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口笑/文
1948年,軍統大特務毛森隨湯恩伯調任衢州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兼任浙江省警保處處長。秋冬之際,毛人鳳突然秘密召見毛森,派毛森入川,抓捕軍統元老余樂醒。
在成都市慈惠堂街一間小樓上。毛森召集成都有關人員秘密聚會。參會的人員為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軍統特務周迅予、成都地區會道門頭子樊拙生、國民黨成都警備司令部鄉鎮情報所所長康兆奎。毛森說,毛人鳳局長要求我們抓余樂醒,毛局長分析余樂醒逃出上海后,可能來四川,最大可能是去成都或者到自貢;因為余樂醒是湖南人,在四川沒有其它沒有落腳,成都和自貢有他的學生。我的意見是,成都這邊由康兆奎和樊拙生負責,你們熟悉成都,眼線也多。自貢那邊由周迅予負責,你們帶幾個兄弟去自貢。這樣余樂醒不管逃到成都還是自貢,他都跑不了。
余樂醒
毛森為什么叫周迅予去自貢?因為周是富順縣九洪鄉(今自貢沿灘區)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民國24年參加軍統,歷任上海區少校隊長、中校隊長、忠義救國軍上校處長、軍統少將特派員、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等職。民國26年還當選過富順縣國大代表,對川南一帶比較熟悉。
毛森來成都的當天晚上,又接到軍統局的情報,說是已經確認余樂醒去了自貢。于是毛森催促周迅于次日晨起身去自流井。
他們要抓的余樂醒是什么人?
余樂醒,湖南醴陵人,早年赴法勤工儉學,攻讀化學與機械專業。歸國后任軍校教官,1922年6月,周恩來、趙世炎、李維漢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余樂醒也加入了這一共產主義青年組織,并很快成為團組織的骨干,擔任了索米爾工業高等專科學校的共青團書記。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于巴黎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二人為余樂醒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共青團旅歐支部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因原支部負責人周恩來要按照組織要求回國參加革命,這次大會即在周恩來主持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旅歐支部的執委會,并由周唯真、余樂醒、鄧小平組成書記局。1925年8月,按照中共黨組織安排,他和蕭樸生、歐陽欽等11人去蘇聯,進入軍事院校學習政治保衛專業。1926年,國內革命形勢高漲,急需干部,余樂醒結束了在蘇聯的學習,回到廣州參加革命。北伐前夕,余樂醒調到北伐軍中工作,擔任葉挺獨立團中共黨總支書記,對外身份是該團的政治指導員。南昌起義部隊在行至廣東潮汕一帶時,余樂醒脫離了共產黨。
戴笠
1932年春,蔣介石委派黃埔六期生戴笠籌建一個新的特務組織,當時以復興社特務處的名義活動,閑居上海的余樂醒,參加了戴笠領導的復興社特務處的工作。余樂醒對戴笠的影響巨大。戴笠平日的處事做人,尤其是對部下的駕馭,有一套所謂“辯證法”理論和實際應用,即所謂“制造矛盾、運用矛盾、控制矛盾”,這套東西就是余樂醒貢獻出來的,并成為戴笠處事對人的不二法門。戴笠把余樂醒當作能人,關鍵時刻,常會向余樂醒請教。
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被扣押,在南京的戴笠如喪考妣,召集手下大特務一起研究如何應對,在會上他哭著讓余樂醒找幾個能飛檐走壁的高人去救出蔣介石,余樂醒也是沒有妙計,只得表示愿意隨同戴笠化裝進入西安展開營救。好在沒過多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他們這一出救主的鬧劇才沒上演。
