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蜜蜂》

作者: （烏）安德烈·庫爾科夫

譯者: 鐘立 陳曉萍

理想國｜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

撰文｜馬涌杭

戰火地帶的養蜂日常

2015年2月，隨著烏克蘭軍隊撤出交通樞紐杰巴利采沃，頓巴斯戰爭變成了一場凍結的沖突——爆炸聲依稀可聞，炮兵們賭氣似的發射炮彈，躲在廢棄建筑物里的狙擊手扣動扳機——前線卻不再發生變化。這是一種讓俄羅斯人頗為熟悉的節奏。兩份風雨飄搖的明斯克協議在烏克蘭和頓涅茨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中間劃下了一道長長的緩沖區。在這條綿延385公里的“接觸線”兩側，交戰雙方有時相隔十余公里，有時相距僅有數百米，中間的狹長地帶便被稱為“灰色地帶”。在安德烈?庫爾科夫的小說中，養蜂人謝爾蓋伊奇住在兩伙武裝力量的中間，一個名為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的虛構村莊。他用煤取暖，喝蜂蜜酒，以蜂蠟做成的蠟燭照明，小心翼翼、精打細算地生活著，和發小兼死對頭帕什卡是村子里唯一的兩名居民。為了給他的蜜蜂找一處可以遠離炮火、放風采蜜的寧靜田園，謝爾蓋伊奇鉆進他的日古利綠皮車，踏上了一場穿越國境和悲喜的悠長旅程。

不過，在小說前一半的篇幅里，讀者也許會以為故事會在謝爾蓋伊奇和帕什卡兩個性格迥異的倔老頭彼此頗具戲劇性的厭煩、掩飾和依賴中永遠進行下去了，穿插著對前妻和過往生活的追憶，繼而使養蜂人看上去頗似一位戰爭孤島上的當代魯濱孫。的確，透露在書名中的“灰色”這一復雜、多義的邊緣意象并沒有在小說的開頭便鋪天蓋地地得到暗示和提及，反而是養蜂人日復一日的生活細節、大膽又瑣碎的行動中透露出來的良心，尤其是對蜜蜂飽含深情的愛和照顧在情感上引人共振，吸引著讀者。

憂心忡忡和手腳不停是謝爾蓋伊奇最顯著的特點，這讓在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村的寂寥生活并沒有靜態的觀感，而是充滿了微小的探險歷程。通過從帕什卡那里借來的望遠鏡，養蜂人看到一具陣營不明的士兵尸體暴露在平原上，他趁著夜色，不顧潛在狙擊手的風險穿過雪原，用雙手和冰雪將陌生士兵在原地埋葬。在另一次歷險中，謝爾蓋伊奇沿著黑暗的小路步行來到鄰村找一位相識的婦人換些雞蛋，這是女性角色第一次在小說里現身，也是文中第一次出現與村子里的彈坑、煤炭、被炸毀的教堂等末日生存意象相一致的景象，充滿溫度、色彩和味覺提示，正如婦人端上來的紅菜湯。這樣的款待在旅途中還將出現多次，每一次都對應了一個女主人。《灰蜜蜂》中的女性角色數量不多，她們所肩負的象征含義也相差不大，那就是規律、穩定、和平的家庭生活和日常性。在旅途上不論和誰相遇，謝爾蓋伊奇都拿出兩樣東西：他的誠實和他的蜂蜜。在一個名叫韋塞萊的城市，養蜂人走進一家雜貨店尋找飲用水和幫手，在交談中，售貨員加利婭提出從養蜂人那里購買蜂蜜，兩個人的關系也在一來一往之間逐漸升溫。謝爾蓋伊奇總是在貨架中尋找罐裝蜂蜜的價格，這個習慣使他安心。隨著生活越來越脫離日常，蜂蜜在他的認知中被逐漸地貨幣化，仿佛憑一己之力維系著自己和世界經濟的聯結，如同黃金或石油，可以換取食物、商品和幫助。除此之外，謝爾蓋伊奇還常常表現出對蜜蜂“天職”的深刻思考——“它們從來沒有問過他做什么或怎么做，它們不需要他的建議，也不需要得到他的允許”（《灰蜜蜂》211頁，下同）。這透露了謝爾蓋伊奇的自我認知，即一個養蜂人在大地上的位置：一個大自然的合作者、沉默公正的監督者，以及蜜蜂們的合法利益代表人。比起和平時期，戰爭年代的穩定總是更具體。六個蜂箱源源不斷地吸取養蜂人的愛，回報以同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穩定連接，這是謝爾蓋伊奇在開戰后，也是離婚后的生活方式。

