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歲的中國青島女孩蔣雨融，現居在距離哈佛大學步行15分鐘左右的合租房里。說起目前的處境，她坦言，不知道自己近日在社交媒體上掀起的波瀾，是否會引起美國當局注意。“我現在能做的是在家里不要穿得破破爛爛，以免被（移民執法局）上門抓的時候顯得太難看。”她半開玩笑說道。

作為哈佛400年校史上首位登上畢業講臺的中國女生，當地時間5月29日那天，蔣雨融看到了臺下4萬多名師生的鼓掌歡呼，她說自己當時“感受到了全哈佛的鼓勵和祝福”。

一天之后，情況急轉直下，互聯網上出現了大量對她的負面評論乃至謾罵。有人說她的演講“通篇謊言”，有人說是“道德表演”“假大空，高高在上，帶著濃濃的‘圣母’氣息”，還有人說她“一因為‘中國’，而因為‘女生’”、是哈佛向特朗普傳遞信息的“工具人”。圍繞演講爭議很快演變成針對她個人海嘯般的“人肉”，她的英語口音被嘲笑，還被質疑拼爹、履歷造假……

爭議的焦點之一來自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簡稱“綠發會”）曾發布的一條與蔣雨融相關的內容。據歷史截圖顯示，時任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的周晉峰推薦了長期志愿者蔣雨融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其父親蔣志明對此表示感謝。另據百度百科顯示，蔣志明目前擔任中國綠發會綠色未來科技發展基金的執行主任。諸多線索讓網友猜測：蔣雨融進哈佛是走了綠發會的后門。

但據蔣雨融表示，她的確曾在綠發會擔任志愿者，綠發會也確實為她出具過申請哈佛的推薦信，但最后“沒有用上”。至于父親，也沒有拿過綠發會的工資。

“現在推特上保守派的媒體說她是哈佛精心推出來的中國間諜，2W點贊8K轉發，要求把她吊銷簽證驅逐了；國內鋪天蓋地的噴子說她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門敗類……”蔣雨融的男朋友在朋友圈里如此形容她的腹背受敵。

很多朋友勸她“算了”，但她選擇了在中文世界的微博、小紅書、抖音、微信視頻號開啟個人賬號，表示“我們偏要去和那些人對峙”，而且“不會關評論”。

在蔣雨融看來，這是對公共話語空間的爭取：網上“劣質流量很多”，“如果你相信你是在發該發的聲音，做正確的事情，那么就去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爭取”。

但她也漸漸意識到，站出來發聲意味著“要放棄很多東西”，甚至意味著背叛——這些天，母親第一次從微博上得知了她被霸凌，給她打來電話，第一句話是，“這樣寫，你讓我和弟弟、我們家里人怎么辦？你這樣是放棄了我和弟弟……”

即便她說自己大部分時間都保持很好的精神狀態，對網上的惡評也多是感覺“這太好笑了”，但談到不得不在社交媒體上以揭開隱私為代價，澄清包括爸爸和綠發會的關系、升學經歷、家庭背景、生活創傷時，她感覺到煎熬。

演講后的幾天，蔣雨融說自己像過了漫長的好幾年，她逐個閱讀演講視頻下的評論，瀏覽社交媒體上的謾罵或者鼓勵她的私信，和畢業的同學告別，與關系要好的哲學教授夫婦劃船，回憶起初中時被霸凌的細節依然會蜷縮在床上止不住哭泣。

以下是她對鳳凰網的講述：

應該是演講結束的第二天，負面評論排山倒海，到現在一共四五天，我感覺可能過了好幾年。

國內這邊有成千上萬追著攻擊我的私信，說我是海外走狗、白左圣母、豪門敗類……你能想到的最惡劣最骯臟的辱罵都在私信里，無法想象中文所有骯臟下流的語句都在那里，語言可以多么有創意的惡毒。

