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歷五月初五，蟬鳴未起，粽香已飄滿街頭巷尾。這日是端午節，一個被二十多個名字包裹的節日——端陽節、龍舟節、重午節、天中節……每個名字都像一塊拼圖，拼湊出中華民族對天地、對生命、對家國的獨特理解。它不像春節那般張燈結彩，也不似中秋那般月下團圓，卻以龍舟競渡的吶喊、艾草菖蒲的清香、五色絲線的纏繞，將中國人的骨血里的堅韌與柔情，揉進了每一粒糯米、每一片粽葉里。

端午的源頭，藏在遠古先民仰望星空的眼睛里。仲夏午月，蒼龍七宿飛升至正南中天，恰似《易經》所言“飛龍在天”。龍，是長江流域百越部落的圖騰，他們以獨木舟為龍身，以木槳為龍爪，在江河上擊水競渡，祭祀龍祖。那時的端午，是人與天地對話的儀式，是先民對風調雨順的祈愿。

可后來，五月成了“惡月”，五日成了“毒日”。《呂氏春秋》記載，先秦時人們認為此日“陰陽爭，死生分”，五毒并出，邪祟橫行。于是，菖蒲如劍斬千邪，艾草似旗招百福，雄黃酒能鎮五毒，連孩童的額間都要點上“王”字，借虎威壓邪氣。惡日的陰影下，端午成了全民防疫的戰場，卻也催生出中國人“以毒攻毒”的生存智慧。

再后來，歷史的風云裹挾著傳說，為端午添了更多注腳。屈原抱石投江，伍子胥含冤化濤，曹娥投水尋父……這些故事或真或幻，卻讓端午從自然崇拜走向人文紀念。有人說，這是中國人“以死明志”的精神圖騰；也有人說，這是民間對忠孝的集體追慕。但無論如何，一個節日能承載如此厚重的記憶，本身便是奇跡。

若說端午有魂，那魂魄必在龍舟的鼓點里。聞一多先生考證，龍舟競渡的起源遠早于屈原。吳越之地，斷發文身的先民以龍為祖，競渡是圖騰祭祀的遺風。可當屈原的故事與龍舟相遇，這項古老的運動便有了新的意義——不再是單純的祭祀，而是對家國情懷的具象化表達。槳手們喊著號子，龍舟如離弦之箭，劈開的不僅是江水，更是對命運的抗爭、對自由的向往。

而粽子，則是端午最溫柔的注腳。北方的“角黍”用黍米裹成牛角狀，南方的“筒粽”以竹筒裝米烤制，形狀不同，心意卻一致：用食物祭祀天地祖先，用清香驅散邪祟。后來，粽子成了投江的祭品，成了漁夫對屈原的挽留，更成了游子對故鄉的牽掛。梁實秋寫端午，總忘不了母親包的粽子——“灰湯粽”用稻草灰泡水煮成，金黃黏韌，蘸白糖吃，是獨屬于童年的甜。

端午的習俗，像一幅流動的民俗長卷。清晨，婦人將艾草、菖蒲綁成束，懸在門楣，既為驅邪，也為添一抹清香。孩子們手腕系著五色絲線，直到七夕才剪下扔進雨中，任水流沖走災病。老人們飲雄黃酒，在孩童額間畫“王”字，仿佛這一筆就能護佑稚子平安。

文人墨客的端午，則多了幾分雅趣。蘇軾在端午日寫下“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云鬟”，將少女的嬌俏與節俗融為一體；歐陽修筆下的“五色新絲纏角粽”，讓粽子也成了風雅的象征。就連《白蛇傳》里的白娘子，也因端午飲下雄黃酒現出原形，為這節日添了一抹傳奇色彩。

如今的端午，早已不僅是漢族的節日。水族、納西族、藏族、彝族……各族兒女用龍舟、用歌舞、用美食，共同傳承這份文化基因。在湖南汨羅，人們將粽子拋向江心，重現“祭屈”的古禮；在廣東佛山，疊滘龍舟漂移賽驚險刺激，吸引萬人圍觀；在海外，華人社區的龍舟隊劃過異國河流，讓世界看見中國文化的生命力。

可端午的意義，從未停留在賽龍舟、吃粽子的表面。它是中國人對自然的敬畏——知道何時該避毒防疫，何時該順應天時；它是對忠孝的堅守——屈原的悲歌、曹娥的孝行，早已化作民族精神的血脈；它更是對生活的熱愛——哪怕在最“惡”的日子里，也要用艾草的清香、雄黃的熱烈，把苦難釀成詩行。

“不效艾符趨習俗，但祈蒲酒話升平。”端午的龍舟終會靠岸，但那份劈波斬浪的勇氣，那份對家國的深情，早已刻進中國人的骨子里。當粽香再次飄起，我們吃的不僅是食物，更是一個民族對苦難的超越、對美好的向往。這，或許就是端午最深的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