1932年秋,余樂醒被戴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務處上海站長翁光輝的職務,戴笠把上海站升為華東區,任命余樂醒做區長,這也是余樂醒在戴笠手下僅有的負責一個地區特務工作的經歷。戴笠對出身中共的余樂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夠扭轉對中共情報不靈的局面。當時華東區可以領導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區工作,但事實上除上海幾個組肯聽余樂醒這個區長的話以外,其余幾個單位根本不愿接受他的領導,因此華東區有名無實,沒多久便又改為上海特區,專門負責上海地區的工作。這年冬天,余樂醒的妻弟沈醉在湖南因鬧學潮被學校開除,來到上海投奔他,經他介紹參加了軍統,此后,余樂醒又介紹了多位親屬做了特務,這批人也逐步成為戴笠手下的骨干,其中尤以沈醉最為突出,28歲就成為軍統局八大處之一的總務處的少將處長,被戴笠視為心腹。
沈醉
后來軍統址在杭州成立“杭訓班”,戴笠任主任,余樂醒為副主任。余樂醒受此重任,也是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的平生所學都拿了出來,他一個人就在訓練班里開了特工理論、秘密攜帶、化學通訊、毒藥、麻醉等課程。他在教學方面確實很有一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論說教和生動鮮活的例子結合起來,讓受訓的學員能夠融會貫通。比如他主講特工理論,就從《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的故事講起,以諸葛亮為什么要等到劉備第三次來訪時才見,說明情報的搜集、研判、應用各個環節之間的關系。結果一部《三國演義》從余樂醒的口中講出來,就成了一部特工理論的形象教科書,等到最后余樂醒對學員談到工作中要像諸葛亮那樣巧于安排、工于心計、知己知彼、出奇制勝時,學員們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特工的基本理論。
杭訓班教學的成功,讓余樂醒在特務機關中聲名鵲起,成為軍統最著名的“訓練專家”,更是被他訓練出來的特務學員視為導師。抗戰初期軍統舉辦青浦訓練班,他主講行動術,就把軍統在上海搞暗殺的一套辦法總結出來,以當時刺殺唐紹儀等人為例,強調暗殺武器的選擇與應用技巧,作案前的設計、布置與安排,執行的機智與勇敢,同時,他還強調刺殺對象都是漢奸、執行者都是民族英雄,以此來給學員鼓勁。果然,他的一番努力有了回報,憑著淵博的學識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使他得到受訓學員的廣泛肯定,甚至在學員中的威望超過了戴笠,這也讓戴笠心生嫉恨,找了個由頭把他調離了訓練機構。
1938年12月,國民政府副總裁汪精衛逃離重慶,由成都轉道昆明后去越南河內,并發表聲明,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調整中日關系三原則。這一事件,使蔣介石感到很惱火,在謹慎處理的同時,指示軍統頭子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內刺殺汪精衛。戴笠指派陳恭澍和余樂醒負責這一工作。陳恭澍、余樂醒刺殺汪精衛失敗后,余樂醒受到蔣介石的批評,余樂醒被戴笠派到主要從事軍事運輸的西南運輸處工作,擔任貴陽修車廠副廠長。沒多久,又被調到設在貴州遵義的軍統植物煉油廠任廠長。不久,軍統植物煉油廠因財務出了問題,余樂醒被以“貪污罪”關進了重慶的軍統監獄。隨后,余樂醒又被轉押到軍統局醫院軟禁起來,這一關就是幾年,直到1946年戴笠墜機摔死后,余樂醒才重獲自由。