每天微博私信彈出來的新消息都是99+，大部分你不用點開，前面幾個字罵的直接略過去了。如果是鼓勵的就看一看，一般基本上都是男朋友先看，人肉過濾一下，有意思的再和我說。網友還在人肉我的男朋友，但他倒不擔心，他普通家庭出身，用了十幾年的社交賬號也都保持開放，覺得我們兩人坦蕩、無所謂。

不一樣的社交媒體平臺，對我的演講評價完全不同。TikTok上我的演講視頻非常火，可能幾十萬點贊,下面的評論基本都是正向的。

說我是中國間諜，問我機票什么時候回中國，說國際學生就不應該來美國，這些罵聲主要集中在YouTube和X上。X有一個保守派的喉舌媒體，就說我和國內掛鉤，是哈佛和國內一起扶持上去的間諜，要求把我吊銷簽證驅逐出境，2W點贊8K轉發，這太好笑了。

這段時間我也接受了世界各地十多家媒體的采訪。作為一個中國學生，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發聲機會。之前我接受的第一家是美聯社的采訪，視頻里有兩個老頭在后面打架那個。我當時清楚聽到了后面在打架，很吵，已經打了有一陣，但是又在采訪，記者也沒有叫停，我就繼續努力集中精神回答問題。

◎蔣雨融接受美聯社采訪視頻截圖

背后有兩名男子打架倒地

兩個老頭其實是在下國際象棋，下著下著就打起來了，是很滑稽很普通的紛爭，結果就在我講到humanity rises and falls（人類同起同落）的一瞬間他們倒下了。

當天晚上視頻就出來了，火了，評論區讓我和男朋友笑了一個下午。我明明很吃力在集中注意力回答采訪，結果各種人各種解讀，說“你看她嘴里講著國際發展、人類命運這種大道理，其實連身邊的人打架都不知道”，油管還有人評論說“這就是美國社會現狀”。

雖然看到很多罵聲，我也收到了無數的正面鼓勵的私信，之前一個同學是理工男，后來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說這是他很久沒有感受到的純粹人文主義關懷。每天LinkedIn上我也收到全世界的私信，非洲、尼德蘭、印度、新西蘭、泰國、新加坡的……在現在全球化逐漸消退的時候，很多人心中還是和我一樣有很美好的想法。

好多私信很長，我記得一個非洲大哥寫了整整一大屏幕，看了一下真不是GPT寫的，都是自己很用心寫的。非洲大哥在我們國家中南大學讀博士，他說自己在非洲讀的本科，又去北京讀了對外經貿碩士，他說為我成為第一個在哈佛畢業典禮演講的中國女性感到驕傲，他喜歡我引用的詩句，也因為我的演講哭泣，也請我不要因為負面評論感覺難過。他說這是the best ever commencement speech（史上最好的畢業演講），還在后面加了愛心表情。

我覺得“假大空”的批評，某種意義上不是對于我文本的批評，而是映射了一種社會情緒。現在是一個大家對于宏大敘事非常疲憊的時代，他們可能聽了非常多這樣的話，感到失望或者憤怒，結果這個時候我振臂一呼，說，不要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是互相聯系的，就像在廢墟里面炫耀你還活著的一個狀態。

這兩天除了媒體采訪、看私信之外，我們也和喜歡的哲學教授一家去玩了帆船，教授的妻子是一個吹長笛的音樂家，我們還說她可以帶上長笛。學哲學的看得挺開的，都覺得這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教授曾經和我說，做完演講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move on繼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把它變成進入公共討論空間的契機。我想了想說我選擇后者，我覺得這個輿論環境需要仍然相信著全球化理想、相信著人類休戚與共的人帶去新的希望。

說實話，我之前也經歷了非常多內心掙扎。我不太愿意再談霸凌，傷痕太深，一提到我還是會大哭，在看問題提綱的時候我就崩潰了，在床上蜷成一團哭了一個多小時，本來以為這些事情早就拋在后面了。支撐我說出來的動力是，早一刻說，就早一刻有同樣經歷的人能看到，也許就能被鼓舞到。

