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zhuǎn)自“歷史的冰與火”公眾號，題作“黃永年先生臧否學人”。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quán)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引子

陸揚對黃永年先生的評價：

我覺得就唐史的研究以及和陳的學術(shù)論點的關(guān)系而言，黃永年和岑仲勉是不相同的。黃先生是我相當佩服的學者，我覺得他基本和唐長孺很相似。借用唐自己很貼切的形容，他們二人和陳的學術(shù)的關(guān)系是所謂的“教外別傳”型。也就是說他們是因為他們對中古歷史的認識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程度后受陳的影響或和陳的論點發(fā)生論爭。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大會因陳而轉(zhuǎn)移。這當然在唐先生身上更明顯些。黃永年唐史方面的著作雖不是很多，但往往重要。比如他講“涇師之變”的文章，我認為是中國學者寫中晚唐政治史中極少數(shù)精粹的文字之一。而且我相信是陳寅恪寫不出來的。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從陳對唐代政治的認識框架下很難推出該文中的種種線索來，而且該文對歷史過程的涵蓋很周全。黃的文字在其他方面也有此特點。有時他雖然是在講文獻，但時刻注意到史料的歷史內(nèi)涵。比如他在《唐史史料學》里，就常常指出某種史料中體現(xiàn)的歷史層面。他對唐長孺的欣賞是很顯然的。幾年前他在臺灣《新史學》上一篇講門閥的短文里，就直接說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是唐講大族升降的四篇論文。這本身是高明的見解。其他文字中引唐的見解也很多。所以黃永年的文章表面看來常像是對陳的翻案文章，其實不是。此外他說話也很有勇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講古文獻是提到中華書局大唐西域記的校注本，認為序?qū)懙貌缓谩Ｎ蚁脒@大概在國內(nèi)沒有任何其他學者敢提出這種批評。我很想了解他的這種批評的具體依據(jù)，因為我也有類似的看法。當然黃永年先生在唐史方面涵蓋的面不如唐長孺在魏晉南北朝方面寬廣。這很大程度上因為黃很長時間生活在一個無法做研究的環(huán)境下。同時再有學識天分的人，也不能獨學而無侶。而我覺得在八十年代前，唐史界和魏晉南北朝學界的區(qū)別正在于后者有一批水準很高的學者，可以互相呼應(yīng)，雖然學術(shù)環(huán)境普遍不佳，終究可以造成風氣。而前者雖有大師陳寅恪，卻沒有這種呼應(yīng)，以至于陳氏的見解的影響也一度沉寂。所以我猜想對黃而言，陳不是要追隨或打倒的對象，而是棋逢對手（worthy opponent）式的對話人。

正篇

“匡亞明的《孔子評傳》不知怎樣，但批評他的某人卻是不學無術(shù)的，在復(fù)旦，人很討厭，老了一部書還像書嗎？”（這里的某人指蔡尚思，他的文章《評匡亞明的孔子評傳》發(fā)表于《書林》雜志1986年第一期。）

“書倒是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裝懂，他要編一部中華人民通史，頭腦不清，是年老了，還是年輕時就不清，不懂文字學，搞什么《說文約注》，內(nèi)行看了發(fā)笑，連吳梅村詩都不懂。”（這指張舜徽先生了，張先生著有《中華人民通史》《說文解字約注》。）

“楊伯峻《春秋左傳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實在不懂有啥好處。”

“來先生學問平平。胡先生精于甲骨，惜范圍太窄，為人乃是所謂君子……韓先生跳不出教科書的框框，所為也多教科書一類，學生超過他，如楊際平。岑先生，小考證，大了便出錯，如對兩稅法的研究就錯得一塌糊涂。”（“來先生”可能指來新夏。“胡先生”指胡厚宣。“韓先生”可能指韓國磐，其著有《魏晉南北朝史綱》《隋唐五代史綱》等。“岑先生”指岑仲勉。）

“謝先生人很好，但他的學問有其先師梁任公的遺風，不深。周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純，《魏晉南北朝史札記》。賀先生的考證，童先生講是不行的。”（“謝先生”指謝國楨。“周先生”指周一良。“賀先生”可能指賀昌群。“童先生”指黃永年先生的岳父童書業(yè)。）

“得讀尊著《脂麻通鑒》，認為是此文叢（按，指《書趣文叢》第一輯）中上品佳作，較唐振常、朱維錚輩高明多矣。”（《書趣文叢》第一輯收入唐振常《饔飧集》及朱維錚《音調(diào)未定的傳統(tǒng)》兩書。）

“看季羨林之《牛棚雜憶》則認為太淺薄，殊與此君之盛名不相稱耳。”

“治敦煌者多偏于文書，壁畫多治藝術(shù)者在研究，而此輩對歷史、對文化史多門外漢，常書鴻及段某輩均此種水平。”（這里提隱去的“某輩”應(yīng)是指段文杰先生。）

“7月21日《文匯讀書周報》登了章先生《金庸招不到博士以后》……這位培公有個毛病，即他喜歡誰，崇拜誰，你就千萬不能夠犯誰，否則必跳起來，強詞奪理地來一通。”（這里是指推崇金庸小說的章培恒先生。）

“對三聯(lián)版的黃仁宇著作及另一位現(xiàn)居美國的臺灣秦漢史專家的作品不滿。”（后面一位應(yīng)該是指許倬云先生。）

“周予同學問不行，太滑頭。”

