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8日，民國報刊發表了一份《抗議美國扶日政策并拒絕領取美援面粉宣言》，全文如下：

“張奚若等百十師長嚴正聲明(1948年6月)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舍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面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簽名者：張奚若 金岳霖 唐鉞 Robert Winter（溫德）鄧以蟄 吳晗朱自清陳夢家 沈元 李廣田 孟慶基……”

這份簽名共110人，而且都是各領域最著名的學者、教授，這個宣言在當時轟動全國，震撼了所有人。

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別，朱自清雖然大名鼎鼎，卻并非最著名的一個，那里面有很多人在成就、地位、聲譽上與他相當。

然而他在當時及以后，是最被推崇的一個，甚至越到后來，越幾乎沒人提到其他的教授。

那么這事在當時為什么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應，朱自清為什么會那么特別呢？

這說起來有點話長，如果沒有戰前戰中戰后的比較，不尋根溯源，我們就不知道中國當時經歷了什么，那些文人都經歷了什么，他們的舉動代表了什么，他們付出了什么代價。以及什么叫中國文人的氣節，朱自清為什么尤其醒目。

1 戰前的文人生活

中國文化人在“五四”運動之后，地位高漲，他們不只是最受社會尊重的族群，他們的經濟地位也大大提高。

因為人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開啟民智的重要性，一個國家未來的方向。

因為文化人開始尊重自己，文化人的經濟意識開始覺醒，他們不再以“文人”自輕，不再自命清高，回避“阿堵物”了。

李大釗說:“物質上不受牽制，精神上才能獨立……饑寒所驅，必至于改業或兼業他務。久而久之，將喪失獨立的人格。 ”

陶行知、鄒韜奮說：“文化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吃飯！”

老舍說：“我是一個文化人、一個自食其力的文化工作者！”

他們普遍在追求獨立人格，個性解放，而思想界也認為，自由獨立的經濟生活，是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的堅強后盾和實際保障。

于是那個時代，文人的工資、稿費大大提高，老師們是白領，教授們是高級白領，有部分人可以靠寫稿過上最好的生活。

那么教授們當時的工資待遇有多高呢？

月工資一般都是幾百元，但也不只是工資高。

蔡元培是最尊重人才，最樂于發工資的一個，梅貽琦等人不遑多讓。我們不妨以清華為例。

1931年，梅貽琦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之后規定，教授月薪3百到5百元，每位一棟新住宅，講師2百到3百元，教員1百到2百元，助教80到140元，行政職員30到1百元，勤雜工9到25元。

那時候清華西院住著好多大佬，最厲害的是46號的聞一多，他有14間房……

這些大佬于1935年搬到新南院，條件更加優越，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電話、熱水，什么都有。

各大學的教授們除了高工資，還可以兼職、兼課、寫作，這都有錢。

輔仁大學的校長陳垣，靠兼職每個月能收入一千多，魯迅那樣的，在北洋時期就拿幾百塊，加上寫稿之類，也收入不菲。

魯迅等人在《新青年》時代不要稿費，全是白寫，除了精神高貴，為國為民，其實也因為有高工資撐著。

而那時候的幾百元代表什么呢？

清華研究院的研究生，每個月有30元，就足夠各種開銷。

北京的五口之家，每個月有12元，就能過上小康生活。

長安大戲院的西餐廳，一湯一菜，加面包黃油果醬和咖啡，每份才五毛錢。

所以魯迅能夠買房子，教授們能夠有錢買古籍，曹禺說，那都是潛心做學問的好地方。

但是日本鬼子來了，教授們的幸福生活就結束了。

2 抗戰時期的文人生活

抗戰時期，中國一片戰火，大學基本都遭到轟炸、破壞，日本人就是想亡我教育，亡我文化。

但是中國不屈服，中國文人不屈服，中國學生不屈服，中國的師生們在炮火下開始了教育長征。

他們長途跋涉，到昆明，到重慶，到別處，重起爐灶。他們創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

他們那時候的日子是真苦，但是以前生活比較優裕的教授們，在清貧、艱難時刻，也是民族脊梁，他們養成的人格，戰火和艱難都破壞不了。

他們那時候有多難？

王了一教授那時候在昆明，他和夫人因為敵機經常轟炸，搬到了鄉下。

當時物價飛漲，他們的日子非常清苦，夫人為了生活，也為了王了一教授能夠專心治學，就給別人做女紅補貼家用。

那期間，王教授有句名言:“七省奔波逃玁狁，一燈如豆伴凄涼。”