從小我父母就分居，他們很早就離婚了。最開始的時候，爸爸在成都工作，后來他拋下我和媽媽，媽媽每天以淚洗面，她沒有工作，爸爸給點錢但對家里基本不管不問。媽媽負擔不起原來的房租，我就經歷了幾次搬家、轉學。每換一次學校，我作為一個不會說成都話的外地小孩就是一個異類，會被孤立。

初中的時候我就搬家回青島，進入65中，十幾年前那是一個子弟學校。我在這個班級里面成績還可以，前五吧。班上同學的家庭條件會差一點。我們班是一個很壞的班，比如有男生突然第二天就光頭了，是因為他之前一直在外面被修理、被打，欺負他的那個人說你如果剃了光頭，我就放過你。還有人上著課突然站起來要和老師掰手腕，也有人把女生拖進男廁所，蠻多這種事情的。

霸凌我的是校外的人，在離學校很近的地方發生的。班上有個男生喜歡我，他經常混社會，校外一個女生喜歡他。可是我和那男生沒有半毛錢關系，混社會的女孩兒就嫉妒，放學在學校門口和她的太妹朋友們堵我。她們不會非常明顯地把我架出去，就簇擁著說我們去聊一聊，把我架到人很少的地方，然后扒我的衣服、打我。總共三四次，很大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那幾個女生的名字我至今都還記得，但我不愿意公開她們的名字，因為我不想她們經歷我所經歷的人肉和網暴。

回家洗澡的時候我會把浴室門鎖上，不讓媽媽進來，怕她看見我身上有淤青和傷痕。媽媽對我的愛是給吃給住，但我在外面受了傷害、回家明顯是狀態不對的，媽媽看不出來。我和媽媽講過，希望多一點關心，還沒有說因為什么的時候，她就說，我養你養出罪來了是吧？當時是鼓起了很大勇氣想要求助的，結果被懟回去了。我記得是在陽臺上面，當時我說那我就這樣跳下去算了吧。

后來放學我就不敢回家，躲在學校廁所里面等到天黑，覺得那些人堵不著我就會走，我才敢悄悄回家。媽媽問為什么這么晚，就回答老師多補習，或者吃麻辣燙了。

我發微博以后，媽媽第一次知道我被霸凌。她給我打電話，第一句話是，這樣寫，你讓我和弟弟、我們家里人怎么辦？你這樣是放棄了我和弟弟，然后說媽媽給你磕頭了，不要寫。當時我整個人就崩潰了。這是她人生第一次知道我十幾年前在外面遭受了這些，她一直覺得我在學校挺好的。

后來我很努力讀書，考上一個很好的高中。我會打拳擊，從高中開始就練習，就是因為初中被霸凌了之后想要保護自己。我在肯尼迪學院開設了一個拳擊俱樂部，每周會帶著同學們練拳擊，后來發現越來越多的女生同學愿意加入。關于女性處境，我也參加相關學習小組，學習遇到霸凌和性騷擾該怎么去介入，因為很多情況下，這種事情發生的背后是一個系統性缺失，哪怕有一個人站出來，事情就會被停止。

◎蔣雨融帶哈佛的同學練拳擊入門

演講后，我在微博上寫了自己遭受過霸凌的經歷。后來有同樣經歷的小孩兒和家長給我發私信。最新一條是小紅書上，一個13歲小男孩的媽媽發的私信。小孩在學校被5個比他高大的男生長期霸凌一學期，就在操場邊上。家長過了一學期才知道，嘗試著和欺負孩子的對方家長溝通，和老師去溝通，結果換來的是，之后那幾個學生更加肆無忌憚地霸凌那個小男孩兒。

現在那個小男孩兒已經休學在家了，才13歲。他媽媽看到了我微博的內容，把演講和聲明都給小男孩看，小男孩說我現在就是他的人生偶像。那個媽媽說很感激也很心疼我。我當時正在回憶自己被霸凌的事情，已經哭得不行了，但還是發了幾條語音回復，想給小男孩一些勇氣和鼓勵。