十幾年的特務生涯,余樂醒也算是盡心盡力,最后卻落得個鋃鐺入獄的下場,這著實讓他對國民黨產生了極大的不滿。于是,在解放戰爭中,他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建立了聯系,在他家掩護了一部地下黨組織的電臺。并利用軍統身份為共產黨做了大量的工作。雖然余樂醒處處小心,但還是被毛人鳳覺察。對這樣的“背叛”,毛人鳳當然不能容忍,于是派毛森去逮捕余樂醒,卻被毛森手下的一個余樂醒的學生提前泄露了消息,等到毛森帶人趕到愚園路余樂醒寓所時,余樂醒已經脫逃,軍統四處追殺,余樂醒幾經輾轉,逃到四川。
毛人鳳
余樂醒逃到四川后,毛人鳳分析余樂醒的去向,認為他最后可能是去成都或者自貢,因為余樂醒在成都有他在軍統培訓班時的許多學生,而去自貢是因為他的一個比較喜歡的學生,老家在自貢,是鹽商后人。于是,發電報給成都,對余樂醒進行攔截抓捕。
毛森
5月11日,軍統接到線報,余樂醒從重慶經過瀘州,富順,到了自貢自流井。于是,毛森帶人立即趕到成都,派周迅予趕往自貢抓捕。
周迅予去自貢那天,天下雨,道路泥濘,周迅予一行到達自貢沙灣時,已經晚上九點過,自貢警察局長告訴周迅予,余樂醒在自流井復興路的一個鹽商家,于是,周迅予一行,立即帶著自貢警察局的警察,驅車直奔復興路,自流井到復興路隔著一座善后橋,當周迅予一行到橋頭時,正好遇到橋上發生車禍,看熱鬧的市民把橋頭堵死了,警察忙乎了好一陣,王周迅予一行的車才過了橋。
過橋后,周迅予一行直奔復興路鹽商家,周迅予一行命令警察把院子圍住之后,帶著幾個人,敲開了鹽商的院門,但此時余樂醒已經離開。鹽商說,余長官十分鐘前離開他家,說是先去榮縣,然后準備去樂山。
于是,周迅予一行立即開車去榮縣。車到了成家場,周迅予突然喊停車。說可能上當了,余樂醒沒車,不可能步行經榮縣去樂山,一定還在自流井。于是,周迅予一行又驅車轉回自貢市區。當晚在警察局忙了一晚上。
原來,周迅予一行的善后橋被車禍堵住的時候,余樂醒剛好走出鹽商家,正沿著復興路向善后橋走去,路上看見周迅予一行和警察出現在復興路,估計是來抓自己的,他知道周迅予認識自己,于是,余樂星在附近找了家偏僻的路邊旅社住了一晚上,在旅館里,余樂醒為自己如何逃避毛人鳳抓捕而絞盡腦子。他認為,既然已經暴露,留在自貢,或者去成都,風險都很大。于是,把心一橫,去軍統特務密布的重慶掩藏起來,說不定“燈下黑”,還能躲避過去。于是,余樂醒研究了去重慶的計劃。可怎么離開自貢去重慶?公共汽車肯定不行,警察局一定會在車站布控,于是,他想到了坐運鹽船去重慶的辦法。次日,他化了妝,在街口買了一身舊衣服,花錢上了運鹽的船隊,當天下午就離開自貢。
果然,周迅予在車站布控,并派出警察搜查自流井各旅社,但一連幾天,都沒有見到可疑的人。于是,周迅予判斷,余樂醒可能已經離開了自流井,要在自貢抓捕余樂醒已經不可能,最后,只好帶著特務們又回到成都。
再說余樂醒離開自貢后,到了重慶,果然重慶方面,軍統并沒有注意到他,余樂醒認為,既然軍統并沒有在重慶布控抓他,那么上海肯定也沒有對他布控,于是,余樂醒在重慶躲了三天,又輾轉去了武漢,最后再回到上海。
余樂醒到上海時,上海已經臨近解放,保密局的特務也沒有精力再去管他,余樂醒得以在上海平安迎來了解放。
上海解放后,進駐上海的三野聯絡部部長陳同生找到余樂醒。希望通過余樂醒策動沈醉在云南起義,因為這時沈醉還擔任著保密局云南站站長的職務,是西南地區特務組織的重要負責人。同時沈醉還兼任西南游擊軍中將司令。于是余樂醒寫了一封給沈醉的信,由曾在臨澧訓練班受訓的一名學生攜帶這封信去昆明,不料,當時云南方面正在蔣介石命令下進行大搜捕,在此情況下,帶信的學生無法去見沈醉,又將信函帶回了上海。
后來,沈醉在云南隨盧漢起義。上海解放后,余樂醒被派到一家機械廠任工程師,在抗美援朝中,他負責的產品出現了偷工減料行為被審查,不久因病去世,結束了他曲折復雜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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