他是經過七個省，輾轉到昆明的，他在鄉下點著菜油燈，一燈如豆，凄涼相伴。

朱自清那時也在西南聯大。他家有9個孩子，生活更難。

南開大學的李廣田教授有一天上街，碰到一個人打招呼，心想這誰啊？他穿的大衣好奇怪！既像蓑衣，又像斗篷，顏色像水牛皮，除了乞丐沒人敢這樣上街。

他等到對方脫帽，這才發現，原來是朱自清！

朱自清家庭負擔重，本身又至情至性不在乎衣著，他是衣服扣子掉了也不釘，就找根繩子系上。

天冷了，他沒錢買大衣，就買了件粗毛氈披上。

那時候大家都窮，教授和學生全都衣衫不整，鞋子開口，襪子沒有。飯都吃不飽呢，哪顧得上這個。

最難的時候，大家把壓箱底的金銀首飾都賣了，教授們甚至忍痛賣掉視為命根子，跑了大半個中國都舍不得丟的藏書。

吳晗賣藏書的時候大哭一場。

再不行了就典當家具，出售衣物。

這些都沒有了，就去兼職、打工，什么都肯干。

聞一多夫人高真，就曾經擺攤賣家里的衣物。俞大猷先生曾親自去擺攤。

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都想出去打工，可是人家一看，不敢雇，于是就只好自己到聯大旁邊，擺地攤賣衣物去了。

后來在家做點心，拿到昆明冠生園讓人代賣。

湯用彤這些名教授都經常只能喝粥度日呢，一般的教職員和學生不用多說。大家這時候最怕生病。

大家為什么這么窮？

因為戰爭，因為通貨膨脹，因為工資不值錢了，因為國民政府對教育界很苛刻。

這并不是冤枉國民黨，他們也并非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只需要看看各家報紙的報道就可以了:

《大公報》:抗戰兩年多，物價平均漲了兩倍，老實說，高級人物對此并不在乎，豪華奢侈的生活并無影響。盡管產品稀少，運輸艱難，他們照樣能用飛機把香港的牛油、洋煙、洋酒、華衣運到內地來享用。

國民黨《中央日報》:汽油的來源是何等難，汽油的價格是何等貴，私人汽車依然不絕于途。商店中的貨物，無論怎樣貴，依然是有許多人去買，商人是以營利為目的，對于顧客不加選擇，既然有人肯高價來買，當然樂于高價出售。

《國民公論》：物價高漲，使少數人變成暴富，而大多數人生活惡化。“一面是莊嚴地工作，另一面是荒淫與無恥！”

而國民黨行政院長孔祥熙的表現就更滑稽。

1942年，孔祥熙針對要求加薪的呼聲，在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學校，很不耐煩地說:“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

他說著從口袋里掏出五元法幣：“你們看看，我口袋里這張5塊法幣，擺了好幾個禮拜了，也沒有用它。真不明白，你們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

他當然是不需要花錢的，他是何不食肉糜的那種。

當時，孔祥熙家的孔二小姐，經常帶著槍，牽著洋狗招搖過市。這后面，等太平洋戰爭爆發，重慶政府派飛機去搶救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例如陳寅恪、何香凝、茅盾、鄒韜奮、柳亞子等等，大家去接，看到出來的居然是孔二小姐和她的洋狗，于是整個文化界和教育界就都火了。

一場全國性的“倒孔”運動隨即掀起。

后面宋美齡訪美回來，用“戰時駝峰”（美國參戰的軍用飛機）運回大批化妝品、珍寶服飾，就又引起公憤。

那一次，連美國飛行員都氣得不行。

孔祥熙那時候因為全國“倒孔”，各大學校游行示威，忽然就有錢了，要撥款。

他還來到昆明演講，說“今天我們大家的生活都很艱苦”，但是學生們大喊:“你不艱苦！”把他轟了下去。

他調撥的40萬法幣，西南聯大的學生們沒有自己用，全部捐給了難民。

孔二小姐捐贈的慰問品，則被學生們扔到了地上。

中國當時就是有這樣一批師長，一批學生，他們不但在艱難的處境下依舊堅持教學、學習，并堅持正義，傲骨錚錚，想著別人。

他們靠自己掙吃的，他們每天餓著，也都在創造和吸收。尤其令人震撼的是，那些學者教授，在這種情況下，依然碩果累累。

馮友蘭的《新理學》，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金岳霖的《論道》，許寶祿的《數理統計論文集》，周培源的《湍流論》，吳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鐘開萊的《概率論與數論》，孫云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聞一多的《楚辭校補》，王竹溪的《熱學問題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天氣之渦旋運動》，等等等等，都是這期間完成的！

那期間，北京大學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在憂憤中、研究中、艱難中病逝。

繆金源教授和夫人每天喝粥，最后減到一天一頓，終于因為貧病交加，相繼去世。

但他們說:“誓餓死不失節！”

然而也有周作人這一種，他出任偽職，并沒人逼迫，他自己后來也承認。

他曾經在《知堂回想錄》里說:“該職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晉一級加四百圓，至二千圓為止。”

他竟是為了錢。

他還曾經穿著日偽軍裝，檢閱偽新民會青少年團，去晉謁大漢奸頭子汪精衛，在母親去世后寫《先母事略》自夸:“作人蒙國民政府選任為委員，當赴首都謁主席……”