我非常矛盾，如果要出來發聲，要放棄很多東西，比如放棄我的隱私，講霸凌要把自己的傷疤重新再掀開一遍。這里同時也有一個所謂“背叛”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學校（青島65中）出來接受了采訪，如果我再出來說霸凌的話，相當于和它們的說法是不相符的。

我一方面想對自己保持誠實，另一方面說出來意味著我背叛中學。我本來可以過著很安穩的生活，但這意味著錯過在公共空間發聲的機會，而且我會擔心，如果我沉默，相當于默許和同謀，挺煎熬的。非常多兩難的決定，仿佛是要在一個錯和更錯的選項中間去選擇。

其實像我爸爸也是，如果我想要更細地講述家庭環境，怎么成長，也是要去放棄我的父親。我大學之后，爸爸和媽媽的關系漸漸緩和了，爸爸就回歸家庭了。我現在還有了一個弟弟，慢慢在和解，與此同時爸爸其實一直在對這個家提供經濟支持，媽媽又和他有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而我又和媽媽感情是連在一起的，為了所有人都好，我想修復一下父女關系。

初中的時候，爸爸對我們很不好，會酗酒，甚至有一次我拿著刀在廚房對著他，保護媽媽，怕媽媽再次受傷。但他們現在依然在一起。他們關系非常復雜。

弟弟小我很多。爸爸時不時回家，出現一下。到了大學之后爸爸回歸家庭，拍一個家庭照，就是網上他們人肉出來的那一張4人照片，很卑鄙，我弟弟還是一個小朋友。但你仔細看那張照片會發現，爸爸其實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

我的父母，他們一次我的畢業典禮都沒有來過，這次哈佛畢業典禮演講這么大一個事情，同學們的爸媽都是從世界各地專門飛來看的。為了看我演講，好朋友都專門從歐洲提前飛美國。我爸媽連視頻都沒有打給我。

我提了一下畢業典禮要演講，但媽媽說，弟弟要上學，要照顧弟弟。甚至也沒有嘗試能不能給弟弟請個假，一起來看姐姐演講。父母目前的經濟狀況是可以負擔簽證和來美國的費用的，雖然機票有點貴，但不會說成為考慮不來的阻礙。他們知道哈佛是一個什么樣的學校，所以我爸很榮耀，會把offer發出去，把它當成一個炫耀的獎杯，你看我的女兒上哈佛了，你看我的女兒要在哈佛演講，但他們不在意我的感受。

演講以后的第二天中午，視頻評論里就有截圖說綠會的事情。但這個事情坦坦蕩蕩的，沒任何問題，是一個非常正常的實習推薦信，過了半天，莫名其妙、越鬧越大。

綠會說要發個聲明，我不想再公開回應。爸爸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人，有很多的社會情懷，公德很好，私德很差。爸爸過去工作離職拿到一筆補償金，連著自己的積蓄捐了好像100萬給綠會。捐這么多錢不是因為他真有錢得不行，而只是因為他愿意捐很大一筆錢給一個公益組織，他想行很多善，可能是為了彌補自己對家庭的各種不堪。綠會給了爸爸一個榮譽頭銜，屬于志愿形式，他既沒有拿過綠會的工資，也不是國家公職人員。

我大學的時候，爸爸應該是想彌補過去對我的虧欠，說他也在里面做事，你要不要也來申請實習，父女可以多一點接觸。于是大學四年我就一直在那里實習，做了很多工作，負責文件翻譯和會議協助，他們出具了一個推薦信，這種推薦信是所有實習生都可以拿到的，但最后申請哈佛因為上交推薦信數量有限制，就沒有用上。（注：關于蔣雨融向哈佛大學提交的申請材料中是否有來自綠發會的推薦信，鳳凰網已郵件向哈佛方求證，目前暫無正式回復）

后來綠會從爸爸那里聽說我上哈佛了，還問他要了offer，爸爸就把這當作一個值得炫耀的獎杯轉發過去，發了一個微博。非要強行發這樣一個東西，我也不好說那你把它撤下吧，就很駁人面子，當時也覺得其實沒什么，結果現在就搞成這樣。