養蜂人謝爾蓋伊奇不論什么事總是立刻付諸行動，除了與人聯絡，尤其是他的前妻。蜜蜂靠釋放信息素和彼此交流，一種穩定高效的溝通方式，足以使人的語言顯得含糊、遲疑，笨拙得難以忍受。在《灰蜜蜂》中，敘述者提及了不止一種的交流方式——賀卡、短信、電話、步行相見，或將白色布條掛上樹梢。謝爾蓋伊奇的手機總是處于關機的狀態，可即便充上電，他也不是個舉起電話就打的人。“郵政停火日”那天，養蜂人終于收到了前妻和女兒寄來的兩張明信片，謝爾蓋認出了女兒溫柔的字跡，撥通了電話，可當前妻的聲音傳來，他卻將電話掛斷。這是令人動容又不解的一幕。謝爾蓋伊奇是個懼怕激情的人嗎？在文本給出的線索中，戰爭和謝爾蓋的暴脾氣似乎是讓妻子帶著女兒離家出走的原因。但養蜂人對昔日的珍視，和前妻維塔利娜或許令人頗感意外的柔情似乎讓讀者隱隱期待著一場重逢。維塔利娜在明信片中發出了重新一同生活的邀請，而她并不是唯一想和養蜂人組成家庭的人。謝爾蓋明白，加利婭對自己的期待也并不僅僅是路過吃飯，她希望讓他的蜜蜂住進她的花園，他搬進她的家。可是當養蜂人結束旅行，在韋塞萊的路口并沒有轉向。他無處可逃地想起了加利婭，給她打了一個電話，結束時卻感到疲憊不堪。那份溫馨對養蜂人的誘惑是無可置疑的，但在讀者看不到的地方，謝爾蓋伊奇對幸福的重擔說了不。

電影《克朗代克》（2022）劇照。

作者庫爾科夫在《灰蜜蜂》中對田園牧歌意識的體現是坦率、直接和具象的。主人公最幸福寧靜的時刻莫過于剛剛在韋塞萊安營扎寨，暫時地擁有一片天地，白天邊打盹邊監督蜜蜂工作，到了晚上加利婭的摩托車聲由遠及近，送來剛剛出爐的三明治。在《灰蜜蜂》中，不存在昆德拉小說里的“大寫的牧歌”——沒有高高在上的領袖許諾戰后無盡的和平與幸福，也沒有對人類個體性虎視眈眈的絕對權威。在彈坑與彈坑的間隙處，這些價值統統被人擱置、遺忘了。謝爾蓋伊奇一路用睡袋和帳篷為隱私劃出界線，時而開放，時而離開，在戰爭的眼皮底下置身于一個窄小的私密氛圍里。養蜂人的牧歌是孤獨的、個人式的牧歌。也許敘述者對那種“春天般的生活”的定義已經悄悄透露在字里行間——“在陽光下，在樹叢中，離人群不遠，離他的蜜蜂很近……”（195頁）