“記得那次他給我們講了一個上午的《西游記》版本，主要是批判一個澳籍華人的觀點。”（這里是指柳存仁先生。黃永年先生在談《西游記》的文章中提過柳存仁先生的名字，但并未作為主要批判對象，這是作文與講話的區(qū)別。）

“陳寅恪先生學問甚好，但文章實在不好，不是內(nèi)容而是筆法，北大王先生是他這一路，但始終跳不出陳先生的圈子。”（這里說的“北大王先生”應(yīng)該是王永興先生，著有《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

附錄

辛德勇筆下的黃永年先生

1982年初，我在大學本科畢業(yè)后，考入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導下，讀歷史地理學碩士學位。第一次和兩位師兄去導師家里拜謁，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廳里，見到了黃永年先生。這一年黃永年先生招收了兩位唐史專業(yè)的研究生，在名義上，并不是我的導師，但這一天我們?nèi)腴T拜師，史念海先生特地請黃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們的禮拜，分明是讓我們執(zhí)入室弟子之禮向黃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謹慎地和先生說：“我只能算作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盜用您學生的名義，出去招搖撞騙。”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說：“你就是我的學生。”（《辛德勇：在黃永年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

辛德勇自認是其（黃永年）私淑弟子，但又不敢以“黃門弟子”自居。有一次，他對黃永年先生說，自己不敢打著黃先生弟子的旗號出去“招搖撞騙”。結(jié)果,黃永年先生生氣了：“辛德勇，你就是我的學生。我認你這個弟子，你居然不認我這個老師？”（《甘當匠人的學人》）

路上經(jīng)過放映電影的露天場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語說：“哦，怎么會是這樣看電影？”先生聽到后，皺了皺眉，有些不耐煩地說：“管它干什么，反正我從來不看電影。”業(yè)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剛剛要求我們要勤奮讀書，我卻首先關(guān)注起怎樣看電影，話剛一出口，就有幾分自責，可是聽到黃永年先生說他從來不看電影，還是讓我大吃一驚，我以為這是對我的間接訓斥。隨后經(jīng)過浴池，我想洗澡總是人所必為的事情，這不會犯什么忌諱，便又自語道：“原來是在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樣皺著眉頭說：“管它干什么，反正我從來不洗澡。”說罷，帶著我們直奔圖書館而去。在我看來，從來不看電影，差不多意味著沒有任何消遣和娛樂；從不洗澡，則更為不可思議，這意味著對飲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顧，只是一味讀書寫文章。怪不得先生給我們介紹如何利用圖書館時，講得是那樣明了，原來他的生活只是看書。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們交給這樣的老師來調(diào)教，未來幾年的學習生活，不知會何等恐怖。（《辛德勇：在黃永年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

黃先生每天工作多長時間,我們就要持續(xù)讀書多長時間。（《甘當匠人的學人》）

先生對《左傳》熟悉到大體可以背誦的程度，卻沒有寫過很專門的文章，原因只是童書業(yè)先生系以治先秦史為專長，先生不愿別人誤以為他是在承受著岳父的蔭庇。（《辛德勇：在黃永年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

隨從先生讀書沒有多久，最初的嚴師形象，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轉(zhuǎn)換成為一位充溢著慈愛的長輩，每當私下里見面，便放肆地插科打諢，和先生開起了玩笑。先生評判學術(shù)雖很嚴厲，但對學生的考試和學業(yè)論文，卻從不做苛刻的要求，只是循循誘導學生主動學習，勤于思考。學生們聽課時往往都有些擔心，考試成績一出來，則是皆大歡喜。（《辛德勇：在黃永年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

我修養(yǎng)不好，很容易沖動，也很固執(zhí)，有一次竟因事惡語頂撞先生，拂袖而走；還有一次與先生爭執(zhí)不休，毫不禮讓，惹得先生拍案怒斥，厲聲宣示要將我逐出師門。正是通過這兩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先生嚴厲外表之下異常寬厚的胸懷。事情過后，我依舊負氣避開不理先生，都是先生主動找我談話，沒有訓斥我的無禮，沒有責罵我的輕狂，而是語重心長地勸導說：“辛德勇，你這樣的脾氣，一定要改一改，不然的話，將來在社會上不知要吃多少虧呀。”因為性格剛烈，先生自己曾受到過很多不公平的對待。每當回想起這些話的時候，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先生話語中飽含的關(guān)懷和期望。先生談話風趣詼諧，但性情剛毅，輕易不表露情感。讀研究生時，我因基礎(chǔ)差，為多看些書，連續(xù)有兩個春節(jié)，留在學校，沒有回家鄉(xiāng)東北。先生知道后，為消解我的孤獨，就讓壽成師兄來叫我到家里去過除夕。除了吃年飯，先生什么也沒有講，但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慈愛。1992年我離開西安，調(diào)到北京工作，先生還是沒有多說什么，只是請師母特地做我愛吃的鍋貼，為我餞行。當時我飯量很大，烙出一鍋鍋貼，先生和家人都不吃，眼看著我獨自狼吞虎咽，一掃而光，先生才放心地目送我去往車站。在西安隨侍先生讀書問學十年，留在心底里的最后一幕場景，就是先生看我吃鍋貼的眼神。 （《辛德勇：在黃永年老師身邊讀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