但無論小學、中學怎么樣，我的確是靠家里的錢在海外讀了本科，這已經比絕大部分家庭要優渥很多了，我也清楚意識到自己的這些家庭條件。

去英國和美國念本科4年是爸爸負擔的。但一路走來我堂堂正正，沒有弄虛作假，進哈佛也沒有走后門。但和我初中很多同學相比，我的家里確實能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持，讓我接觸更廣闊的世界。這些差距是真實存在的。

但我想在經濟上迅速和家里脫鉤，因為老是被威脅要斷生活費。我本科去了他們不想我去的學校，選了他們不想我去的專業。我的專業是政治哲學經濟學，他們覺得是一個很難去找工作、一個不切實際的專業，就非常反對。之前父母想讓我去倫敦政經LSE，然后我想去華威大學，父母就用斷生活費威脅我，后來我轉學去美國杜克，父母又斷生活費，讓我回國，不要上學了。不過他們本科沒有斷過，但總是會把這個事掛在嘴邊，所以我一旦開始工作就想迅速擺脫經濟上對父母的依賴。

很多人質疑我只工作三四年，是不是真的可以負擔這么高昂的研究生學費，但他們不知道當時我在北卡羅來納州瑞士信貸銀行工作的時候，我租的那個小破屋子一個月400塊美元租金，沒有夸張。我的錢除了一個月400塊房租，還有伙食費之外，其他都存起來。

那是一個糟糕的社區，門口經常會有奇怪的人晃來晃去，甚至半夜來騙我開門，問要不要我把垃圾給他，他可以替我扔垃圾，問自己的車壞了，能不能出來幫他看看怎么回事。當我拒絕開門，外面的人也不會再去敲鄰居的門尋求幫助，而是直接走掉了。

那個社區可以給我提供非常廉價的網絡，因為那個社區屬于一個貧困街區，政府會補貼網費。那個社區里面，周圍是一棟棟磚房，一個一個小屋子連著，屋子是個小開間，里面有一張床、一個冰箱。我一般不太在家，疫情期間一直在家的時候很痛苦，因為沒有辦法出門。

在哈佛讀書的生活其實也是窮困潦倒、非常拮據。在這里我所有的家具都是撿的，本科生學院開學前會有一些舊的、破的家具清出來堆在宿舍外面準備被收走，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推回自己的房間。學校也經常會有免費的午餐，就是開什么會議，結束之后給賓客提供的飯菜沒吃完，我就會去蹭那些剩下的午餐，這樣就不用自己去食堂買飯了。

◎2023年8月哈佛剛開學時

蔣雨融從學校雜物堆里撿來椅子和垃圾桶推回家

食堂買飯是按斤稱的，如果要去食堂吃我們就會帶一份白米飯，因為白米飯最壓秤了，只去食堂買肉和菜。有次我們去超市買東西，回家的時候紙袋破了，一加侖的牛奶摔裂了，不斷在漏，牛奶要3.4美元一桶，我們就努力地想喝掉它。后來回到車上把幾瓶礦泉水倒了來裝牛奶，這樣可以省一點牛奶。

實際上我班上的大多數同學都是這樣的，大家都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經常同學聚會時有人脫下鞋子，發現襪子上有洞，然后大家相視一笑。

我之前沒有太注意畢業演講這件事，快畢業的時候課業繁重，其實我看漏了郵件。但3月有一天經過學校的走廊看到一個申請畢業演講的海報，我才去報名的，那天離截止時間只有24個小時了，當天晚上我本來和同學約飯了，結果全部都推掉，花了一個晚上寫演講初稿，這個初稿和終稿看起來差別挺大的，比較粗糙。

一共有三輪篩選，第一輪是提交個人材料，然后兩輪面試。3月份是提交材料的的最終期限，最后定下來是4月初。碩博生都可以申請，每年會有大概三四百個同學參加申請。郵件不會告訴你需要達到什么樣的要求，演講有什么標準，也不會要求學生講什么主題、怎么樣寫稿子，但歷屆畢業演講學生的話題，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和成就，學校也都會留意。