如果田園牧歌是峰回路轉時的珍貴圖景，危險則是無處不在的底色。在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村，養蜂人接待了一位烏克蘭士兵的拜訪，這位彬彬有禮、樂于助人的士兵留給謝爾蓋伊奇的禮物是一個手榴彈。不過從第二天早上起，這枚手榴彈就不見了蹤影，謝爾蓋伊奇怎么也想不起他忘在了哪里。手榴彈的丟失將危險的氣味在整個房間里彌漫開來，在整個文本間制造了一種緊張的情緒和無盡的猜疑，直到臨近結尾才真相大白。謝爾蓋伊奇和女性的交往是真誠和回避的，和男人的往來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懷疑和不信任，也許一位州長除外。謝爾蓋總是感情洋溢地回憶著村子所在州的州長幾次令人驚喜的造訪，他來養蜂人這里接受“蜂療”——后者相信在蜂箱上打盹能夠幫助人恢復體力。文中記述了一個生動的細節——州長發現養蜂人對自己的皮鞋青睞有加，便友善地詢問起養蜂人的鞋碼，幾個月后，謝爾蓋收到一個鞋盒，里面的皮鞋卻不是自己的尺寸。他發現那就是州長穿過的那雙鞋，僅僅作為一個紀念品送給養蜂人，但每一只鞋里都放了兩百美元的現金……這段插曲作為和平年代的一個截面，也許體現了州長的處事方式，也許象征了對謝爾蓋而言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理想距離，抑或一種民主的可能性？戰爭總是讓人們互相猜疑。

《灰蜜蜂》英文版書封。

邊緣詩學與身份認同

物理上的長途跋涉賦予了這部小說一種格外悠揚的節奏感，不僅中和了戰爭暴力帶來的緊張，還帶來了明顯的邊緣詩學特質。小說前半部和后半部的區別并不單純是從靜態走向動態，而是從緊張短促的小提琴合奏過渡到舒緩悠長的低音獨奏。隨著空間的流動，養蜂人的身份認同在不同人群的碰撞下也呈現出不同的形狀。面對烏克蘭士兵彼得羅，謝爾蓋伊奇認同他的烏克蘭護照，卻不同意上面烏克蘭化的稱呼“謝爾基奧維奇”，彼得羅則笑著回答道：“而我，同意自己的護照，也同意那上面的稱呼”（37頁）。當謝爾蓋驅車來到國界邊緣，全副武裝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軍人似乎讓養蜂人的身份認知更模糊了些：“我從灰色地帶來”（179頁），反而是邊防軍人令人意外、自然而然地將謝爾蓋視為自己人，免去了檢查證件：“沒必要，看得出你是自己人。留給那里的‘烏克蘭人’看吧！”（179頁）。

不過，身處灰色地帶似乎并沒有讓謝爾蓋感到困擾。庫爾科夫的邊緣詩學、“灰色”詩學并不具有強烈的反叛性和批判性，養蜂人對自己政治身份的灰色性質不如說是采取了一種擁抱的姿態，并且有著自己的思考和態度。他對彼得羅這么說道：“灰色有時也是鮮明的。灰色有很多，我就能夠給你說出二十種灰色。如果我有學問，就能夠給每一種灰色定義自己的名稱，就像他們是不同的顏色一樣。”（89頁）相比起中歐作家筆下常常出現的對歸屬的猶豫和拒絕以及隨之而來的迷失感，庫爾科夫筆下的“東烏”版邊緣詩學似乎并不意味著一個分裂的自我意識，看似復雜多樣的立場背后是一個相對穩定、堅實的自我——面對彼得羅時，他是烏克蘭方面的同情者；面對基輔人時，他是忠實的頓涅茨克礦工隊球迷；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面前，他拒絕被認作“頓涅茨克人”；而在韃靼人叢中，他想起了自己東正教徒的身份……相比于奧地利女作家英格博爾格?巴赫曼作品中常常出現的心理上的邊界狀態——分解的自我、未完成的身份——以及對父權社會和語言的批判，養蜂人身上呈現出來的更多是一個人突然被放置在邊界處境時，身份認同自身所呈現出的多面性。

