親。后來當?shù)厝藚⒓印皯浛嗨继稹保粚碳野侔阖熾y，反而說了不少好話。

民間的說法，認為喬致庸“命硬”。

到耄耋之年時，喬致庸的六任夫人已全部先他而去，幾個兒子也只有代替其掌握家政的三子喬景儼為他送終。但晚年的喬致庸仍然嚴厲督促子孫讀書，為人更為坦蕩豪放，其墓表寫道，他年邁之時，“霜鬢如戟，飲啖甚豪，酒酣揚聲議論”。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喬致庸壽終正寢。發(fā)喪當天，整個喬家堡幾乎家家戴孝，仿佛雪后初霽，銀裝素裹，喬家內(nèi)外老小在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中送別了這位歷經(jīng)五朝的晉商巨擘。

▲喬致庸畫像。圖源：網(wǎng)絡

4

喬致庸的生意經(jīng)，為喬家留下數(shù)以千萬計的家產(chǎn)，也預示著這個家族此后的坎坷。時代不能為他們的資產(chǎn)提供保障，財富就像盆中的水，隨時可能傾覆。

喬家的生意，說到底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上面靠的是官府。

自喬氏發(fā)家之后，他們?yōu)榱双@取支持，一直結交官府。同光年間的陜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家有經(jīng)濟上的交往，而清廷對喬家的態(tài)度，是有用則用，無用則棄。

清末，面對庚子賠款等財政難題，朝廷暫時解除了山西票號公款匯兌的禁令，只因當時南方給朝廷的公款暫時無法到達，只好開放民間票號公款匯兌。等到國家危機一過，朝廷再重新禁止。同時，清廷為償還戰(zhàn)爭賠款，還多次向山西票號借錢來還。

山西票號依附于清廷飛速發(fā)展，到辛亥革命后便在多重危機下迅速崩潰。

▲民國時期，喬家大院老照片。圖源：網(wǎng)絡

1913年，山西各大票號紛紛倒閉，喬家的大德恒、大德通兩家票號在時代的狂瀾中艱難求生，走向衰落。隨著匯兌業(yè)務被銀行取代，票號存款大幅度減少，退出歷史舞臺。

政治的風暴也席卷了喬氏族人。此前，喬致庸的長子喬景岱與次子喬景儀都死于非命。

喬景岱繼承喬家在包頭的胡麻油生意，妄圖獨霸口外，被生意上的對手舉報為“霸盤”，搞惡性壟斷，被逮捕下獄。幸得親戚買通慈禧的心腹太監(jiān)，才以大赦之名押回原籍，但從此不得干預商務。喬景岱為此染上重病，郁郁而終，喬家景字輩中，也只有他是正七品的低銜，墓碑上不記“景”字。

喬景儀雖然是喬氏一族虛銜最高的子孫之一，與清廷王公督撫來往頻繁，但也不得善終。喬景儀在包頭主持喬家生意時，得罪了蒙古貴族，結局撲朔迷離。有人說他被刺客暗殺，腦袋被割下，也有人說，他被追殺時騎上快馬星夜逃回祁縣，從此隱姓埋名，因此卒年記載闕如。

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是喬致庸晚年最悲痛的記憶。

▲1942年，喬家后人的結婚照。圖源：網(wǎng)絡

到喬致庸孫子這一輩，出了一個思想先進的“洋少爺”喬映霞。

喬映霞生在中國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思想受到各派影響，年少時推崇康梁，后來仰慕孫文，又向往西方文明，信奉基督教，想把家里的錢拿去支持革命黨。

辛亥革命后，喬映霞成為喬家大院的掌門人，他率先剪掉辮子，換上西裝。在他的大力整頓下，喬家謹遵祖訓，也緊跟時代，包頭“復”字號的生意一度有復蘇之勢。喬映霞還被任命為祁縣第三區(qū)區(qū)長，帶領家鄉(xiāng)百姓禁種鴉片，在鏟除煙苗時鬧出了人命，可見其人的雷厲風行。

與時俱進的喬映霞偏偏是個情種。喬映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他在天津認識了女大學生劉菊秀，二人感情快速升溫，隨后成婚。婚后的喬映霞與劉菊秀卻因年齡懸殊，性情不合，逐漸產(chǎn)生裂痕，維持了幾年的婚姻最終走向破裂。

喬映霞受此事刺激，竟然精神失常，只好退隱，直到195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81歲。

▲照片中穿皮夾克者有喬致庸曾孫喬倜。圖源：網(wǎng)絡

在喬映霞患病之后接手喬家的是喬景儼之子喬映奎。抗日戰(zhàn)爭中，喬家的當鋪、店鋪等大都被日偽接收，損失殆盡，沒有了富甲一方的氣派。為了支援抗日武裝，喬映奎暗中將籌集的槍支、子彈送給中國軍隊。

喬家大院堅固的高墻像喬家祖祖輩輩結實的臂膀，護衛(wèi)著整個家族。日寇在祁縣燒殺搶掠時，幸得當?shù)靥熘魈玫囊獯罄窀冈趩碳掖笤洪T口掛上意大利國旗，才讓喬家大院免于遭難。

后來人們傳言，意大利神父出手相助，是因為當年喬致庸在義和團運動中保護了7名從太原倉皇出逃的意大利修女，并用大車暗中將她們運到安全的地方。時隔多年后，意大利人不忘恩情，用一面國旗保護了喬家大院。

▲山西大院的院墻。圖源：攝圖網(wǎng)

喬映奎去世后，喬家的百年基業(yè)也逐漸畫上了句號。抗戰(zhàn)勝利后，喬家各商號紛紛復業(yè)，卻已名存實亡，慘淡經(jīng)營到1953年，以相對體面的方式宣告終結。在那之后，喬氏族人也遷出了喬家大院，宅院由政府接收。

喬家人走后，喬家大院先后做過醫(yī)院和糧食倉庫，后來還是晉中地委黨校。當有人要破壞這座建筑時，看門人原成瑞把大門一關，用十米多高的院墻將一片聒噪拒之門外，數(shù)代喬家人修建的大院在歷經(jīng)風雨之后完整地保存下來。

高墻大院至今猶在，青磚石瓦靜默無言，喬家百年傳奇為晉商風華畫下最后的注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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