學校也會開設和演講有關的信息分享會，告訴我們什么樣的主題最能和觀眾產生共鳴，告訴我們學校不太想看到全程都是“我怎么怎么樣”的故事，而是希望演講內容是可以和整個社群或者是學校圍墻之外的人產生共鳴。

即便是4月初定下我演講，稿子也還是在一輪一輪修改。我的演講標題原來是《守護我們的人性》，發在了校報上，后來實際講的時候改成了《我們的人性》。

演講那天，從臺下走到臺上這段距離，我聽到了同學和老師的歡呼。男朋友是我人生里最大的拉拉隊長，他跟我的同學說我的家人不會來我的畢業典禮，所以希望他們在我上臺的時候大聲呼喊我的名字，這樣我的父母在視頻里面也可以聽到。全校4萬多人，我可以很清楚聽到他們的歡呼我自己的名字，從肯尼迪學院的角落里面傳過來。學院同學每個人是手拿了一個藍色的地球儀的，因為我們來自世界各地。

◎2025年的哈佛畢業典禮上

肯尼迪學院學生起立舉起地球儀喊著蔣雨融的名字

我講完下去的時候感覺有點疲憊，因為情感上有點大起大落。當時男朋友就和我說，你可能只能戴墨鏡、帽子才能回家了，因為每走一步就會有認識不認識的同學和家長來祝賀幾句，走回家15分鐘的路可能走了快兩個小時。那一刻感覺就是挺被這個社群愛著的，蠻神奇的經驗。祝賀我的人是各種各樣的人，完全不同的學院、不同的膚色、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收了好多好多的花，一捧一捧的，很沉很沉。當時是我男朋友在后面抱著花，手臂差一點抽筋。

我對自己的稿子是非常滿意的，每一句都言之有物，不然也不會在全世界范圍里面有這樣多的共鳴。如果只是一個空空的文本，沒有靈魂的話，是沒有辦法獲得到現在這樣影響的。

后來我們和哲學教授討論過演講引發的爭議，他很心痛，眼淚都要掉下來。有人在評論里問，為什么不為被遣返的留學生發聲、不為反戰發聲、不為中美關稅戰停止發聲。最一開始落筆的時候，我就希望演講是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所以我不會對某一個具體的事件去進行對話。現在各種各樣的媒體找我，很多人能夠產生共鳴，也側面說明了，稿子其實也在和這個時代對話。

演講之前，其實我有預料到會有質疑、攻擊的聲音，只是沒有想到是這樣鋪天蓋地的。最開始預料到攻擊更多來自美國這邊，尤其是保守黨這邊，像MAGA群體（指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政治理念的群體，其核心口號為"讓美國再次偉大"）。因為演講內容講的是國際化視角的全球化敘事，整個立場是和哈佛完全相符的。說實話，某種意義上我還是挺想要MAGA能夠聽到，把他們囊括到我的觀眾里來，雖然我知道很難。我當時寫的時候想說我怎么能夠去團結越來越多的人，而不是要把不同意見的人分離和異化出去。

對我來講，稿子某種意義是我個人在文學上面的野心。當時斟酌的時候，感覺如果要加具體的事件、具體的人，可能會去異化很多人，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我覺得在畢業典禮上我最終的理想是把所有人都unite起來。

說到理想化這個事情，我覺得畢業典禮上還不理想化，你什么時候理想化？如果要去提出一個具體的解決措施，我本來也是政府學院的，我就去寫一篇論文了。其實在做這個演講之前，我特意找了兩個憤世嫉俗的同學，在他們面前試講了一次，他們也覺得很好。我是知道自己是在說什么的。

我的稿子最開始用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告訴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全球化。這個和洗衣機有關的故事里本來還可以塞更多的國家，我在MPAID國際發展這個研究生項目里其實學到最多的東西就是這個世界真的非常大，77位同學們來自32個不同的國家。

