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說：“事不宜以是非論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惡論者，十居八九。”

但現實卻是，很多事都被是與非、善與惡、好與壞、進步與退步、光明與黑暗等概念，簡化為對立的兩方，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

在歷史認知中，這種“二元思維”尤甚。

很多人看到了現代社會的光明和進步，就會本能地將與之相對的古代社會想象為黑暗和退步。

比如，一提起“中世紀”，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黑暗和災難”：政治上，天主教會一手遮天；經濟上，貴族莊園封閉落后；文化上，極端反智，愚昧無知。

閱讀企鵝蘭登的《企鵝歐洲史》會發現，其實這些對中世紀的認知都是誤解。

◎誤解一：天主教會一家獨大，世俗政治被教會壓制

實際上，國王代表的世俗政權和教會代表的神權是一種并立關系，相互合作，相互牽制。

神權為政權提供合法性的論證，提供高級人力資源，提供法律和基層管理；而政權為神權提供基本的政治保護，提供軍事保護和經濟資源。并且世俗政權還在自身擴張的過程中，承擔了傳教的任務。

盡管政權與神權總想著壓倒對方，但斗爭了快1000年，誰也吞不下誰，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態勢，這種二元結構，反而成為孕育西方文明的母體。

◎誤解二：封建莊園經濟，自給自足、封閉落后

實際上，早在1200年，在法國北部的弗蘭德地區，就已經發展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模式——原材料來源于海外，最終產品也遠銷海外，這是一種分工明確的毛紡織業的貿易網絡體系。

諸如此類的例子在書中不勝枚舉，可見所謂落后的莊園經濟其實早已長出了現代貿易的萌芽。

◎誤解三：人們極端反智，而且愚昧無知

實際上，中世紀的歐洲人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愚蠢。

早在11世紀，就開啟了一次大規模的教育普及運動，地方學校、教堂學校、大學等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到了14、15世紀，歐洲人的文化普及率顯著增長。

而且，現代人思維的底色——理性與邏輯，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從未絕跡。經院哲學巨匠托馬斯·阿奎那就將亞里士多德的演繹邏輯學和基督教神學融合在一起，成為中世紀思想巔峰，甚至影響了后來的近代哲學和科學。

之所以會產生這些誤解，其實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史觀在搗亂——認為一個問題只有兩種可能的答案，一個理由只支持兩種結論。但事實上它可能具有多個潛在的答案，多種可能的結論。

“黑暗的中世紀”只是“二元思維”史觀的一個典型例子，還有很多我們熟悉的歷史認知也陷入了二元思維的陷阱中。

比如：農民斗地主，就是把窮富等同于善惡；奸臣模式，就是把忠奸等同于興亡；革命吞噬一切，則是把新舊等同于好壞......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二元思維”史觀把豐富的人類文明化約為孰好孰壞的“假問題”，反而遮蔽歷史的真問題——文明是如何發展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如何調試，價值與權力如何平衡等等。

《企鵝歐洲史》不僅告訴我們一段真實的歷史，更是對“二元思維”史觀的否定和顛覆。

如今，中世紀已經成為歷史，但其實我們的現在和未來，仍活在它的延長線上。所以，了解真實的中世紀，了解真實的歐洲史，是正確認識世界歷史，尤其是現代文明從哪里來的前提。

此外，在知識大爆炸的今天，碎片化的知識和信息俯拾即是，如何整合它們，并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是區分學習高手和菜鳥的關鍵。更重要的是，正確認識一段歷史相對容易，但根除造成誤解的方法論卻很困難。因此，閱讀這部《企鵝歐洲史》也是告別二元思維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