電影《克朗代克》（2022）劇照。

正如在宣傳語中被拿來比較的荷馬史詩《奧德賽》那樣，謝爾蓋伊奇的旅途并不是一場無根的漂泊，不論誰問自己的出身，他總是毫不猶豫地答道：“小斯塔羅格拉多夫卡村”。不過為了守護自己的根，一個人究竟能做出多少犧牲，恐怕是這部小說所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讓謝爾蓋和帕什卡兩位性格立場都迥異的死對頭走到一起的原因。在小說的結尾，帕什卡在電話里托謝爾蓋捎三十包香煙，后者情不自禁地想道：“至少有人在等我”，不經意間流露出兩個人對“家園”的共同認知——一個沒人等待的村子是不會有人再回來的。在這個時刻，兩個人的生命和村子的壽命在本質上形成了一種同構的關系，人和家園彼此療愈、彼此延續。

可即便如此，創傷當然存在。標題中“灰蜜蜂”的字面含義在小說接近收尾時才得到揭示——俄羅斯安全部門在克里米亞沒收了養蜂人的一個蜂箱以進行“防疫檢查”，歸還時，部分蜜蜂呈現出病態的灰色，因而被同伴趕出蜂巢，緊隨其后的則是更多的病變。謝爾蓋發現了那顆遺失的手雷，然后將蜂箱搬至田野中央，親手炸掉了它，這是養蜂人在文中第一次訴諸暴力——是止血，也是夾帶恐懼的反擊。在克里米亞，謝爾蓋在韃靼朋友身上見到了占領者如何處理他們不喜歡的群體，在和后者每一次打交道的過程中，他的緊張和害怕幾乎都會以軀體化的癥狀呈現出來——從心臟的突然疼痛到左臂在一天之內完全麻痹——這是一個韃靼人眼中來自烏克蘭頓巴斯講俄語的“俄羅斯人”對該國國家機器切膚的恐懼：“這是一種奇怪的、幾乎無法解釋的恐懼，因為這純粹是身體上的恐懼，而不是思想上的，這使他的面部肌肉僵硬。”（278頁）

恐懼的本質是生理性而非心理性的，是作者在這部小說中提出的一個敏銳觀察。當謝爾蓋嘗試用語言解釋他的恐懼時，在中文譯本里讀者們看到：“他不愿意去見政權機關的人，特別是俄羅斯政府的人”（278頁），這樣一來原文中的“власть”（權力）便被譯為了“俄羅斯政府的人”，似乎具化了讓謝爾蓋感到畏懼的對象。而在英文譯本中，譯者鮑里斯·德拉柳克則選擇了“powers that be”這個出自圣經的存古表達，即“掌權者”——帶有諷刺和敬而遠之的意味——反而擴大了“власть”所涉及的范圍。

作者安德烈?庫爾科夫出生在圣彼得堡，成長于基輔，是用俄語寫作的烏克蘭作者。《灰蜜蜂》作為一部頗有寓言質感的小說，加入了阿特姆·查佩耶（Artem Chapeye）、耶夫杰尼婭?貝洛魯塞茨（Yevgenia Belorusets）、謝爾蓋·扎丹（Serhiy Zhadan)等記者和作者的隊伍，成為當代烏克蘭戰爭文學書架上的一員。在作品和采訪中，庫爾科夫常常表現出對一個身份多元、多語言的烏克蘭的展望，背后的潛臺詞自然是戰爭對多元性的打擊和俄語處境的急轉直下。在網絡上用烏克蘭語抨擊基輔政權的內容，和用俄語為烏克蘭伸張正義的帖子，哪個出于“自己人”之手？更不用說那些烏克蘭文學遺產中無比棘手的部分了。話語和話語的載體似乎都不能單獨作為某種合法性的保證，戰爭則將這樣的割裂又放大了一些。

撰文/馬涌杭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