說實話，我來肯尼迪學院之前都不一定能夠掰著手指頭說出來32個國家和它們的首都，但是現在的話，我都可以了。班上同學關系很緊密，第一年所有的課每個人都要從早到晚坐在一起，還會一起出去玩，大家很了解彼此。

我們班上的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是真的想要為人類做貢獻的那種。演講里面出現的那個從坦桑尼亞打電話給我的泰國同學，畢業以后要回泰國，今天要告別，他在告別的時候哭了。他最近哭了好幾次，一個是聽我演講哭了，一個是想到未來的人生規劃又哭了。那個同學家庭條件也不太好，之前在麥肯錫工作，后來讀書，他的理想一直是去幫助泰國的農業，因為泰國農民有非常多非常高的負債，他想回去幫助泰國農民在價值鏈上面往上走，但這種工作就意味著工資很低。他畢業時還有另外一個offer，是在百事可樂做高管，收入很好。他一直糾結去哪一邊工作。最后他還是選擇去做那個幫助農民的工作。

◎蔣雨融演講中，從坦桑尼亞給她打電話的泰國同學

實際上我的研究方向除了哲學之外，也是要解決一個很具體的問題——蒙古的電力改革。當時我是在蒙古總理辦公室，當地很多發電站是從蘇聯時期繼承的。蘇聯解體，蒙古也自由化市場化了之后，沒有加太多的發電站，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用電的需求越來越增加，出現了電力短缺，目前缺口是21%，主要依賴俄羅斯和中國的進口。但是當俄羅斯要提高電價，它們沒有可以去談判的能力，所以電價提高了，當地的通貨膨脹也會提高。我畢業論文的研究方向是怎么把蒙古的電力市場從設計架構上開始調整，把現在的單一購買者制度轉成一個半市場化的形式，讓市場的結構更加透明、吸引外資。

寫作演講稿的過程，其實是我對過去兩年學習和思考的一個總結。比如，我和哲學教授一直在上一對一的課，他最后花了半個多學期帶著我去讀蒙田。蒙田是15世紀法國思想家，我一開始還不太能夠理解，他是一個行文非常散漫、想到哪里寫哪里、喜歡反復修改自己文章的人。那個學期世界在極速變化，戰爭（比如印巴沖突），特朗普政府和高校的沖突，我才開始慢慢理解蒙田。他活在一個充滿著暴力、瘟疫、宗教戰爭的時代，人們毫無理由互相殺來殺去。他總是在表達，當你生活在一個非常混亂、充滿著沖突的世界，怎么去守護好自己的人性，這后來成了我的演講主題。我們這個時代，某種程度上是有些類似的，在這個世界都在互相攻擊的時候，我們都會被身份和立場拉扯。

畢業典禮的前一周，我正好是在巴爾干半島的北馬其頓訪問，差點回不來。當時我們正好在北馬其頓的奧赫里德湖旁邊，第二天要去見副總理。準備點晚餐的時候，突然收到消息說哈佛哈佛大學的學生和學者交流活動的身份認證被取消了，這就意味著我們國際學生的合法身份沒有了，起碼是有風險的。

那個時候，我已經是被選作畢業演講代表了，我非常想回學校，很焦慮，但當時正在點菜，我又想趕快查一查這個湖里什么魚是最好吃的。這很搞笑、有點荒謬，在一個動蕩的時刻，人還是本能去守住自己的生活，不去讓政策變化影響得一團糟。

我暫時回應得差不多了，關于霸凌和家庭情況，對于個人和家庭內部而言都是非常復雜，很難幾筆就講清楚的。這次的事情可能是個契機，演講后的第五天，爸爸媽媽從崩潰直到開始反思之前對于家庭的傷害。爸爸在家人群里發了很長幾段語音，他說，“爸爸在這里誠心向你表示道歉，對爸爸年輕時對你成長過程中的缺位真誠地懺悔和道歉……還有媽媽，我也請求你原諒我過去年輕時候做得不好的事情……”

爸爸現在又開始想要彌補我和媽媽……我感覺更復雜了。