他毫不知羞。

而陳寅恪，是日本人和陳璧君都來逼迫的，但是他們給40萬港幣讓陳寅恪編寫日偽教材，都被拒絕。

陳寅恪身無分文地逃離香港，到了昆明吃盡苦頭，但他不但不屈服，還寫出了著名的學術著作。

所以，有些人崇拜周作人，崇拜什么呢？

他的工資值40萬港幣嗎？一點殘羹剩飯而已。

3 抗戰后的文人生活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國民政府大員來了。他們發“劫收財”，他們接收的敵占區黃金、外匯和資產，達23億美元。

他們以5:1的比率，讓百姓拿偽聯銀券換法幣，他們還逼老百姓拿出黃金美元。

法幣地位一度提高，但因為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大量國家資產落入個人之手，不久后，法幣的地位又大幅下降。

“三羊開泰、五子登科”，是國民黨官員那個時候人人皆知的表現，所以老百姓中就流傳著一句民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

之后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爆發，軍費猛增，法幣大量印制，通貨膨脹加劇，更加民不聊生。物價漲速之快，完全超乎想象。

平津地區的面粉，在1946年1月，是125—130元（法幣）1斤，5月份漲到325元，12月份漲到700元，到1947年7月份漲到5100元，到12月份漲到7000元。

所有物品一律高漲，國民政府的所有承諾都是一紙空文。

很多經濟方面不必多說，1948年8月后的發行的金圓券雪上加霜。而朱自清他們拒絕美國救濟糧的時候，在上海理一次發是240萬元，購買一斤茶葉需要80萬元，買一袋毛巾需要120萬元。

1948年1—3月份，教授們實領薪金1千多萬元，只夠買五袋（220斤）面粉。

4月份，薪金在100—380萬元的低級職工，一天的收入只夠買兩斤玉米面。物價達到抗戰初期的493萬倍。

所以1948年4月，北京大學的裴文中教授就發表了一篇妙文：

“我的資格是留學的博士，又繼續研究工作有20年之久。我現在每月所得是892萬元，折合廿六年 (1937) 的法幣，只有22元6毛；折合白面粉，只有4袋多，相當于戰前一個門房。

以我現在的收入，按照國家銀行放款利息計算，國家只要有3千多萬元放在庫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長期供養開支我的薪俸……

也就是說國家只要有3千多萬元就可以買我這一個人為他工作到死！3千多萬元，折合實物，大約等于一輛三輪車，等于一匹馬，等于18袋面粉！”

那時候，就連好好先生胡適也坐不住了，他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他要求教育部發實物。這當然不現實。

所以他就在日記里嘆息:“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大家談的想的都是吃飯！”

那時候各地也發起了“反內戰、反饑餓”的運動，中央大學的學生算了一筆賬:“2分37秒的內戰費用，等于中央大學全體同學全月膳費！”

國民政府正在飛速崩潰，偏偏1946年底，又發生了北大女生沈崇被兩名美國大兵強暴的事件。所以北大憤怒了，北京憤怒了，全國憤怒了，就連胡適都不和平了。他喊“豈有此理”，甚至鼓勵抗議游行。

所以那時候大家不但生活不下去，也心里充滿怒火。費正清這些美國著名學者，早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已經說過了:國民黨政府正在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

而一國政府一旦失去了文化人的支持，就代表它失去了所有根基。

4 朱自清是民族脊梁的代表

1948年，朱自清將近50歲。他有一個11口的家庭，他已經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樣，他瘦到了38.8公斤。

但是他的月工資，只夠買三袋多（約150斤）面粉。

他在努力撐下去，他甚至還一度很樂觀。

他在書桌玻璃板下，壓著一張寫在宣紙上的句子:“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

先生是不大過問政治的人，但是1948年，有個清華大學教授要競選“國大代表”，來請他投票，他拒絕了。

他說:“胡適是我的老師，我都不投，別人的我也不投！”

他對國民黨是徹底失望了。

先生很餓很累，已經不堪生活之重，但是6月份，吳晗來找他簽字不領美國救濟糧時，他毫不遲疑地簽了。

手因為病痛虛弱，是顫抖的，但依然一絲不茍。

他心里很清楚每月拒絕兩袋平價面粉意味著什么，那等于家里每月損失六萬法幣，對全家生活影響很大。但他還是簽了。

因為先生知道日本人在中國造成了多大的災難，他不能接受美國人扶植日本的政策。

因為美軍來中國一年，制造了3800起暴行，因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既然接受了美國的救濟，就不該指責美國的政策，因為先生是有氣節的中國人，他不允許美國人侮辱中國人，因為先生認為，要反對，就應該“采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個人的責任”！

先生當時非常需要營養和治療，他那樣的人其實不清高的話，還是有很多機會的，但他就是不肯。

他是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的，但他在去世前，對夫人說的是:

“有件事要記住：我是在拒絕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簽過名的，以后，不要去買國民黨配給的美國面粉！”

所以，先生是在最難的處境下抗爭，是在以死抗爭，是寧死也要保持氣節，寧死也要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我們給他任何尊崇都不為過。

他值得！

（參考資料：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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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